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問題，近年來一直是熱議的話題。電影《逆行人生》大火，也是因為觸及了裁員與失業這個社會痛點。
我國官方對失業標準的定義是：（1）在調查參考期內（通常為一周）為了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而工作了1小時及以上的人、因休假與臨時停工等原因在職但未上班的人均可定義為就業人口；（2）滿足沒有工作、在調查時點前3 個月內找過工作、如果提供一份合適工作便能在 2 周內開始工作三個條件的人員即可被定義為失業人口。
滿足這個定義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約5%），與普通人感受的失業率有很大差距。且不說這個定義對就業的要求很低，這個數據不包括農村籍失業打工人，高校就業率大量造假也是公開的秘密。因此，能夠反映打工人真實失業狀況的數據很難獲得，只能估算。
這是失業工人量的方面的問題。關于失業工人的性質問題，即失業工人到底算不算工人階級，以及由此帶來的相關問題，長期以來也是模糊不清的，應該予以明確。
失業工人還有一個名字，叫“產業后備軍”（包括半失業工人）。老馬將直接參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工人稱為“現役勞動軍”, 而把那些暫時被排除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外但又只能靠出賣勞動力謀生的人們，稱為“產業后備軍”。
我們平時所說的工人指的是“現役勞動軍”, 一般而言不包括“產業后備軍”。但是，資本積累必然會造成失業，造成過剩的工人人口，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個趨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必然產生資本對勞動力的相對或絕對排斥。工業機器人、外賣機器人、無人售貨商店和無人駕駛出租車的快速普及，不過是這個年代新的例證。
關于“機器換人”的研究表明，有近30%的制造業工人非常擔心或擔心企業引入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而失掉工作，而完全不擔心的比例不到20%；工作崗位易替代的工人，其產生技術性失業擔憂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崗位難替代工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人的技術性失業擔憂水平越低。（《機器換人背景下工人失業擔憂研究——基于廣東省制造業“企業-職工”匹配調查數據》）
產業后備軍的產生，除了“必然”，對資本家而言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市場變幻無測，兇險無比，典型的如房地產市場，幾年前為了買了套房，有些地方甚至需要搶號，購房者需要付額外的茶水費，如今很多地方房價腰斬也賣不出去。而某些產業，如新能源產業的崛起，又會吸納大批工人。對此資本家比打工人有更清晰的認知，為了應對這種生產的忽起忽落，大量的產業后備軍的存在是必要的。當某種市場突然擴大時，“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大量失業工人的存在，為老板們應對市場的大起大落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因此，工人如同機器與原材料一樣，必須是過剩的，這是資本積累的“正常”條件。對老板而言，如果不考慮失業太多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失業工人是多多益善。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荒誕不經的畫面：一方面是勞動力市場的蕭條，另一方面是吹鼓手們叫嚷著“人口紅利”的喪失，嫌打工人太少；一方面是青年失業率飆升，另一方面吹鼓手們又叫嚷著延長退休年齡。這些看似自相矛盾與荒誕不經畫面背后，邏輯卻是高度一致的：產業后備軍越多越好。失業工人越多，對老板越有利：可挑選的余地更多，工資更低，對在崗工人的管控更有力。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三條腿的哈蟆難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產業后備軍不僅是資本增殖的勞動力“蓄水池”, 也是現役勞動軍工資的“調節器”。
因此，失業，對于打工人來說，不是例外，而是周期性或非周期性遭遇的生存常態。打工人在有工作的時候，必須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為失業做準備。打工人的工資，不僅要滿足工作時期的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也要考慮到失業時期的消費。
斯大林是明確把失業工人列入工人階級之中的。他說：
“當人們談到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時，通常總是指在業工人，而沒有估計到所謂失業工人后備軍的物質狀況。這樣看待工人階級物質狀況的問題，是不是正確呢？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既然有失業工人后備軍，而它的成員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法生存，那末失業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階級之中的，但是，既然他們列入工人階級之中，那末他們的赤貧狀況，就不能不影響在業工人的物質狀況。因此我認為，在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時，也應該估計到失業工人后備軍的狀況。”（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是失業工人后備軍的角度來談問題的，這么談，符合工人階級的整體狀況。今天的情況又更進了一步，在信息化時代，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改變，甚至生產、消費與娛樂的界限也模糊了，大量的新業態打工人產生，各種靈活就業方式層出不窮，大批隱性勞動者甚至免費勞動力出現。采用各種不穩定方式就業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生存條件的打工人大有人在。在崗與失業的界限也漸漸模糊了。
老馬有個“總體工人”的概念，即除了直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人外，那些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及部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協調人員、經紀人和工程師等都被納入“總體工人”的范疇之中。工人階級的外延，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是不斷擴大的。
在這個時代，我們不妨也把“總體工人”的外延適當擴展，把失業工人也列入“總體工人”之列。
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更要把失業工人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當然，失業對個體工人而言，是巨大的災難，對工人階級整體也有不利影響。列寧認為，當大工業遭到破壞，工廠停頓的時候，無產階級將失掉其階級性。列寧的原話是這樣的：
當前的敵人，是一個大工業遭受了破壞的小農國家中的日常經濟現象。當前的敵人，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它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并且非常有力地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而無產階級則失掉了階級性，也就是說，它逸出了自己的階級軌道。工廠既然停工，無產階級也就軟弱、分散而無力。而且，國內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得到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的支持。（列寧 《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1921年8月20日）
列寧說這個話是有前提的，俄國革命勝利后，工業化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甚至成為決定新生政權能否穩固的問題。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成長，否則意味著失敗。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失業成為打工人一門必修課的條件下，對失業工人要一分為二來看：一方面，在自發的條件下，個體的失業工人的確可能由于長期找不到工作而改變其階級屬性，比如轉化為小生產者，進而導致這些打工人失掉其階級性；另一方面，絕大部分失業打工人并沒有轉化為小生產者的途徑與可能性，而是在反復的失業中，打工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打工人地位，更加明確了其階級屬性，從而有了更多的階級自覺。
在自發的條件下，失業工人的貧困化，以及失業工人與在業工人的形式上的對抗，會鞏固資本主義秩序。它讓工人更加不敢反抗，接受更低的待遇，它轉移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
而在充分自覺的條件下，失業工人也可以創造出驚天動地的歷史。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關于失業工人運動的決議》中指出：“這一巨大數量的失業工人，單在上海一埠，根據國民黨社會局的統計已有二十四萬。如以全國計算，何止幾百萬與千萬。”并指出當時工運的缺陷，“黨與工會沒有去參加與領導，整個黨團工會沒有把失業工人運動，看成革命職工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
在這份文件中，中共是把失業工人當作工運的重要力量。當時產業工人才二三百萬，失業工人卻是“何止幾百萬與千萬”，僅上海一地按國民黨社會局的統計就有二十四萬，這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巨大群體。在合適的條件下，能迸發出巨大的力量。
這股巨大的力量的迸發，需要有一系列的主客觀條件，才能從可能轉化為現實。當年是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這些失業工人與在崗工人一道，共同創造了工人階級的輝煌。
回到今天，有個客觀條件非常重要，就是主流經濟學者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由逐漸減少變為短缺，最終達到瓶頸狀態。在這個拐點出現之前，勞動力貌似是無限供給的，甚至需要官方以各種名目來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比如打擊所謂“盲流”，實行嚴苛的暫住證制度，嚴苛的計劃生育制度，等等；在此之后，民工荒開始出現，農民出身的新工人工資開始快速上漲，主流學界開始驚呼“人口紅利”不再，生育政策出現180度轉折，暫住證的管制功能也大幅削減，并出臺一系列措施鼓勵城鎮化。
所謂劉易斯拐點的出現，無非是農業人口大規模轉化為工業人口的基本終結。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增長，農村中市場經濟的發展，加速了農民的分化和破產，提供了數以億計的龐大的潛在工業勞動力隊伍，同時也在農村中形成了大量的相對過剩人口。
這個相對過剩人口，就是老馬所謂的“潛在的過剩人口“。在現有體制下，這些工人不被計入失業人口，失業后的失業保險待遇也與城鎮職工有所區別。但是，這是制度的滯后，并不能體現這些打工人真實的階級屬性。
老馬把相對過剩人口分為三種形式，即流動的、潛在的和停滯的。停滯的過剩人口，是指基本無法就業的、沉淪到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的失業人員，它是產業后備軍的死荷重（運輸業用語，指運輸工具自身的重量），我們暫不討論。“潛在的過剩人口”與“流動的過剩人口”的區別，在于前者處于農民轉化為工人的過程之中，這些人通常保留自己的土地和戶籍，在城市里失業后可以回到鄉村。這類過剩人口，在當代中國的典型是第一代農民工。在資本及其吹鼓手眼中，農村是巨大的蓄水池，也是絕佳的穩定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有著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紅利”。把這樣的結構永遠維持下去，是一些人的夢想。這個時候，我們尚且不能把這類過剩人口視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
但是，夢想只能是夢想，“紅利”不可能永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這些過去的“潛在的過剩人口”也在悄然發生變化：雖然他們擁有農村戶籍，甚至名義上擁有土地，但他們基本不會回到農村，也不會務農，而是選擇在城鎮常住，即便是像三和大神一樣生活也不愿離開，或者說已經無法離開。
2023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93267萬人，其中有近3億是農村戶籍的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這些農村戶籍的打工人失業后，無法離開城鎮，我們便不能再將這些打工人視為“潛在的過剩人口”，而應視作“流動的過剩人口”，即那種只能以打工為生，時而被吸收，時而被排斥，總能保持相當數量的失業打工人。他們已經基本上完成無產者化過程。無論他們找到工作與否，無論他們的戶籍是何地，是否擁有土地，他們都應被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偉大的變化，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質量和集中度，與歷史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相比，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們必將創造出偉大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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