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8月14日報道近日，原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受審，被控受賄款物價值8.13億元，其數額之大，在眾多省部級以上貪官之中創下貪腐之最，堪稱貪官之中的“勞模”，受賄之中的“能手”。
8月14日，孫案是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
檢方指控，孫志剛在湖北、安徽、國家發改委、貴州以及全國人大財經委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推進項目、認購股份、承攬工程、房地產開發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8.13億余元。
有網友計算了一下，孫志剛在21年時間里斂財8.13億余元，平均每年受賄3871萬余元、每天受賄10.6萬元，堪稱“日進斗金”。
查處貪官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來主要是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是，挖出我們黨內的蛀蟲，維護我黨隊伍的純潔性，將腐敗分子查出來，根據其罪行大小進行懲處，讓其罪有應得。
另一個目的是，通過對貪官的查處，起到教育、警示其他人的作用，尤其是對那些還在貪的路上或者正想貪的官員起到震懾作用。對這些人起猛擊一掌的作用：
趕快住手！否則，受到嚴懲的這位貪官就是你們的下場！
從而讓一些人不敢腐敗，搞腐敗必然受到嚴厲地懲處。
但是，話又說回來，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
對貪官的嚴懲能起到教育、警示和震懾作用。這是積極的、有意義的一面。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對貪官的懲處沒有做到位，應該嚴懲的沒有做到嚴懲，應該剝奪其生命的巨貪還在保留其性命，這可能不但起不到教育、警示和震懾的作用，可能還會相反。
要么人民群眾有意見，甚至對反腐敗工作產生失望，認為不公平、認為相互包庇。
更重要的是會讓一些正在貪的、還沒有暴露的一些貪官產生僥幸或自我安慰心理。
他們會錯誤地認為：某某人都貪到八個多億了，不是也保留其人頭了嗎？我這才幾百萬元、幾千萬，這點錢算什么？離他的數額還差得很遠，與他相比，我這才是小巫見大巫。查到我，算我倒霉，查不到，我就賺了。
八個億了，才死緩，還能保住腦袋，我這最多幾年、十幾年，只要活著，還能出去享受。
在里面呆幾年，管吃、管喝、管住、管看病，不就是換一種活法嘛。
再說了，他們還會認為：苦了我一個，幸福全家人。
我這里不是猜測，而是現實！為什么腐敗沒完沒了，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現象，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么當年剝奪了貪官劉青山、張子善的生命，就能震懾了全國的貪腐現象？
根據有關資料，在1950年-1951年期間，劉、張在救災糧款等款項中動手腳，貪污了171.6億舊人民幣。那么，這筆錢若放到現代等于多少？
劉青山和張子善貪污那會，我國剛發行“第一套人民幣”不久，對比現今的人民幣比率，則是10000：1。經過換算，可知兩人在那個年代所貪污的171.6億舊人民幣，放到現代就相當于171.6萬人民幣。當然，那個時候的171.6萬人民幣，與現在的相同數額的人民幣其購買力是不一樣的。
當時，也有不少人找到教員替他們兩人說情。
劉青山、張子善分別是1931年、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天津地區任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職務。革命戰爭年代，他們曾被捕入獄，面對嚴刑逼供，堅貞不屈；和平時期，他們卻居功自傲，貪圖享樂，不顧黨紀國法，貪污克扣國家救災糧、河工糧、飛機場建筑費、地方糧、干部家屬救濟糧、治河民工工資、銀行貸款等國家財產。他們還同私商勾結，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很大的經濟損失。
公審大會召開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澤東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意見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教員還明確指出，這顯然已經不是二人貪污的問題，而是形成了“貪污集團”，領導階層出現了腐敗的傾向，其官官相護的行為極大地損害了人民的利益和黨的形象，必須要判處死刑才能起到“警示作用”。
隨后，又在全國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腐敗問題得到遏制。
而現在，黨的反腐敗工作的決心不可謂不大，為啥腐敗問題一直得不到有效遏制呢？
我在我看來，對一些巨貪沒有了剝奪他們的性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像這種已經受賄八個多億了，還留著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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