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張國燾。
1937年3月底，主席把張國燾請到自己的窯洞中，又同他長談了一次，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隊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嚴重錯誤，要他深入地進行檢查。
張國燾當即承認自己是犯了錯誤，還掉了幾滴眼淚…
可是，他后來又說：
我害怕從此以后，威信掃地，再也抬不起頭來，今后無法再工作了。
主席曾有感嘆：
對這個張國燾，我是軟的硬的辦法都用了，這個人是軟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辦好？怎么才能使這塊頑石點頭呢？
歷史的結局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緊要關頭，張國燾終是選擇叛變革命，投奔蔣介石國民黨。
主席挽救張國燾的工作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原四方面軍的同志卻個個心如止水、忠誠向黨。
用主席的話說：
張國燾逃跑時，連個警衛員也帶不走！
叛逃國民黨后，張國燾曾經叫人帶信給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警衛員張?；氐剿莾喝?。
周恩來則問張海去不去？張海堅決表示不愿意去：
我是個共產黨員，難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嗎？
后來，張?；氐搅搜影脖Ｐl處，解放以后任湖北省軍區副司令。80年代他還專門寫文章，談到當年為什么不跟著張國燾走：
我平時悉心照料首長（張國燾），盡心盡職，但在他叛逃時，能意識到自己是黨派到他身邊工作的，是毛主席的兵，是黨的戰士，不是他個人的奴仆。
“毛主席的兵”，一語勝過千言。
說回長征途中。
在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于主席指揮下在川黔邊境“四渡赤水”反復與蔣匪軍周旋之際，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則早已利用蔣府與四川軍閥的貌合神離（包括注意力集中在毛澤東部），在四川境內大力發展實力。
需看到，這里面也有蔣介石故意放任紅四消耗四川軍閥實力、以讓蔣府觸手插入“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四川蜀地的意圖，以及四川軍閥內部內斗不止的原因（劉文彩和劉存厚并不支援劉湘，劉湘軍隊自身也是派系林立）。
但是無論如何，至1935年6月紅一、紅四在夾金山下會師時，張國燾部隊已然是兵強馬壯，要人有人，要槍有槍，要馬有馬。
當時的紅一不過一萬人馬出頭，而紅四則坐擁近六萬部隊…
會師的場面足以載入史冊，主席率領一眾政治局委員快步走出營房、伸出雙手去迎接張國燾…
而張國燾等紅四將領呢？身騎高頭大馬，威風凌凌，八面雄風，闊步下馬承接毛主席的相迎。
主席一生中有過幾回如此謙恭？我個人印象里不過有二，一次是夾金山會師，另一次就是十三年后在陳官莊對“戰神”粟裕的迎接，那是解放戰爭大反攻的關鍵階段。
其他時候，對黨內的同志乃至對共產國際的指揮官、包括對蘇共的領導人（1949年對斯大林、1957年對赫魯曉夫），主席向來不卑不亢，甚至會對地位深重的莫斯科同志聲色俱厲……
老人家一生只對群眾、只對人民、只對老百姓謙卑有加，而不會對當權者趨炎…
正如他所言：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然而，人生中第一次謙遜作態（特別是成為紅軍長征的領袖之后），主席給了彼時的張國燾。
張國燾無疑是一個十足的人才，不論政治領導層面還是軍事指揮才能，當年于主席心中，以及百年后于我這個小小讀史者的眼里，他在1935年的那個夏天確實配得上主席的禮遇。
張國燾出身富戶，家境殷實，學業卓群，考入北京大學后通過校內學生民選當選為北大學生會主席，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更是蜚聲海內外的學生領袖。
其演講功底卓群、組織能力出色、善于團結不同派別的學生團體，使其一躍而成京城風云人物。
其時，張國燾把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分成若干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到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集鎮等地露天講演，散發及張貼宣傳品，宣傳抵制日貨，揭露北京買辦政府和漢奸親日派。
而他也是運動中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
1919年6月7日，北大校門口，鼓聲震動，人聲鼎沸，全校全體學生們蜂擁而至，熱烈歡迎張國燾出獄。
而那個時候的主席呢？他還只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相對于聲名鵲起的張國燾，主席的起點顯然低的多了。
張國燾后來第一次聽說主席的名字，還是因為那份著名的在湖南誕生的《湘江評論》。
再說1921年夏天的一大，作為北京支部的代表，以及“唯一見過列寧同志的人”，張國燾是大會的組織者之一、主持人之一、發言人之一，而主席在會上更多是一個記錄者。
一大會議記錄中，精確記述了張國燾其時的意氣風發：
我被推為會議主席……我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我向大會說明了草擬黨章政綱草案的經過……我建議大會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工作狀況……我歸納到會者的意見……
這就是張國燾的人生起步。
包括“黨費制度”都是張國燾（和李大釗）實際創立的，他在黨面臨經費困難時曾拿出自己一年的生活費300元全部捐給組織……
然而起點的云泥之別，卻無礙個中性格、黨性、人民觀的差異，所造就的人生軌跡的區分。
從江西到遵義，從黔北到川西，政治生命大起大落甚至一度被莫斯科方面宣布“英年犧牲”的主席，在紅軍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命運面臨生死存亡之時，做出了北上抗日的革命主義決斷。
反觀張國燾，卻選擇了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異曲同工的西避策略。
這似乎也是為其后來投奔國民黨反對派埋下了伏筆。
讀史使人明鑒，在我看來，張國燾其人的右傾主義早已在率軍入川時即有體現。
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后，張國燾決定放棄建立蘇維埃政權，稱之為“教條形式”，而采取了所謂“建立人民聯合政府”的新政策。
在張國燾看來，四川境內的劉氏軍閥、地方土司、藏彝地主勢力，都是可以“團結”的對象——但不是主席一貫主張的“在斗爭中團結”，而是以妥協換取團結，共享天府之國的富饒物產，還能遠離蔣介石國軍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鋒芒…
他還制定了名為“約法三章”或“入川十大綱領”的紅四入川政治宣言，強調與地方勢力即川內軍閥“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維持現有的行政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從而摒棄建立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和實施其他“激進的革命措施”的紅軍解放策略。
今天回望，就中國革命的格局以及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高度來看，我們可以由衷嘆服主席「北上抗日」戰略的時空前瞻性與全局覆蓋度。
下面這張圖便可一目了然：
只有北上抗日，只有將有生力量（以游擊戰爭的方式）插入日本帝國主義的腹地即「敵后戰場」，才能完全阻止日軍在坐擁東北大地的情況下繼續蠶食華北地區乃至揮師黃河以西。
如果當年共產黨真的采取了張國燾的軍閥式“地方保守主義”思路，與潰不成軍的蔣介石國民黨一起退守西南而將大半個中國直接拱手相讓，那么事實上很顯然，所謂“偏安一隅”也不會讓你“安”太久的……
日本人的兵鋒不會有任何停頓，屆時只會重演晚清政府以賣國條約求停戰的戲碼，亦或是祈求蘇聯美國等外部勢力“調停”而不得不接受蘇聯美國借“幫助中國抗日”而瓜分中國的野心（德國與朝鮮半島便是這種命運）。
但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讓我們避免了陷入如東歐、德國、朝鮮半島那般的魚肉境地。
共產黨的主動北上抗日，不僅重塑了黨的生命、凝聚了在蔣府統治下渾渾噩噩的四億民心，更直接扭轉了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的天平。
在人類軍事史上，是主席第一次把「游擊」提高到了戰爭戰略高度地位，這也就是“兩個戰場”偉大構想的由來。
1938年5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主席提出：
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占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占領區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
敵后游擊戰爭并不是“配合”蔣府國軍正面戰場，而是具有單獨的戰略意義，是擊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戰場。
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顯示，從1938年底開始，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共二十四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九個師團、13軍四個師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北和華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21軍的四個師團擔負守備和戰略牽制任務——僅僅只有11軍的七個師團在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作戰。
再看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正面戰場國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五次大規模掃蕩）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
主席指揮的的敵后戰場，抗擊日軍（不包含關東軍）的比例分別為62%、58%、75%、63%、58%。
進入1941年后，為了備戰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中國戰區的日軍意圖加快控制占領中國，首要任務就是所謂“剿滅共軍”。
僅1941、1942兩年，日軍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我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就達到132次，使用萬人以上至七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到27次。
日本歷史學家作過這樣的記述：
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見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第10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專家組顧問、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謝忠厚亦有研究：
從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軍集結重兵對華北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瘋狂進攻根據地。
到1943年，東京的軍部大本營仍在強調：
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呼應東南亞和太平洋同美軍的戰斗）的要求，必須迅速消滅CPC勢力，此乃zhi na戰區當前之必須！
沒有毛澤東，中華民族早已亡國滅種在于日本人以及媚日怯日、時刻想著與日寇媾和共同“剿共”的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回到張國燾的“南下西避”。
不堪設想，如若紅軍真確采用了他的戰略，恐怕就不僅是今天共產黨在抗日史上“地位”的討論問題、“是否主力”的所謂爭議問題，而或許就是要探究一番黨是否還能夠存活壯大、中華民族是否還能贏得抗戰勝利延續炎黃文明的問題了。
早在1935年夾金山會師的半年前，1935年1月20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中央軍委擬訂了作戰計劃，該計劃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有密切關系。
當時蔣介石要求四川軍閥卷入全國內戰，中央紅軍也想要紅四方面軍參加到全國反圍剿的斗爭中來。國共雙方中央都認為：四川已喪失獨立地位，它逐漸成了國共雙方政治和軍事對抗的大舞臺。
1月20日，紅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指出：
四方面軍在我野戰軍渡江之先，應向重慶方向積極行動，吸引重慶川敵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戰軍順利渡江。
兩天后，1月22日，政治局和軍委再次急電紅四方面軍，電報命令道：
若無障礙，我們將于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斗。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系……故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于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中央的用意相當清楚，就是要求張國燾攻擊四川敵軍，牢牢牽制川軍的兵力和注意力，以此協助中央紅軍和黨中央的渡江戰役。
然而，張國燾顯現出了反黨傾向，以及擁兵自重、保存實力的軍閥主義苗頭。
他沒有率部南擊劉湘，也沒有立即強渡嘉陵江，而是不顧黨中央的要求，在1935年1月底至3月初率部北上，展開“陜南戰役”，希望進入漢中平原。
結果，紅四方面軍與國民黨胡宗南部交戰不利，遂停止北襲，無奈回川，這不僅給紅四造成巨大損失，也進一步動搖了張國燾的革命信念、加劇了其“西避”念頭。
一個月后，4月初，紅四方面軍在江油和北川建立了總指揮部，后又向西移到茂縣和理縣地區。此時，張國燾再次提出所謂“溫和的政權形式”，即“西北聯邦政府”。
5月15日，張國燾主持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有清晰點明：
西北委員會的建立出于以往本人本部艱難得來的經驗教訓，而非出于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指令。
同時，張國燾在西北委員會的《宣言》中顯然瞧不起中央紅軍，這也是他對黨中央權威提出的首次挑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的成立表示，戰無不勝的紅四方面軍正在從事偉大的西征，并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中國西北地區革命正在迅猛發展。
《宣言》也列舉了其他紅軍部隊的勝利，惟獨只字不提紅一方面軍……
這就是1935年6月夾金山會師的背景，也是張國燾與主席在“是否北上抗日”問題上產生戰略分歧的根本緣由。
其實從心而論，領導人之間有分歧這再正常不過，可以進行民主討論、開會研究，甚至有時爆發激烈爭辯都屬于合理范圍之內。
但是，張國燾極端嚴重的問題在于，他試圖解決分歧的方式，竟然是「擁兵自重」，妄圖以紅四兵力的優勢逼迫中央妥協、甚至謀求「另立中央」，這便有違共產黨人的組織自覺，更背叛了革命初心。
用徐向前對其的描述：
張國燾的思想分為三個階段：伸手要權-分庭抗禮-另立中央。
1935年6月29日，中央軍委公布“關于松潘戰役的計劃”，要求紅軍北上，擊敗胡宗南部，占領松潘城，打開進入甘肅的通道。
紅四方面軍部隊此時正駐扎在北邊，靠近松潘，更利于與胡部作戰。但是張國燾卻不愿執行他未曾同意的計劃，更不愿犧牲他自己的人馬。
于是，他指揮紅四方面軍在原地待命，“裝聾作啞”。
茫茫雪山，只有主席和紅一方面軍的部隊繼續北進，他們爬過幾座高山，也到了離松潘不遠的毛兒蓋，不得不停下來同張國燾進行談判。
主席敦促張國燾立刻采取行動，但張國燾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表示：
既然我們要同國民黨打仗，就得解決軍事指揮統一問題。
陳昌浩年輕氣盛，更是直言：
我以紅四方面軍的名義致電中央軍委，提議由張國燾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統一軍事指揮。
7月9日，中共川陜省委致電黨中央，建議陳昌浩出任紅軍總司令部政委。
中央紅軍領導人也作出了讓步，但沒有一讓到底，他們拒絕了陳昌浩，而是在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
這樣，張國燾才離開他的“總部”，向北與中央紅軍領導人在蘆花會談，并召開蘆花會議。
會議結果是張國燾獲得了全軍指揮權，這從蘆花會議后改組的軍事體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并且，主席在“三人團”中的身份被取消了，前敵指揮部政委一職也給了陳昌浩，主席在軍隊中又一次失去了所有的權力和頭銜——不過，他作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領袖的作用及地位，卻在一系列風波中更加穩固，歷史不知道張國燾其時是否有察覺，但歷史不會違背真理，主席在全軍的威望隨著張國燾一系列分裂主義行徑反而得到了加固與擁護，這愈發呼喚著一場扭正風氣、凝聚人心的會議。
這就是著名的俄界會議。
經過多年的奮斗，紅軍廣大官兵已經磨煉得無比堅強，各領導人指戰員處理軍政事務的能力更加增強。
而最重要之處還在于，同井岡山時期相比，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已得以確立：毛澤東軍事思想成為全黨全軍的主導路線，這是張國燾妄圖「擁兵自重」而難以撼動的。
在俄界村小小的洞中，有二十一人參加了會議，包括全部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各軍事機關的領導人及紅一、紅三軍的四位領導。
即使俄界會議被稱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也似乎過于擴大了。
會議第一個行動就是展開對張國燾的譴責，一致通過批判張國燾的決議。包括以前曾不想批評張國燾的那些黨和軍隊領導人現在也認識到張國燾戰略的危害，以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
但是這個時候，主席于會場群情激奮之中，反而淡化了他過去的強硬，他提議保留張國燾的黨籍，主張“團結-批判-團結”，依舊討論給予張國燾領導職務并分配具體工作。
這就是主席的政治觀，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要知道，那段時間可是后來被主席自己稱之為“最黑暗的歲月”……
包座之戰和兩路紅軍到達巴西鄉、阿壩鄉之后的幾周，國民黨軍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北方。胡宗南和薛岳從東、東北、東南三個方面構筑起一道迂回的封鎖線直接應戰，在甘肅、陜西的后方還駐扎著將近三十萬裝備先進的蔣軍。
擺在紅軍面前的只是羊腸小道和通向甘肅南部（迭部俄界）的深山河谷了——而即便紅軍能夠斬將奪關抵達甘肅一帶，朱紹良與于學忠的國民黨軍隊還在等著他們呢…
從這里得以再一次嘆服主席博大的胸懷，其一生“一心為公、從無為私”的胸襟在一次又一次的斗爭運動中體現，與張國燾的“交鋒”只是無數案例中的一個罷了。
然而，主席的大局氣魄和政治胸懷終究沒能挽回張國燾…
俄界會議后不久，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開會，并決定另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謂“第二中央”），自任“中共中央主席”，其所謂“第二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
此后，張國燾不顧中央“南下沒有出路”的警告，大舉南下，廣大紅軍指戰員在錯誤路線指導下，發揚了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從十月至十二月短短兩個多月時間，先后占領綏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蘆山寶興等地，但由于在名山百丈地區遇到強敵的反撲，加之戰斗頻繁，無法建立根據地，兵源的補充、物資的供應都非常困難。
面對嚴峻的形勢，部隊不得不退回天全、蘆山。
1936年2月中旬，敵薛岳部六個師配合川軍主力向天全、蘆山瘋狂進犯，康定之敵李抱冰也以三個團的兵力向丹巴進攻，張國燾處于前有強敵、后無根據地，難以與敵長期周旋的境地。
2月11日，其主力部隊陸續撤離蘆山和寶興，從懋功、金湯向丹巴集結。按照2月中旬四方面軍總部發布的《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由李先念、劉伯承、程世才率領的先頭部隊紅三十軍八十九師和四方面軍直屬一部于二月下旬經丹巴革什扎、大桑、邊耳，翻越黨嶺雪山，占領道孚；主力紅軍在丹巴稍事休整后，也沿先頭部隊開辟的道路向道孚、爐霍、甘孜地區前進。
總部領導人張國燾等人也先后到丹巴，向駐防丹巴的董振堂、徐深吉等做了有關指示后，隨即也翻越黨嶺雪山，去了道孚。
其三十一軍、九軍二十五師則由丹巴、道孚南下，鉗擊乾寧，守敵李抱冰五十三師一部棄城逃往康定；三十二軍、九軍二十七師在懋功以南地區完成掩護主力轉移任務后，也經丹巴翻越黨嶺雪山去了道孚。
黨嶺，留下了張國燾深刻的印記。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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