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這幾天，突然對“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殘忍的”這句話，有了更深的體會。
加沙的尸山血海，實在太過觸目驚心，種族滅絕進行時，讓人難以靜下心來，心無旁騖地看電影、聊電影——這本是我愛做的事。
我覺得，加沙在浴血，看電影是殘忍的。
有時忍不住想，中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認真的嗎？
如果是，顯然我們可以為幫助巴勒斯坦人民做更多的事，也可以為制止以色列的種族滅絕做更多的事。
況且，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出發，也沒有什么人是局外人。
如果任由錫安主義的以色列胡作非為，則馬丁·尼默勒牧師所揭示的邏輯就會重演——
“他們殺共產黨員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他們殺工會分子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
當他們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隨后，他們向天主教徒而來，我沒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后，當他們殺我的時候，沒有人說話，因為已經沒有人了……”
我們能夠想象一個錫安主義分子統治的世界嗎？在這樣的世界里，中國人的命運會比巴勒斯坦人更好嗎？
02
不過，生活還得繼續，在繼續關注加沙地帶的同時，有時候，也不得不關注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普信男”的話題。
“普信男”是脫口秀女演員楊笠發明的，專指那些各方面都普普通通卻仍然十分自信的男人。
這個詞觸怒了許許多多的男性。前幾天，京東請楊笠代言，結果引起眾多男性用戶的反彈，只好作罷。
有人說，這個詞涉嫌性別歧視，誘發厭男情緒，挑起男女戰爭。
也許是吧！
不過在我看來，“普信男”與其說是性別歧視，不如說是階級歧視。
因為，楊笠發明的“普信男”，把“自信”這個超越性的品格，直接和財富、以及某種天賦異能掛上了鉤。
這里，最重要的因素，無疑是財富。
試問，楊笠雖然口輕舌薄，但她會說王思聰是“普信男”嗎？
當然不會。
盡管王思聰各方面都泯然眾人，但他有一個特點，是楊笠不敢小覷的，那就是：他有錢，有很多錢！
所以，“普信男”話語的另一面是：如果你沒錢，哪怕你勤勞善良，誠實可靠，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幸福，你都不配自信，只能永遠卑微，永遠自輕自賤。
否則的話，就會被嘲笑，就是“普信男”。
“普信男”一詞的出現，其實折射了這樣一個現實：新資產階級，不僅已經在經濟上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統治，還要在文化上心理上建立自己的統治。
資產階級要依仗自己的財富，把一切美好品格，都說成是他們的專屬，進而使他們的對立面，主動地從內心深處掐滅任何“掀桌子”的念頭。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還有比馬克思說得更透徹的嗎？
03
記得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看過一部美國電影《愛情故事》。
影片開始不久，就是兩個男女大學生在爭論誰“又窮又聰明”，誰“又富又愚蠢”。
這兩句話，看似某種刻板印象，其實自有其哲理：窮人的孩子，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過早地參與到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等社會實踐中去，他們在這個過程變得聰明起來，通常比自幼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富家子弟要聰明得多。
這似乎意味著，即便是在美國，文化上的反動也還是有限的，還給窮人留下了一點喘息的縫隙。
中國，今天，怎么會這樣？
也許，正是因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文化上的反攻倒算一直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在進行，所以，中國才漸次從文化高地，變成了文化洼地。
脫口秀節目最近很火，我也喜歡。
脫口秀號稱“冒犯的藝術”，但如果是以冒犯已經被剝奪得一干二凈的窮人為得意，那就太沒有出息了。
什么時候，脫口秀敢于冒犯富人、權貴和帝國主義，那才會真正成為大眾的、人民的藝術，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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