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杭州一外賣騎手因橫穿綠化帶踩壞欄桿被保安攔下，為求情下跪，引騎手聚集討說法。
8月13日凌晨，@平安西湖 發布警情通報，稱“該外賣員因擔心影響其他訂單派送遂下跪”。
但是，這份警情通報并未完全平息網友的質疑。通報對于保安有沒有拔掉騎手電動車鑰匙這些細節并未提及，所以也就無法說明究竟是騎手主動下跪還是被迫下跪。
在這場輿論紛爭中，始作俑者的某外賣平臺卻安然地置身事外，在向物業支付圍欄維修費后，高調回應稱“對于騎手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對待問題，將一管到底，并根據騎手訴求配合相關部門調查，切實維護騎手合法權益”。
其實，導致騎手遭遇不公正對待的罪魁禍首，不正是“困住”外賣員、讓他們不得不爭分奪秒的算法嗎？
騎手與保安、騎手與點外賣的消費者，甚至騎手與商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這是典型的群眾斗群眾、底層互害，私底下賺得盆滿缽滿、表面上卻抱著財務報表哭窮的外賣平臺成功地將矛盾轉嫁到群眾內部。
在杭州外賣騎手下跪事件中，保安是受雇于物業公司的雇傭勞動者，騎手則是受雇于外賣平臺的雇傭勞動者。騎手派送超時，很可能會導致被削減單趟的訂單派送量（這意味著收入的大幅下跌），甚至可能遭致平臺的罰款，意味著大半天白干了。于是，騎手選擇抄近路，踩踏綠化帶進而踩壞欄桿。
一些網民譴責保安拿著雞毛當令劍、頤指氣使。然而，如果物業公司發現欄桿被踩壞又找不到責任人，必然要拿保安問責，讓保安支付維修費用，所以保安只能是揪住涉事的外賣騎手不放。
那么，在這場沖突中，保安與外賣騎手，完全談不上誰是更弱勢的一方；相對于各自的資方而言，他們都處在弱勢群體的位置。
就在上個月，筆者所住的小區內部還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在小區內部道路飛馳的外賣騎手撞倒一位老人，致老人重傷。事件發生后，部分住戶向物業施壓，要求禁止外賣電動車進入小區。然而，這一舉措被推行沒兩天，立刻遭致另一部分經常點外賣的住戶的反對，因為騎手擔心配送超時，便要求點餐人到小區門口取餐，于是又引發了不同住戶在小區群里的激烈爭吵。
外賣騎手是按照送單量計算工資，每天派送的訂單越多、工資越高；“單王”還會有額外獎勵，而算法就是按照單王的時間去卡其他外賣員。
此外，平臺還有一個更加隱蔽的操作。按理說，在“單王”的“帶領”下，騎手們的訂單派送量都有所提升，工資應該會整體提高。然而，一個區域內騎手工資的本質，僅僅是一個區域內的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在相當時間里幾乎是恒定的。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平臺主要的操作方式就是下調配送費用。以美團為例，2022年3月其在北京等多個城市調整外賣配送費，由原來的5-8元降至3-5元，降幅高達40%。此外，平臺還有加大罰款力度、巧立名目的款項等各種騷操作。即便如此，在失業大軍等待加入外賣大軍的大環境下，外賣平臺從不擔心招不到人。
因此，騎手不得不經常性地超速、逆行、闖紅燈，以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訂單配送，否則即便外賣平臺不主動淘汰騎手，越來越低的到手工資也會導致騎手無法繼續通過從事外賣工作養家糊口。
部分城市外賣站點在今年上半年傳出裁員消息
“算法系統困住騎手”這個問題討論了兩年了，其本質不就是資方過度攫取剩余價值、借助失業壓低勞動者工資嗎？
而外賣騎手所遭遇的困境，又不僅僅是外賣行業自身的問題。
失業現象的存在，源于私有制所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危機，不平等不僅存在于外賣行業之內，更存在于外賣行業之外。
當我們試圖呼吁外賣平臺提升騎手配送單價，外賣平臺立即就會將增加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增加同樣作為無產階級的消費者的生活開支，從而導致作為消費者的無產者不會去支持提高騎手配送費的主張。
面對龐然大物般的外賣平臺，騎手沒有絲毫的議價權力，很多騎手甚至意識不到這是平臺的問題，而僅僅是認為有越來越多的失業者跟自己搶飯碗。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
“正是這種以‘物與物’的形式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既構成了資本邏輯存在和展開的根本‘關系形態’，又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和交換的全部神秘性，使商品生產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籠罩和充滿了‘幽靈般現實性’的魔法和妖術。”
正是這種被掩蓋了的社會關系，為資本邏輯的增殖和剝削提供了載體。
在傳統的工業社會，雇傭勞動者起碼還能接觸到工廠主、接觸到機器，他們大概還能知道斗爭的對象，可以通過砸毀機器的方式來反抗剝削，即便這只是消極反抗的方式。
而到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生產關系被掩蓋得更加徹底，雇傭勞動者根本見不到自己真正的“老板”，捉摸不定的算法和數據端口更是他們完全無法觸及的。
同樣的道理，也存在于作為外賣消費者的無產者同外賣騎手以及外賣騎手同保安的矛盾沖突中。
目前，在有關部門的推動下，很多地方正在嘗試外賣行業工會。在此次外賣騎手下跪事發的杭州，也存在類似的工會。
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外賣行業工會似乎在反抗平臺算法壓榨、反對不斷降低騎手配送費、切實維護外賣員利益等方面，并未發揮出什么作用。
而目前的外賣工會與傳統工會無異，做的更多的是健康體檢、技能培訓、困難幫扶、文體活動這類“錦上添花”卻無關緊要的事。
想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恐怕還是要讓外賣員真正成為工會的家人、主人，可以借助工會行使主人翁權力，團結在一起與平臺巨頭議價，切實維護外賣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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