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以死推動《勞動法》進步”，它可以是矛頭直指權貴，壯烈而雄渾；它亦可以是焚身殞命，遺憾但偉大……
總之，無論如何，它不應是揮刀向更弱者，讓不知情的無辜群體作為某一個個體進行政治表達的陪葬。
這不是革命，也就不可能壯大革命隊伍。
從歷史看，韓國的全泰壹同志就是正例之一。
上世紀60年代，樸正熙治下的韓國開始轉向出口導向性經濟，從此開始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大批農業人口往新興城市和大型出口財閥涌入。
這被稱為「無計劃進京」（??? ??），又被稱“盲流”。
這與我國90年代開始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十分相像。
六七十年代的韓國農村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下，大規模的工業化伴隨相應的是快速的農民無產化，配置世界級的加工企業需要大量吸收和榨取工人的勞動，并通過“新圈地運動”不斷的制造農民貧困，讓農民單靠種田就無法生存，同時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如化肥農藥等的價格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成本加大。
在此情況下，農民無法通過種田養活自己，故大量涌向城市。
1966~1975年間，大約有510萬韓國人從農村地區遷居到城市，1975~1984年間又遷居了590萬人。
加起來，在韓國工業化的頭二十年大約有1100萬人離開農村前往城市，農村地區的年流出率為4.7%，轉移的人口總數占韓國農村人口的60%。
根據《京鄉新聞》的報道，那時漢城火車站附近每天都能增加幾十個「無計劃進京者」，年齡多為15至20歲，女性數量比男性多，常有被騙甚至淪為娼妓的事情發生……
從政客們好聽的話說，這些韓國的新工人都是“漢江奇跡”的創造者，然而盛世之下的螻蟻，命運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1960年，樸正熙下令解散了韓國所有工會，污蔑其是“北邊傳來的東西”。
隨后，樸總統控制的韓國中央情報局（KCIA，純粹模仿美國爹的玩意）“精心挑選”了九名勞工，組了一個“九人委員會”，用來重建韓國工會。
這，不就九只工賊嘛。
不到十天，“大韓勞總”成立，然而這只不過是隸屬于政府機關的一個機構罷了，根本代表不了韓國工人的意志。
更不要說，樸正熙的中央情報局幾乎將觸角伸到了韓國各個工廠的內部，“任何人不得阻礙國家經濟的騰飛！必須努力工作！”
后來1980年全斗煥上臺后，又對這個已經十分政權化的大韓勞總及其下面的工聯和工會進行了改組整頓，并將全國所有的勞資糾紛納入法律裁決框架之下。
同時，1980年全斗煥又策劃了《勞動協議法》的修改，規定禁止工人同時參加多個工會組織、禁止工會的政治行動等“四禁”，這實質是從組織上和法律上使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非政治化。
東亞勞工研究的前驅之一、以十年時間完成經典之作《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的具海根（Hagen Koo）就曾這樣說：
我無法在勞工困境中，贊揚所謂的‘經濟奇跡’。
70-80年代中期，韓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生存需要的50%-60%。
工業事故的高發率更是駭人聽聞，僅1978-1980年間就發生12625起工傷事故，是同期日本的十五倍。
在一系列的悲劇中，最為讓韓國工人心碎、也是在當時與國際共運在東亞的高潮相呼應的，就是1970年，年僅22歲的縫紉小哥全泰壹的自焚身亡。
1964年，16歲的全泰壹在和平市場一家名為“三一社”的縫制廠打工，當時首爾清溪川6街和平市場有五百多家小型縫制廠，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工人們卻未能得到相應的收入。
60年代后期，在和平市場約有兩萬多名工人干活，其中80%至90%是十幾歲的女工。在伙伴病了或全身痛的時候，全泰壹還用自己的錢為她們買藥。
當時，全泰壹根本不知道《勞動基準法》，直到1968年，全泰壹得知國家為了保護勞工而制訂了有關工作時間等方面的規定即《勞動基準法》，立刻決定依據這一法令改變目前的情況。
1969年6月末，在和平市場干活的十多名工人聚集在德壽宮附近的一家小餐廳，他們都是“傻瓜會”的成員——一個在全泰壹的帶領下成立的親睦團體，以“傻瓜”自嘲工人被剝削的可憐，開始集體學習《勞動基準法》，想要為改善勞動環境而努力。
1970年9月，傻瓜會會員又聚在了一起，對清溪川一帶的勞動環境進行調查后，向勞動廳廳長進行了投訴。京鄉新聞社還大肆報道了他們向勞動廳投訴的消息，引起了巨大反響。
但是，他們的工作環境仍然沒有獲得任何改善。
傻瓜會數次向勞動廳投訴，并向雇主提出要求，卻如石沉大海。
走投無路之下，全泰壹選擇的最后一個方法就是舉行“《勞動基準法》火刑式”。
1970年11月13日，作為工人代表和資方和政府談判未果，全泰壹手握《勞動基準法》在和平市場當眾自焚，希望喚起大眾對于勞工的關注。
他留下的遺言是：
我們不是機器……不要讓我白白死去…勞動法就是一張廢紙！
全泰壹的死，掀起了全國勞工的怒火，給韓國社會帶來了強烈的沖擊波，尤其是喚醒了知識界，使他們注意到出口加工業的黑暗面，讓許多大學生投身到工人隊伍之中。
而最直接的效應，是激勵了整整一代韓國勞工的抗爭運動，在韓國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種子，成為韓國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征。
到今天，全泰壹紀念館更是顯著的政治地標，他的祭日也被稱為“工人日”。
2020年，全泰壹逝世五十周年之際，文在寅還曾追授他國民勛章。
在全泰壹生前，他是給身為總統的樸正熙寫過一封信的，但杳無音信，這沉痛打擊了他對政府的信心。
信的內容如下：
尊敬的總統閣下：
您身體安康嗎？我是一名從事產品（成衣）工作的裁縫。
您是我們的生命之源。我們高度尊敬您在 5·16 革命后成就的一切，此后也會一直尊敬下去。關于「三選改憲」，您做出了我們難以體會的犧牲，我們深深感激您。您有耐心、智慧和勇氣，我們國民將以尊敬和信賴，把大韓民國的十字架交給您。
我是住在首爾特別市城北區雙門洞208號2通5班的22歲青年，職業是成衣系統的裁縫，有5年的經驗。我的單位是市里東大門區和平市場，是亞洲最大的成衣企業之一，有將近2萬名職工。我們被分到4棟大樓里做工，每個廠大約有30個人。
我們都很清楚這是適用勞動法的企業，但我們根本得不到勞動法的照顧。
況且，超過2萬的職工里，90%以上是女性，她們的平均年齡是18歲。
就算沒有勞動法，作為人，怎么可以要求女性每天工作15個小時呢？縫紉的活是最苦的勞動之一，女性難以忍受。并且，在兩萬多人中占40%的見習工，是平均年齡15歲的孩子，對發育期的他們，是不可恢復的致命傷害。
他們全都是窮人家的孩子，為了戰勝饑餓和貧窮，領著90至100韓元的日薪，每天工作16個小時。
面對善良的他們，社會實在太冷漠了，我不得不在這里懇求您！
在受更多傷害之前，請保護這些純凈善良的孩子。在勞動法里有對兒童的保護，但為什么不能遵守？
也許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面貌，但等這些孩子長大了，社會將變成什么樣呢？勞動法是我國的法律。是對應我國現實來做的，是我們的法律。我認為，在不合身的時候，應該努力適應它。
但現在的企業主怎么樣？把法律當作什么奢侈品，不讓員工靠近。
作為熱血的青年、身處此境的裁縫，我實在不能接受殘酷的現狀。我為了改變這個現狀，曾找到勞動廳和市政府的勞動主管，口頭要求他們監督。勞動廳也派人來調查，但沒有任何對策。
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各休息一天。公務員每周工作45個小時，而15歲的見習工被每周98個小時的苦工摧殘。熟練女工平均年齡20歲，工作經歷6年左右，大部分有眼疾、神經痛、胃病。因為呼吸道疾病、肺結核，許多熟練女工感覺不到生活的改善。
按照勞動法，企業應當給員工檢查身體，但企業主違法而行！一個廠的30多個員工，只有2—3人在和平市場有限公司指定的醫院里接受形式上的診斷。
在拍 X 片時，里面根本不放膠卷，事后也沒有任何處方。是因為企業主需要負擔每人 300 韓元的體檢費嗎？還是因為大家都健康？為了國家經濟發展，這是沒法改變的現實嗎？
請速速保護身體精神上弱小的女工，這些純真的孩子，只要能到「不嚴重影響他們健康」的程度，就很滿意了。
您是國父，就是我們的父親。作為兒女，我們告訴您痛處。如果不告知痛處還埋怨父親，就違背道理了。
我們的要求是：縮短每天 14 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希望減至每天10—12個小時，每個星期天休息；認真給職工做體檢；對見習工每天70—100韓元的工資，至少漲薪 50%。
我發誓，這絕對不是無理的要求，這是作為人最小限度的要求，企業一方也充分可行！
全泰壹上一次映入中國網民的眼簾，是在2021年1月11日，47歲的外賣員劉進，點燃了澆在身上的汽油。
眾人勸他去醫院，他卻聲音微弱：
不去，我要我的血汗錢……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這讓無數國人想起了韓國人全泰壹………
劉進為什么選擇死，這不得不提他的雇傭單位將原先的6元/單改為階梯制：跑900-1100單為5.5元一單，1100-1200單之間為5.8元一單，1200-1400單為6元，1400單以上則為6.2元一單。
劉進的日工作時長約十二小時，但跑夠1200單突然變得吃力，這等于變相減薪。
2020年12月初，劉進想跳槽，可11月工資到手時，比預計的6000元少了整整5000元。
理由是：離職需提前一個月和公司打申請，而劉進急辭，每單只能按1.5元結算。
接下來便是長達十八天的討薪之路，直到自焚事發。
為了5000塊錢，一個男人選擇了結束生命。
如全泰壹一般，劉進家庭貧困，文化程度不高，這意味著他想不到更好的辦法去討要血汗錢。
他的妻子患有肝病，做零工月工資不足兩千。大女兒初入社會并無積蓄，小女兒剛讀大學，入學學雜費是親戚們湊的，他還有遠在老家的母親，需要定期匯款打錢。
劉進被送往醫院時，妹妹問他為何這樣做，他說：
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太累了……
相比于壯闊的自盡，抽刀向更弱者的無差別報復，往往不但不能夠實現進行本階級政治表達的夙愿，反而會給統治階層尋覓到維穩的理由，反過來撲滅原本十分合理的階級訴求、掩蓋原本十分清晰的階級壓迫。
由此，其實思考應當更深一層。
對底層的恐怖分子行之撻伐是一件極顯性且容易的事情，那么，對那些掌握著權力、財富、知識、文化、不凡的素質、優雅的氣質、法律的解釋權、高聳的地位等一切稀缺資源的人物，進行“請不要再打造誕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之呼吁，是不是對很多人來說便不那么容易了？
還記得去年的“陳志龍事件”嗎？將造謠生事者繩之以法實在是太應該也太輕松了，然而一樁人造的劇本式新聞竟可以引得全網共鳴共情呼應響應，這背后又說明了什么？
還是說回全泰壹與韓國吧。
為什么全泰壹直到今天依舊被韓國社會緬懷著？
90年代后期，投入新自由主義的韓國政府開始著手打壓工人，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政府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管(IMF)，謀求拯救國內的財閥（1997、1998兩年，韓國先后9家銀行、3個財團倒閉清算，受到的金融打擊比日本還慘）。
而IMF給出的條件之一，是要求韓國“實施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韓國政府便“借坡下驢”實施以整理解雇制為特征的勞工改革，鼓勵企業使用臨時工、派遣工……
到21世紀20年代的今天，韓國至少六成以上的勞動力都被雇傭臨時化，都有被瞬間裁員和拿不到正職薪資的風險。
列寧曾鮮明指出：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同當年父親漠視工人階級利益一樣，女兒樸槿惠2015年宣布進行的“勞動市場改革”同樣引發了全國性的工人大罷工。
九年前，樸槿惠打算以彈性、按表現計算的薪酬制度，取代按年資計算的制度，并將這些改革包裝為解決“青年失業率”的方案，一方面安撫青年，一方面保證選票。
此外，樸槿惠的智囊團還提出“300人以上企業員工的退休年齡延長到60歲”，這種延遲退休的手法不但令年輕人就業形勢難上加難，也讓在職工人的退休權益遭到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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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小姐為的就是迎合美韓貿易協定的勞動量，這與四五十年前其父親為了打造“漢江奇跡”而碾壓韓國工人的暴君手段，別無二致……
本文雖然以全泰壹為看似“正面榜樣”而開述，但從心而論，也僅僅是為了反對無差別報復社會而已……
事實上，在不分析為什么會誕生全泰壹式悲劇人物的前提下，便快哉快意討論全泰壹們究竟應該去自殺還是應該無差別殺戮，這實為一種更加血腥的維穩分化之術。
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解決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決辦法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工人從來不是單純為謀一份生計而流血流汗的，它應當是統治階級的一份子，是國家政權的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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