國務院曾經批復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與財政部設立“共管賬戶”接受歷史形成的巨額掛賬。
1999年開始，信達、華融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奉命處理四大商業銀行上萬億不良資產，十年后這些“壞賬銀行”又借市場化跳板把更多賬單塞進國家手中，如此輾轉騰挪的后果便是，壞賬不減反增，全體納稅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仿照“信達模式”設立共管賬戶的性質，就必須知道中國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
亞洲金融風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決定將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1.4萬億元的巨款壞賬果斷剝離，對口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以求換得金融業和整體經濟的輕裝改革。財政部作為唯一股東向每家公司注資100億元，并擔保四大AMC從央行獲得6041億元再貸款，再向四大國有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行8110億元金融債券，以此按1:1的對價購買不良資產。
在華爾街，處置不良資產的公司往往被稱為“禿鷲”，他們靠那些“腐肉”為生，也替整個經濟體清理垃圾。而這批中國金融“禿鷲”的設立目標也是為了在十年存續期內“最大限度保全資產和減少損失”。
央行行長周小川曾說，首次剝離的1.4萬億不良資產“50％是各級政府行政干預導致的，30％是為了支持國有企業，剩下的20％才是銀行自身經營造成的。”簡單說，AMC的成立就是給中國金融業向市場經濟轉軌“擦屁股”的，正是這四家“壞銀行”的存在讓四大國有銀行有了成為“好銀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開數據顯示，AMC累計處置不良資產1.21萬億，占接受總額的83.5%，現金回收約2110億元，回收率約在20%左右。對于資產管理的十年成績，外界褒貶不一。盡管處理不良資產是個高技術難度的活兒，盡管四大國有銀行中工行、建設銀行雄踞全球銀行業賺錢能力前兩位的成績表明當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時間換空間”決策的正確性，但20%左右現金回收數據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銀行系統不良資產還有1萬多億元，只是從商業銀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慮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時從國有銀行借調了工作人員，回收現金的費用率在8.65％。AMC前期將相對優質不良資產處理完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費用卻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員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塊錢你只能拿1塊錢獎勵，而制造100塊錢費用你可能拿20塊錢回扣，你選擇哪個？”甚至出于十年存續期結束后前途未卜的擔心，不乏有的AMC留著不良資產賺其他業務的錢，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運作期間，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將至”的時間壓力讓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庫存為目的實施“大甩賣”。曾參加過AMC資產包拍賣的業內人士稱，因為經濟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資產如果必須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處置完成，坑定會導致“賤賣”。他還透露，AMC為防范與私人交易時的道德風險，更傾向于賣給政府，價格自然也壓的很低。
最為極端的例子發生在2006年，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沈陽辦事處將18.67億國有金融不良資產低價轉讓，價格不足債權的1%。購買人隨手僅靠其中一筆債權（約占總額1.4%），不僅收回了1800萬的投入還另賺800萬元。有業內人士甚至將之指斥為“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行為。
事實上，AMC擁有不良資產處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資產折扣權，但回收率并沒有硬性指標，運營損失由國家承擔，這其中就產生了“尋租”空間。
2005年初，國家審計署披露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現已被查出各類違規和管理不規范問題資金700多億元，發現案件線索38件、涉案資金67億元。
時任審計署長李金華在通報中指出，一些AMC財務管理松弛，虛報、挪用回收資金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采取虛報冒領、截留收入、虛列費用等手段，將資金用于發高額工資及獎金補貼等。
監管機關還注意到，回收資產最大化及處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沒有被放在AMC日常業務最重要的位置。憑借手握上萬個企業的債務處置權，AMC建立了涉及租賃、證券經紀、不動產和信托業務在內的分支部門，華融官網曾顯示它擁有300家企業的股權，旗下擁有10家金融平臺公司，2009年利潤同比增長102.9%。
但是，所有AMC的業務信息包括最為重要的資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開。《紅色資本主義》作者卡爾•沃特直言，從不良貸款被剝離出銀行資產負債表那一刻起，政府和這些資產管理公司間的資金流動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總結“壞賬銀行”過去十年，明顯特點就是在上萬億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上“成效不大”，壞賬只是挪了窩但錢并沒清算。更為嚴重的是，AMC在十年運營中本身又再不斷產生新的欠賬。據統計，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剝離不良資產，央行提供給AMC的再貸款高達1.2萬億；AMC向四家銀行發行的8110億元債券10年后也無法償還。
也就是說，4家AMC政策性業務回收的現金在扣除各項費用之后，絕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貸款和金融債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夠償還本金的微乎其微。以華融公司為例，銀監會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末，華融公司共回收現金543.9億元，而同時期，華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計應付金融債券利息389.16億元，同時向人民銀行支付再貸款利息45.78億元，還有累計費用支出為28.91億元，三項合計已達463.85億元。
老賬還沒處理完，超過萬億的政策性業務虧損掛在了AMC的賬上，這就是“壞賬銀行”十年后所面臨的尷尬現實。不過在選擇AMC選擇后續改革路徑的時候，事業單位政府“管飽”的優越性再次體現。2009年建設銀行宣布持有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2470億債券延期十年；隨后中國銀行業跟進延期債券10年，利率維持年息2.25%不變，財政部繼續對債券提供擔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億再貸款則停息掛賬。正常情況下央行為保障資產負債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筆債權就該相應的鈔票。每還一筆錢，也要注銷一筆基礎貨幣。掛賬意味著左邊AMC不用再償還貸款，右邊也不再縮減貨幣，流動性停留在市場上，就有可能導致全社會的通貨膨脹。
類似上述政策“管飽”落實到具體資產管理公司，就產生信達向市場化轉型時的“共管賬戶”。2010年，國務院批復信達與財政部共設“共管賬戶”，將歷史上形成的2000多億元巨額掛賬損失剝離至此賬戶，存續時間初定為十年。
“共管賬戶”本質上用未來的收益來還當前的欠賬，做法是將剝離的不良資產置換成優質資產，財政部向信達發放等額付息債券，以其作為信達唯一股東未來預期可獲得的分紅以及所得稅減免部分歸還。引入“共管賬戶”方案后，財政部作為不良資產的債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現金化解損失，而信達的財務報表將變得干凈甚至“健康”，最終新帳、舊賬都留給了未來。
2010年《證券市場周刊》撰文指出，從AMC接收不良資產開始，所謂“政策性收購”就是個數字游戲。十幾年后，AMC欠央行約1萬億，欠四大國有銀行8200億，原購入的1.4萬億不良資產只有20%現金回收。無論這些欠款是進入“共管賬戶”還是債券延期、停息掛賬，都不過是在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換右兜”。
但債務就是債務，企業核銷要靠利潤，財政核銷要靠納稅，央行核銷要靠通脹。
這些壞賬隱藏在中國的GDP效益中，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的泡沫。僅以“共管賬戶”剝離剩余壞賬的做法匡算，如果后來的長城、東方都仿照信達、華融的方式操作，未來十年近萬億不良資產還是處理不掉，最后的結果分攤到全民每個人需要為此掏出將近1000元。而據西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野華的測算，包括農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國金融漸進式改革成本已累計3.2萬億，若一次性核銷，2009年中國GDP總量的10%就沒有了。
凡是資本運作，必定有群體為此支付代價。央行與財政部不是創利企業，由央行和財政部承擔不過是由納稅人承擔成本的隱諱說法。分析中央財政拯救銀行壞賬的具體方法，也可以證明是如何為壞賬買單的。當壞賬積累的一定程度，銀行只有用自身利潤核銷壞賬才是直接支付。若國家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就相當于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隱性通脹的方式攤薄所有人民幣使用者的福利，以鑄幣稅的方式搜刮國民以填補銀行的無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是由中央財政擔保的，這種隱形擔保的形式雖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買單，但最終是由中央財政間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貸款雖然目前已停息掛賬，最后也還是通過流通領域的通脹造成物價上漲，民眾買單。總的來說，起初的銀行不良資產經過AMC處置后并沒有減少，如今通過市場化改革又再塞回財政體系，壞賬在被轉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時仍然在被放大、被惡化，最終接盤的只能是全體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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