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4年12月26日晚，毛澤東與周恩來有過一次徹夜長談。
那時候的毛澤東已經身患多種疾病，身體狀態(tài)每況愈下。這次談話里，他表達出了對社會主義前途、對中國人民前途深深的擔憂。他說：“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xiàn)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xiàn)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一旦走資派上臺，在這樣不鞏固的經濟基礎上，“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毛澤東為什么表現(xiàn)出如此的擔憂？是因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當時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非常脆弱的，這種脆弱的經濟基礎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通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來加以鞏固，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所以，一旦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條件不能被保障，也就是走資派上臺，則資本主義經濟會很快就蔓延起來。
為什么會是這樣？這里面最為核心的原因就是經濟基礎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
二、
當時很多人其實并不理解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又或者說這四個字意味著什么？于是想當然的把圍繞著它的爭論統(tǒng)統(tǒng)視作單純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卻忽視了從頭到尾，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它所代表的生產關系，也就是經濟基礎。
所謂“社會主義”，無非指的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起整個的生產關系，圍繞著這種生產關系而形成的整個社會形態(tài)，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才是它的本質。
這是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比的一種社會形態(tài)。
比如，封建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于是人與人之間形成地主與佃農的關系，分配上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掠奪農民，這就形成了一種封建生產關系，圍繞這種生產關系出現(xiàn)的，就是封建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龐大的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私有，于是人與人之間形成了老板與員工這樣的雇傭關系，分配上資本以剩余價值的形式掠奪員工，按資分配，這就形成了一種資本的生產關系，圍繞著這種生產關系出現(xiàn)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而生產關系的三個主要內容：所有制、人與人的關系、分配關系，這里面所有制又是基礎。
因此，1956年底，當我們完成了農業(yè)、私營工商業(yè)、個體手工業(yè)的所有制改造以后，我們就從理論上認為，我們建立起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然而很快，毛澤東就發(fā)現(xiàn)，所有制雖然是基礎，但是改造起來反而很順利，而生產關系的后兩項，即人與人的關系，分配關系，想要改造好，就不但異常艱難，而且將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其中原因，就在于普遍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
任何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都是從舊社會的母胎里面脫胎出來的，帶有強烈的舊社會痕跡。
我們首先從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去看待這種“痕跡”：
新中國并不是脫胎于一個相對充分發(fā)展了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脫胎于一個有數(shù)千年封建傳統(tǒng)的舊社會，這就使得盡管所有制已經改造，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仍然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形成的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在這種制度結構里面，上尊下卑，界限分明，“官有九品、人有九級”，等級越高，特權越多，待遇越好。官員對上是唯命是從，對下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對群眾更是視作牛馬草芥。
這些“痕跡”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在新的社會制度建立以后，并不能立刻都消除干凈。
如毛澤東所說：“在基層，廠長、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之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
在生產建設中，出現(xiàn)了五風盛行，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所謂五風，無一不體現(xiàn)出官員與群眾、領導與職工、干部與農民之間關系的不平等。
在對待下級和群眾的態(tài)度上，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
我們再從分配制度上去看這種“痕跡”，則是：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拚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
而這些東西都是在“按勞分配”的名義下進行的，這里的勞是“功勞”的“勞”，這是在官員、干部層面的一些現(xiàn)象。
在工人那里，則是以按勞分配的名義，推行物質刺激，獎金刺激，說是“干得越多，拿得越多”。
人與人之間本身存在著各種差別，技術工與普工、經理與職工、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等等，即使同為體力勞動者，體力強弱也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搞平均主義，必然抹殺了客觀的個體差異，因此這種個體差異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要承認，這就是八級工資制的來源，也是按勞分配必須得到肯定的原因。
但是，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如果不是鼓勵人民朝著階級利益的方向去斗爭，而是人人只關注個人物質利益，則整個階級利益最終必將被葬送，階級利益不在了，作為階級里面的個人，利益又怎么可能被保障呢？
當圍繞著“按勞分配”的原則大搞物質刺激的時候，在工人那里，事實上形成的結果就是：不斷擴大工人內部的等級差別，工人之間的勞動競賽變成了物質競爭，工人的關注點由民主管理、監(jiān)督工廠、人人負責，變成了計件工資，獎金多少，于是工人與工人之間被分化了，原先的共同管理工廠，監(jiān)督領導，變成了工人與工人的物質競爭，階級的工人變成了每個人都以個人利益為主導的原子化的個體。這其中，一部分工人里面的“精英”被分化出來以后，成為這種分配制度的支持力量，另一部分則因為逐漸喪失階級的權力而被邊緣化，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面臨被分化瓦解的局面。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還遠不止于此。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按勞分配里面的只關注個人利益，這兩者之間是密切聯(lián)系的。簡單說，當大家都只關注個人利益的時候，那么掌握了權力的階層，也就是在人與人之間關系里面占據了“更高等級”的人，就會對一般的勞動群眾形成壓倒性的優(yōu)勢。
這種壓倒性的優(yōu)勢，使得他們很容易利用自己手里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人利益，這時候在“按勞分配”的掩護之下，實際上就容易形成“按權分配”、“按等級分配”的事實。
這一點在當時的蘇聯(lián)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中蘇論戰(zhàn)中，毛澤東指導寫作的九評蘇共里面，在列舉了大量見諸于蘇聯(lián)報刊中所暴露的現(xiàn)象以后，得出結論：
“在蘇聯(lián)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目前蘇聯(lián)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yè)、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yōu)榻y(tǒng)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lián)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lián)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lián)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就是說，雖然在所有制上，看起來是公有制，然而這只是名義上的，事實上卻并不是這樣。名義上是大家所有，事實上卻是特權階層所有，配合著“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個人利益高于階級利益和整體利益，這樣一來，就絕對不可避免的會出現(xiàn)資產階級復辟。這種復辟一開始只是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如果長期發(fā)展下去，則必然反過來要重新改變公有制的基礎，扯下最后的面紗，恢復私有制，以便將原本不合法的東西合法化，從而“光明正大”的享有這種特權帶來的利益。
私有制一旦恢復，則收益不但自己合法享受，還更容易實現(xiàn)“世襲罔替”，階級分化進一步發(fā)展為階級固化。
三、
這種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身份、觀念、職業(yè)、地域、個體素質等方方面面的差異，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它們絕不可能在較短的歷史時期里面被消滅，相反，你還不得不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面承認這種差異。
所以問題的關鍵就變成了，到底把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朝著哪個方向去引導？
朝著社會主義方向，那就是政治掛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對它加以限制。工人要參加管理工廠，干部要參加勞動，干部、工人、技術人員要結合起來，逐漸改革不合理規(guī)章制度。目的，就是要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人與人之間更加平等的關系，削弱按勞分配中個人利益至上的屬性，增強其階級利益屬性。
在農村，就是要鞏固集體經濟，在集體經濟上發(fā)展農村自己的工業(yè)，讓農民就地轉化為工人，而不是回到小農經濟，使得分散后的農民與工人形成競爭關系，導致工農聯(lián)盟的瓦解。
只有這樣，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才能得到鞏固，勞動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基礎。反之，如果對上述所說的資產階級法權里面存在著的種種傾向，不加以限制和約束，反而任其自發(fā)的泛濫起來，則資本主義必然在將來復辟，群眾就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就看透了蘇聯(lián)演變的本質，并且預判了它“紅旗落地”的必然結局。
所以，當他看到我們自己也出現(xiàn)種種類似的傾向以后，他就再也無法容忍這些傾向的自發(fā)泛濫。于是，他先后嘗試了整風、權力下放、社會主義教育等各種辦法，但是卻發(fā)現(xiàn)這些辦法都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那些傾向。
終于，在各種辦法都用盡以后，他決定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那場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和中國人民前途的重大事業(yè)之中。
他把這件事看作是自己人生使命中的第二件大事，相比于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件事來說，如何從根本上消滅階級，消除剝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過社會主義這一關”，當然就更加艱難，同時也更加偉大。
然而，他所探索的是一個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業(yè)，在他有限的生命里面，已經不可能徹底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了。
所以，當他的生命越臨近終點時，他就對社會主義的前途越發(fā)的擔憂，因此也就有了那晚與周恩來的徹夜長談。
一個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并不會隨著他生命的逝去而就此湮沒。恰恰相反，人們經過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以后，才更能從謬論之中識別出真理的光芒。毛澤東的思想，也必將繼續(xù)引導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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