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動作是很大的，對于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一個共產黨員，我對“意見稿”有一些建議。這些建議來自于一些擔憂。這些擔憂在我國馬克思主義者中應該是普遍存在的。
一、總體建議
總體上看，建議繼續修改“意見稿”，使這部法律在充分成熟后再出臺。如果暫時還不能確定是否成熟，就先不要急于出臺。如果一定要現在出臺，建議加上“試行”字樣，以利于法律的完善。原因如下：
第一，從哲學上看，對于民營經濟立法要更徹底地遵循辯證法的兩點論，即既要看到民營經濟的好的方面，也要看到民營經濟的不足的方面，不能忽視資本逐利的不良后果。這應該是這部法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哲學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說“唯物辯證法是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對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做出過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習近平總書記在談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時指出：要堅決反對資本無序擴張，對敏感領域劃出負面清單，加強反壟斷監管。同時，也要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促進各類資本規范健康發展。強調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指出近年來，由于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我國一些領域出現資本無序擴張，肆意操縱，牟取暴利，這就要求規范資本行為，趨利避害，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讓各類資本都不能橫沖直撞。他強調，要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要反壟斷、反暴利、反天價、反惡意炒作、反不正當競爭。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要資本有序發展。然而，“意見稿”對于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給予的筆墨是不足的，甚至沒有相關字樣。許多立法都是因社會存在的重大風險而立，而“意見稿”只提及“國家推動構建民營經濟組織源頭防范和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對于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只字未提。
第二，從法理看，任何法律都要遵守《憲法》，但是否真正在遵守《憲法》，并不只看它是否寫明遵守憲法或引述了憲法的某些條文，而要看它的實際內容和精神與憲法的規定是否一致。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規定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而目前，我國是否還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是存在爭議的，這種爭議的存在反映了我國的現實情況。從有關部門提出的民營經濟占據“56789”（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的比例看，如果這個“民營經濟”主要是指非公有制經濟，那么，中國就已經不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因而也不可能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出臺一部符合《憲法》精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是值得慎重思考的。從法律名稱和條文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的主旨是保護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而我國民營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具有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的經濟，而不是集體經濟。在中國是公有制經濟的汪洋大海的情況下，允許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當然是合理的；但現在，在中國已經成為私有制經濟的汪洋大海的情況下，其合理性程度應該如何研判？《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是不能違背的，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保證。民營經濟立法的內容和精神，必須確保而不能與《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規定形成實際對立，這是一個事關中國社會性質確定的重大根本性問題。
第三，從黨的政策整體看，不能因為有人說民營經濟占據“56789”的比例，就認為應該對此格局從法律上加以確認。否則，豈不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了嗎？豈不是讓現存來永恒化嗎？這是違背辯證法的，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重要任務是“努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他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黨中央已經明確提出了分階段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那么，距離這三個時間節點也只剩1年、11年和16-26年，民營經濟立法準備管多少年？總不能是個只管眼下的臨時立法。民營經濟中占主體的私營經濟發展，無疑會導致中國貧富分化持續化甚至加大，這是人所共知的現實，與黨中央提出的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客觀上是有矛盾的。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已有意見認為，人工智能發展進一步會加大財富兩極分化。“意見稿”文本對共同富裕的考慮是不足的。
第四，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屬性看，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共享型的社會，其經濟基礎應該是公有制。中國提出多種所有制并存、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確實搞活了經濟，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一方面，中國有更為優化的方法來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它也導致中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腐敗盛行。即使中國真正建立了親清的政商關系，資本私有者也會享有巨大的經濟利益。資本集團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后必然尋求政治權利，必然侵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這是防不勝防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使然。這樣下去，中國共產黨是否可能變成資產階級政黨呢？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會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呢？這種前景值得在該法律中加以防范。
第五，從社會與文化的關系看，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高道德的社會。道德的高低首先表現在不把私人經濟利益作為社會的基本驅動力，而是把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的基本驅動力。然而，“意見稿”所定義的民營經濟本身首先是以私人利益為先的。而私人為了獲得利益，很可能會不擇手段。不擇手段就會降低中國的道德水平。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產品是高質量的，而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我國出現了大量假冒偽劣產品，之后又出現炒地炒房，社會腐敗加劇。這不能不說與改革的方法策略有關。現在，“意見稿”對其上升為法律，是否會在文化、道德方面導致不虞的后果，缺乏適當的評估！有理由擔心，在當前對腐敗的高壓與高發持續并行狀態下，未來中國有可能被資本勢力推動形成類似美國政治獻金制度的合法腐敗制度的危險。
第六，從法律原則看，法律講究權利責任對等。民營經濟的權利是否與它的責任對等呢？億萬富翁的權利和他的責任是否對等呢？很顯然，按照毛澤東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道德標準來說，是不對等的。對此，“意見稿”應該加以充分的考慮。任何法律都不能對一種特定的對象只賦權，而不要求責任。權責失衡必然導致巨大扭曲。
第七，考察中國改革開放史，可以發現，中國的政策、法律制度有虛有實，虛公有制、社會主義的比較多，實私有制的也比較多。這類似或者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一手軟一手硬”的情況。這部法律是否也會導致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意見稿”起草應該不僅依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營經濟的論述，還要依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公有制、黨的領導、全過程民主、以人民為中心等等的思想，還要依據黨在歷史上所形成的被人民廣泛接受的先進思想。如果只顧一點不及其余，就會導致黨的思想的割裂，就會導致黨內外共識分裂，并且給國外以口實。比如，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也可以說，他們本來就是讓老百姓在民營企業中就業的，他們的國家也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甚至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只是比他們落后、腐敗和不公平。如何證明習總書記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值得民營經濟立法考慮。
第八，中國已經形成大規模資本。如果“意見稿”上升為法律，是否會給資本提供政治訴求的“橋頭堡”，逼迫執政黨做出更大讓步呢？是否會導致干部更加背離為廣大人民服務的“公仆”本質，而充當聽從資本召喚的“店小二”呢？難道從孫中山講“抑制資本”，到習近平講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都沒有現實意義和落實必要嗎？明眼人看“意見稿”，會有一種感覺，即它的起草受到了資本方的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
第九，中國目前這種商人可以賺大錢、官員只拿固定工資的格局是一種不均衡的格局：為什么民營經濟可以獲利，而官員、事業單位人員不能獲利，就只能甘于拿工資的生活呢？科學家也可以想，為什么我要做冷板凳，不去賺錢呢？現在，一些國家行政事業單位的人員，一面享受國家待遇、手握公共權力，一面個人兼職辦企業、合法掙錢撈錢，公權私用連反腐都沒法查；醫院等公益性單位就更不用說了，反腐都搞不下去；大專院校許多工科教授也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這樣的教授很難安心做科研和培養學生了。——中國應該批判性吸收硅谷模式，而不能全盤照搬。而官員如果想著賺錢，又怎么可能很好地去為人民服務呢？一旦“意見稿”上升為法律，中國政府、中國法律可能會進一步形成親和資本的意識形態，一些缺乏道德的官員就會緊密地與資本結合，以謀求財富，整個社會就會延續原來的全民經商、權力尋租、一切向錢看的格局，這種情況應該考慮到。
第十，“意見稿”如果上升為法律，要防止所達到的效果主要不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而是促進民營壟斷企業的發展，并且使得民營壟斷企業獲得法律特權。這是因為中國民營經濟已經不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了。許多中小民營企業已經死去，許多還在經營的民營企業也發現生意不好做了，只有一些帶有壟斷特征的頭部大企業才可能獲得更大發展。這種實際情況，就可能使這個“意見稿”在相當程度上失去本來的意義。
綜上所述，“意見稿”總體上還有待吸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既適應當下中國國情，又考慮中國蓬勃發展的新質生產力對社會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還要與黨中央制定的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分階段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戰略規劃接軌。否則，在其上升為法律之時，或許就是它過時之日。
二、“意見稿”的具體表述存在的問題
如果堅持現在就要出臺這部法律，那么，不僅要加“試行”字樣，而且需要注意“意見稿”的以下問題：
第一，第一章第一條和第二條應該位置置換，即把第一條作為第二條，第二條作為第一條。“意見稿”第二條表達的更為根本。因為民營經濟只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它必須為中國人民的利益服務。而促進民營經濟的法律的制定也應該是為中國人民的利益服務。
第二，“意見稿”決定設置“建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工作協調機制”。在建立這種協調機制時，應該吸取中國改革開放后設立招商部門的前車之鑒。過度強調招商引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將經濟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外資身上，這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相違背。民營企業是人民組織起來的好的方式嗎？它對于社會主義還是只能是一種輔助的部門。而且，它的發展的好壞嚴重有賴于民營企業領導人的道德水平。中國今天民營企業領導人的總體道德水平還是令人擔憂。一些頭部企業領導人的道德水平表現很差。
第三，“意見稿”第二章以“公平競爭”為標題，帶有唯心主義色彩。私企和國企性質不同、領域也可能不同、規模也可能不同，怎么可能公平呢？小的私企不可能獲得大的私企的機會，又怎么可能公平呢？企業領導人的社會關系不同，所得到的機會就不同，哪里談得到公平呢？對社會主義中國，真正可以依賴的力量是公有制，為什么要它與民營企業公平競爭呢？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已經否定了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這個意見稿又以“公平競爭”把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的錯誤理論私貨夾帶進來了。歷史上，毛澤東主席就曾經批判“稅負公私平等”的謬論。“意見稿”第二章以“公平競爭”為標題是否真正能夠成立？試問，國有企業要給國家財政既交稅又上繳利潤，而民營企業只用交稅不用繳利潤，而且國有企業還要承擔其他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這能說是“公平競爭”的條件嗎？難道寫上法律的“公平競爭”是搞“雙標”的偽公平？
第三章是關于投資融資促進的。當下，中國的投資機會已經大大減少了。促進民營企業投資會產生多大的效果呢？金融部門為了自身安全和效益，其行為常常是嫌貧愛富的，常常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意見稿”促進民企融資在當下中國是否會導致金融機構的高風險呢？是否導致金融部門無所適從，從而實際上導致該法律的有法不依呢？
第四章是關于科技創新的。當下，即使世界正處于一次科技革命的過程中，但由于科技革命涉及諸多知識、設備、資金，民營企業由于資金有限，是否會有力地促進科技創新，也是值得思考的。
第五章是關于規范經營的。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大的私營企業很少有規范經營的，這就像刑不上大夫一樣。因此，關于規范經營的規定過于虛化。
第六章、第七章分別是“服務保障”、“權益保護”。這兩章很實，反映了“意見稿”的實質。但這是否被他人所利用呢？鄧小平20世紀70年代末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但90年初就發現兩極分化自然出現，指出“發展之后的問題不比發展之前少”，并明確提出要在上世紀末著手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有什么系統的政策真正著手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呢？“意見稿”的“服務保障”、“權益保護”即使能夠促進發展，也會產生“發展之后的問題”。
第八章是關于法律責任的。該法是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而其所涉及的法律責任讓諸多政府官員、事業單位和國企領導處于極為危險的境地。因此，其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實際上可能是消解政府權力和國企利益的，至少是有潛在的巨大的危險。這就使得“意見稿”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應該達到的水平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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