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白蘿卜不能講功效而轉基因產品可以上餐桌?
——關于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缺陷與發展“三維經濟學”的思考
余云輝
導讀：從“陰陽合道”的“萬物三重性”原理出發，在理論上，有利于構建新的“勞動-商品-社會”理論體系;在實踐上，有利于建立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的科學評估體系，避免出現制度性失誤和政策性失誤。
制定經濟金融政策，必須明確該經濟金融政策究竟是服務于國家新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還是為了履行對華爾街資本的某種承諾?究竟是為了一時的招商引資政績還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人民長遠利益?為了正確回答這些問題，一切經濟金融政策都必須納入“目標-制度-政策”三位一體的立體評估體系，評估該項經濟金融政策的出臺是否有利于國家新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是否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否有利于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果建立了一套基于“目標-制度-政策”三位一體的立體評估體系，那么，我們就可以避免當年某些政府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賣光國企、大搞管理層收購(MBO)、鼓勵外資參股控股金融機構和城市自來水公司、引進股市做空機制、鼓勵發展P to P等一系列錯誤政策的出臺。
一、商品屬性是研究商品經濟的邏輯起點
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行動。理論提供著社會實踐的邏輯，而基礎理論提供著社會實踐的底層邏輯。基礎理論的缺陷必然造成整個理論體系的缺陷。基礎理論創新是最重要的理論創新，是形成理論自信的基石。
理論研究是認識事物的過程。從不同的維度研究事物，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同時，從單一維度、雙維度和三維度研究事物，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人們對客觀世界各種事物的研究，是一個從單維度走向多維度、從相對片面走向相對全面的過程。只有多維度地研究客觀事物，才能相對全面地掌握事物在特定時空中的運動規律，才能主動地應用有關的運動規律，解決社會經濟問題。
在商品經濟理論體系中，勞動理論和商品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商品屬性是由人們的社會勞動屬性所決定的。生產商品的勞動究竟是具備“勞動二重性”還是“勞動三重性”，決定著商品究竟是具備“商品二重性”還是具備“商品三重性”。
在傳統政治經濟學提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維度中，只能看到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以及由勞動二重性所決定的商品二重性。在“勞動-商品-社會”的理論框架中，形成了兩大主線：即，“具體勞動-使用價值-生產力”的具象主線，“抽象勞動-價值-生產關系”的抽象主線。具象主線與抽象主線之間的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路線上中表現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即“唯生產力論”與“唯生產關系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兩條路線斗爭。兩條主線之爭演化為兩條路線斗爭。可見，兩條路線斗爭與勞動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社會生產二重性的理論認識一脈相承。
由具象主線和抽象主線構成的理論經濟學，可以稱之為“二維經濟學”，或“二維經濟分析法”。在二維經濟學體系中，人們只能看到：(1)與生產力對應的具體勞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商品使用價值;(2)與生產關系對應的抽象勞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商品價值;只能看到商品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二重性，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此，社會化商品生產過程和個體勞動過程中的勞動者的理想、信念和創造力，即除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外的“心力勞動”，不是被完全忽視，就是被合并于腦力勞動和抽象勞動的概念中。在傳統政治經濟學二維分析體系中，只能看到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而看不到“心力勞動”;只能看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看不到商品的社會價值;只能看到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看不到“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單維經濟分析法與雙維經濟分析法
當政治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時，人們開始選擇充滿數學形式主義的西方經濟學。這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嚴重倒退。“效用”理論是西方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石。西方經濟學認為“商品效用即商品價值”，混淆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性質區別，并基于“效用”的單一維度演繹出繁雜的理論經濟學體系。我們可以把西方經濟學歸類為“單維經濟學”，把西方經濟學基于效用理論演繹出來的經濟學分析法歸類為“單維經濟分析法”。單維度的西方經濟學否認了辯證法，否認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否認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否認了剩余價值和階級矛盾，否認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誕生，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文明的終點和“歷史的終結”。
與西方經濟學即“單維經濟學”相比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二維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法屬于二維分析法。馬克思從勞動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和社會化再生產過程二重性出發，重新構建了“勞動-商品-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完成了理論經濟學由單維分析法向二維分析法的質的飛躍。由于掌握了二維分析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批判形成了居高臨下的降維打擊。
當前，在中國經濟學課堂上，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學教學內容是西方經濟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意味著國內課堂選擇了“單維經濟學”和單維經濟分析法，而放棄了“二維經濟學”和二維經濟分析法，這意味著經濟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倒退。
歸類于“單維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通俗而言，屬于“頭腦一根筋的經濟學”。西方新自由主義屬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流行學派，也屬于頭腦一根筋。頭腦一根筋的政治人物樂于接受一根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頭腦一根筋的民眾樂于接受頭腦一根筋的政治人物，阿根廷屬于此類社會現象的典型。在當下中國的經濟學課堂上，西方經濟學已經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成為主流經濟學，這意味著一根筋的經濟學和一根筋的經濟學人將成為未來中國意識形態和中國經濟管理干部隊伍的主流。中國會不會在經濟金融領域淪為下一個類似于阿根廷一樣的拉美化現象的典型?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相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而言，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維坐標上研究并發現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這無疑是經濟學說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進步。馬克思認為，產品并非天然地屬于商品，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并產生了新生產關系即商品經濟關系時，產品才表現為商品。換句話說，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并產生了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即商品貨幣關系時，產品才表現為商品，生產商品的勞動才體現出勞動的二重性，而勞動二重性形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只有在商品經濟關系中，勞動產品才成為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的商品，成為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載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商品經濟的高級階段，是生產力高度發達到可以產生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并由資本參與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占有的新型社會形態。由此，馬克思完成了一個宏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這個理論體系可以概括為三個層次：勞動-商品-社會，也可以表述為：勞動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社會二重性。其中，社會二重性是指人類社會形態必然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重性。馬克思通過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和矛盾運動，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
與單維分析法為特征的西方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以雙維分析法為特征的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說史上的一次革命，但這并不意味著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已經走到了終點，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并沒有終結，仍然需要繼續完善和升級。這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和歷史文化土壤。
三、道學思想與“勞動-商品-社會”理論體系的升級
“陰陽合道、三生萬物”思想是古代中國道學思想家關于世界萬物基本結構的認識和總結，也可以稱之為中國世界觀。道學思想家們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道德經》第42章);其中，“陰主生”(即，“陰”主導生成)，“陽主長”(即，“陽”主導成長)，“炁主和”。(即“炁”主導和諧)。“炁”是“道”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認為“道主和”。道學世界觀認為，一切事物作為整體都包含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生相克、功能各異的三個維度的內容，并用“陰”、“陽”、“道”三個文字符號來代表。正如一枚硬幣，都包含正面、反面和側面一樣。我們可以把中國道學這一思想稱之為“萬物三重性原理”。放棄三個維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思想就會產生片面認識和錯誤理論。
“陰陽合道”三位一體示意圖：
中國道學中有關“陰陽合道”、“三生萬物”的思想，是對世界萬物基本結構特征的高度抽象和總結。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不斷詮釋著“陰陽合道、三生萬物”思想的重要性。比如，地球處于三維空間;一切生命由碳、氫、氧三元素組成;五彩繽紛的各種顏色來自于三原色的組合;人類的健康同時取決于精、氣、神三要素，而不是某個單一因素，如基因等;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無法超越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范疇，而經濟、政治和文化構成相互聯系的社會有機整體;主權國家的核心權力由政權、軍權和幣權等三方面的權力構成，喪失幣權必然危及政權和軍權;政治權力由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構成;國民經濟的頂層權力由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構成;美國統治世界的綜合實力是由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等三方面力量相互支撐、互為犄角而組成，等等。“陰陽合道、三生萬物”的世界觀是正確把握事物內在結構及其相互作用的思維方法。
根據中國道學思想，勞動、商品和社會作為人類活動的社會現象，它們并非僅僅包含二重性，而是包含著三重性，且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商品是現代經濟的基石，是構成商品經濟的“原子”，也是研究商品經濟理論和制定各項經濟金融政策的邏輯起點。因此，通過研究勞動三重性、商品三重性和社會三重性來重新構建一個新的、升級版的“勞動-商品-社會”理論體系，可以更好地把握現代社會中勞動、商品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動規律。
1、關于“勞動三重性”
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原理認為，人的勞動過程是體力和智力同時付出的過程，由此形成勞動的二重性。其中，體力付出屬于具體勞動，創造商品使用價值;智力付出屬于抽象勞動，創造商品價值。但是，在人們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勞動是勞心勞力的過程，不僅需要“勞力”(即付出人的體力和智力)，而且需要“勞心”(即付出人的心力)。
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勞動二重性原理無法解釋那些體現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和華為精神的勞動現象：比如，大慶鐵人王進喜在零下30多度°跳進泥漿的勞動行為;比如，建設紅旗渠的施工農民臉部被墜石擊傷、滿口牙齒脫落而仍然堅持懸空作業的勞動行為;比如，華為工程師們不畏制裁，日夜兼程，研制卡脖子芯片的勞動行為。他們的勞動，不僅付出了體力和智力，而且付出了心力。心力，又可稱之為“心之力”、“道心之力”，屬于人類勞動的精神力量。
生產商品的勞動過程是人們體力、智力和心力共同付出的過程，由此形成了“勞動三重性”，即體力勞動、智力勞動和心力勞動。沒有心力勞動的概念，就無法解釋勞動過程中的心力交瘁的現象。在農業社會，體力勞動的性質更加突出;在工業社會，智力勞動的性質更加突出;在數字社會，心力勞動的性質更加突出。在數字社會，機器人既有體力，也有智力。機器人的勞動表現為體力和智力的結合，但機器人沒有心力的付出。因此，機器人的勞動不屬于人類的勞動范疇，機器人勞動不具有“勞動三重性”。人類的勞動不同于機器人的勞動。勞動二重性理論容易造成人類勞動與機器人勞動的混淆。這構成了勞動二重性理論的硬傷。
“勞動三重性”是指完整的勞動過程同時具備的三個方面內容。體力勞動、智力勞動和心力勞動是人們勞動付出的不可分割的三個方面，而不是人類的三種類型的勞動。一切勞動都具備勞動的三重性。但是，在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崗位，生產勞動的三個方面的付出，即體力勞動付出、智力勞動付出和心力勞動付出，存在著不同的差異。以華為為例，基層搬運工的勞動側重于體力勞動付出，同時也需要智力和心力的付出;軟件工程師的勞動側重于智力勞動的付出，同時也需要體力和心力的付出;任正非等高管側重于心力勞動的付出，需要頑強的戰斗意志和堅定的愛國精神，需要深謀遠慮和未雨綢繆，同時也需要體力和智力的付出。
正如在西方醫學體系中沒有“陰、陽、寒、熱、虛、實”概念一樣，在西方的文化體系中，沒有中國文化中諸如“心”、“人心”、“道心”和“初心”的概念，沒有“心的學說”(即“心學”)，因此，在西方世界的整個經濟學體系中不可能產生“心之力”、“心力”和“心力勞動”的概念。但是，如果沒有“心力勞動”概念，就無法解釋那些體現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和華為精神的勞動現象。中國經濟的崛起，不僅僅體現了全體中國人民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付出，而且體現了全體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戰天斗地的“心力勞動”的付出。
缺乏“心力勞動”概念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國家文化和企業文化對商品生產、價值創造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國家文化建設和企業文化建設屬于人心工程建設。“勞動三重性”理論的“心力勞動”概念揭示了積極向上、萬眾一心、勇于擔當的國家文化和企業文化對于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執政黨一切管理工作的核心可以歸納為黨心管理、軍心管理和民心管理。宏觀經濟管理領域需要重視經濟預期管理。經濟預期管理的本質是經濟信心管理，即經濟人的“人心管理”。 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目的是凝聚人心、獲得人心、實現國家和企業的戰略目標。
“勞動三重性”示意圖：
2、關于“商品三重性”
在商品經濟社會，大部分產品和服務表現為商品。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特定的商品交換關系中，商品不僅必須具備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而且必須具備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所認同的“社會價值”。商品并非僅僅具備“商品二重性”，而是具備“商品三重性”，即，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和社會價值。“商品三重性”是由“勞動三重性”決定的，即，體現為體力勞動付出、腦力勞動付出和心力勞動付出的完整的勞動過程生產了同時具備使用價值、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完整的可交易商品。一切產品，只有同時具備了使用價值、價值和社會價值，才能成為商品。
“商品三重性”示意圖：
傳統政治經濟學只揭示了商品二重性及其形成過程，忽視了商品的社會價值及其形成過程，由此導致傳統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諸多社會經濟現象。“商品三重性”理論可以解決上述問題。比如，茅臺酒在中國可以成為商品，這是因為茅臺酒不僅具備的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具備社會價值，被賦予了品牌、社交、金融等屬性;但是，在伊斯蘭國家，喝酒違背教規、擾亂人心，茅臺酒不具備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社會價值”，“社會價值”為零。零乘以一切數都等于零。商品的社會價值是零，導致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都歸零。因此，該產品在伊斯蘭國家就不能成為商品。同理，大麻在某些國家可以成為商品，但是，在中國屬于違禁產品;轉基因大米屬于歐洲國家和俄羅斯的違禁產品，在中國卻可以被擺上餐桌，而在中國的外國運動員餐桌上卻只能專供非轉基因食品。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張餐桌，一碗轉基因大米飯在中國運動員手上是商品，在外國運動員手上是違禁品。在中國生產轉基因種子的企業屬于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必須服務的對象，換一個國家，這類企業則屬于違法企業。
商品交換過程是商品使用價值、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過程，其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購買者的個體偏好;商品的價值需要轉換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才能完成買賣雙方的交易，這是一個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相互博弈的市場化競爭過程;商品的社會價值取決于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共同價值判斷，這種共同價值判斷會轉化為政治公權力，并形成對共同體的社會價值判斷的壟斷權。
在階級社會里，對社會價值判斷的公權力的爭奪是不同利益集團爭權奪利項目中的重點，比如，一位老農民在村里給大伙說白蘿卜具有理氣通便的功能，這是違反《廣告法》的。因為根據《廣告法》，白蘿卜是食品而不是藥品和保健品，不能公開宣稱蘿卜的功效，否則，屬于違法行為。《廣告法》旨在保護藥品、保健品企業利益，保護那些為藥品、保健品頒發認證證書(如藥準字號、健字號)產業鏈和利益鏈的利益。由于老農民不可能參與《廣告法》的立法過程，最終被剝奪了公開宣稱白蘿卜食品功能的說話權力。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廣告法》還成為所謂“打假專業戶”故意設局敲詐勒索中小商戶、擾亂市場秩序的法律工具。再比如，國外轉基因利益集團出于經濟利益以及削減中國人口的政治使命，通過滲透國內學術界和有關政府管理部門，把歐洲和俄羅斯禁止的各類轉基因產品擺上了中國人的餐桌。目前各大醫院，輔助生育的科室，門庭若市;新生兒接生科室，則門可羅雀。婦產科醫院和幼兒園的倒閉潮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國外轉基因產品在華推廣的巨大成功。白蘿卜不能公開被宣傳功效，而轉基因產品卻可以公開大規模上餐桌，這些經濟社會現象可以在商品三重性和社會三重性的基礎理論框架中得到解釋。由此可見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即，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的重要性、以及生產商品的“心力勞動”和定義商品“社會價值”的公權力的重要性。
從“商品三重性”可以衍生出三大商品競爭策略：(1)側重于商品使用價值的競爭策略，如品質至上、以質取勝等;(2)側重于商品價值的競爭策略，如低價競爭，打價格戰等;(3)側重于商品社會價值的競爭策略，如品牌競爭、標準競爭、專利競爭、政府許可證競爭等。商界有種說法，三流企業賣產品，一流企業賣標準。一流企業是把商品的社會價值放在第一位的。可以說，像華為一樣偉大的企業無一不是在社會價值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企業。如果缺乏“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那么，政治經濟學理論就無法解釋上述社會經濟現象，無法解釋不同企業的競爭策略問題。
3、關于“社會三重性”
在商品經濟社會里，商品生產的“勞動三重性”形成了“商品三重性”，而“商品三重性”形成并折射出人類社會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三個方面的特殊性質。商品社會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個方面所體現出來的經濟性、政治性和文化性，可以稱之為“商品社會三重性”，或者簡稱為“社會三重性”。人類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構成的三面體，如同一枚硬幣的三個面，缺一不可。研究經濟問題，離不開政治和文化;同樣，研究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也離不開其它兩個方面。
“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示意圖：
“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三位一體示意圖：
在經濟金融領域，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如同硬幣的三個面，構成了商品經濟的整體性。
勞動和商品是構建商品社會的基礎要素，也是研究商品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邏輯起點。在“勞動-商品-社會”的社會現象結構中，一方面表現為勞動和商品決定著社會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反作用于勞動和商品，并對勞動和商品進行定義和規范。由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構成商品社會的三個方面，因此，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構成了研究一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三個維度。
“商品三重性”與“勞動三重性”、“社會三重性”之間存在著相互對應、相互作用的內在聯系。因此，我們可以從“商品三重性”角度來研究“勞動三重性”、“社會三重性”，也可以從“勞動三重性”、“社會三重性”的角度來研究“商品三重性”。
“勞動-商品-社會”三者關系示意圖：
正如科學儀器的進步決定著生物科學的進步一樣，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升級決定著經濟學理論的升級，而經濟學理論的升級可以更好地解釋商品貨幣現象，可以更好地制定經濟金融政策，更好地指導社會經濟實踐。根據三維經濟學提供的理論方法，可以發現：(1)勞動具有三重性，不可忽視勞動者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的心力勞動付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尤其需要重視心力勞動的重要作用;(2)商品具有三重性，不可忽視商品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價值評估，不可忽視商品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價值觀和社會性對商品的社會價值的重大影響;(3)社會具有三重性，社會是同時具有政治性、經濟性和文化性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社會內部呈現為“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約束的“三角關系”，其中，統治階級掌控著政權、軍權和幣權(即基礎貨幣發行權)，而“政權-軍權-幣權”之間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統治階級的最高權力工具，一旦喪失幣權，最終必然喪失軍權和政權。
從“陰陽合道”的“萬物三重性”原理出發，可以建立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的科學評估體系，避免制度性失誤和政策性失誤。比如，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表述是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僅僅由“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大要素構成，其中，社會主義屬于“道”的性質，市場經濟屬于“陰”的性質，遺漏了“陽”的性質的制度性要素，即，遺漏了發揮國民經濟組織化作用的國家資本。因此，正確表述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其中，國家資本發揮著國民經濟的科技引領者、產業組織者和反周期調節者的組織化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三重性”示意圖：
又比如，制定經濟金融政策，必須明確該經濟金融政策究竟是服務于國家新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還是為了履行對華爾街資本的某種承諾?究竟是為了一時的招商引資政績還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人民長遠利益?為了正確回答這些問題，一切經濟金融政策都必須納入“目標-制度-政策”三位一體的立體評估體系，評估該項經濟金融政策的出臺是否有利于國家新型工業化的戰略目標，是否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否有利于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果建立了一套基于“目標-制度-政策”三位一體的立體評估體系，那么，我們就可以避免當年某些政府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賣光國企、大搞管理層收購(MBO)、鼓勵外資參股控股金融機構和城市自來水公司、引進股市做空機制、鼓勵發展P to P等一系列錯誤政策的出臺。
“目標-制度-政策”系統評估體系示意圖：
制定經濟金融政策，必須具備“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三位一體的系統思維，不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各項經濟金融政策不僅要服務于發展生產力(目標)，而且要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須做好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之間、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平衡。改革開放政策必須站在中國立場，站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場，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實現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總和目標，而不是為改革而改革，為開放而開放，不能把改革開放作為政治旗幟和政績目標。
四、結束語
任何單向度或雙向度的研究方法，盡管可以做到邏輯自洽，但其理論往往無法解釋實踐，也難以指導實踐。這正是單向度經濟學和雙向度經濟學無法解釋諸多經濟現象、無法解決諸多經濟問題的根源所在。只有引入“陰陽合道”的三維立體分析框架，既要看到商品社會的整體性和完整性，又要看到整體而完整的商品社會是由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個方面組成，由此形成了考察、研究一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的三個立體維度，才能正確把握具體的經濟運動規律、政治運動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
毛澤東主席是最早發現傳統政治經濟學存在世界觀與方法論缺陷的偉大思想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主席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同時，還指出，“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詳見張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貢獻》一文，《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四期)。這意味著，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必須把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看作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并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三維框架內，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可見，毛主席事實上已經指出了“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符合“陰陽合道、三生萬物”道學思想的理論分析架構。在戰爭年代，毛主席堅決反對單純軍事主義(以軍事為中心);在和平年代，毛主席堅決反對單純經濟主義(以經濟為中心)。毛主席強調的是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系統建設、系統推進和系統平衡。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是社會整體系統的三個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廢，必須平衡發展。
西方經濟學和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和基礎概念來自于西方世界，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當中國實體經濟從趕超型經濟逐步發展為引領型經濟，中國亟需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實踐出發，吸收西方單維經濟學和馬克思雙維經濟學的理論成果，發展符合中國道學世界觀的“三維經濟學”。
根據“陰陽合道”的道學三維研究法，可以實現“勞動-商品-社會”理論體系的重構和升級，并在新的理論體系中，重新研究和發現各類勞動現象、商品現象和社會現象背后的秘密;同時，在制定各項國家政策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對國家目標和國家制度的正向作用和反向作用。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國家政策制定者必須從運動的角度和發展的角度，預見到改革開放政策隨著時間推移而對戰略目標和國家制度的正反作用。
2024年9月16日
(作者系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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