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這種全球指鹿為馬的輿論暴力中，
敢于說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
——張承志：《獨奏的石頭》
小引
張承志七十歲了——他已經七十歲了嗎？
曾幾何時，他還是我記憶視網膜上那個雙眉微蹙，嘴角緊閉，一頭卷發，文字和樣貌都透露出桀驁不馴的人，神態和氣質頗似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一個字：酷。因為《黑駿馬》、《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我或者我這一代人心目中，張承志幾乎成了青春、浪漫、叛逆和理想主義的代名詞；連老王蒙讀過《北方的河》之后也感嘆，他和其他中國作家不敢寫“河”了。幾年前我在寫《人境》時，還忍不住讓主人公想起了這部小說：“馬垃一直把《北方的河》當做青年時代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一部小說，甚至在進入中年的今天，依然如此。當他揮動著已不再年輕的雙臂，在他小時候跟著哥哥學習游泳的這段江面上游弋時，耳邊仿佛又響起了一個男人深沉的獨白。他覺得體內的血液嘩嘩流動起來，周身充滿了年輕人才有的力量。他的雙臂和兩腿在湍急的河流中劃動得那么有力。嗯，我還沒有那么老。他想。盡管哥哥和逯老師都不在了，但我會獨自走下去。我不會輕易地認輸。一切也許都還來得及……”
可見，在一代文青的記憶中，張承志是堪稱大神級的人物。
可他怎么突然就“七十歲”了呢？在漢語語境中，七十歲意味著老邁、耄耋、衰弱，“人近七十古來稀”嘛，但我還是無法把張承志跟這些詞匯聯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關于張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與不幸的文學》，經韓少功之手，發表在1999年第2期的《天涯》雜志上。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一段：“當我通過閱讀跟隨這個人漫游于那片廣袤得近于荒涼、物質生活落后得近于原始，而人的精神生活無比富有和充盈的‘美麗的夏臺’，目睹他像進出自己的家一樣，進出于那些安分自足、單純樸實的善良人們的簡陋居所時，我總是情不自禁地為之動容，心里抑制不住冒出一個念頭：這個人是幸福的，他和他所熱愛的人們都是幸福的；而另一個在心底盤桓已久的疑問隨之幽靈一般出現了：如果找到了家園和‘念想’的人是幸福的，那么，我們這些仍然在世界上隨波逐流、流離失所的人幸福嗎？或者說，同樣作為寫作的人，我們幸福嗎?”
今年二月中旬，元宵節沒過幾天，我登上了去海口的航班。在機場候機廳和飛機上，我捧著張承志的最新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副手不釋卷的勁頭，直到飛機在美蘭機場緩緩降落，我的目光才有點不舍地從書卷離開，當我合上書本，凝眸面前富于質感的藍色布紋封面的一刻，腦子里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沖動。
我想，我應該再寫寫張承志了。
整整二十年了。中國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國，世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張承志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張承志，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被譽為“戰后英國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知識分子與文化行動主義者”的雷蒙·威廉斯寫過一本《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他通過對131個彼此相關的“關鍵詞”的考察，追溯這些語詞意義的歷史流變，并厘清這些流變背后的文化政治，當其所處的歷史語境發生變化時，它們是如何被形成，被改變，被重新定義，被影響，被修改，被混淆，被強調的。這些語詞不僅能夠引領我們了解英國的文化與社會，也能幫助我們認識當代的文化與社會。
本文的寫作，我打算也采取這種形式。盡管雷蒙·威廉斯說“如何，由作家與演講者著述的內容或詞義演變的歷史過程中，挑出一些相關聯且特殊的詞義出來研究，需要經過深思熟慮。這種挑選非常明顯有其局限性。”但對于張承志這樣重要而復雜的作家和批判知識分子，或許是一種便捷有效的方式。
下面我們進入正文。
張承志，作家，穆斯林。曾長期從事新疆、甘寧青回族區的歷史考古調查。先后游學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和拉丁美洲國家。主要作品有《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心靈史》等。
知青
作為一名作家，張承志被貼上了太多的標簽，例如：考古學者，穆斯林，紅衛兵，理想主義者，左派，知青，等等。比較而言，除“知青”外，其他標簽都帶有專業、學識、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意味，是一種“附著”和外在的狀態，唯有“知青”這個詞與其生命歷程息息相關，難以分割。張承志登上文壇的成名作《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以及后來獲得巨大影響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的主人公都是知青。由此可見，對張承志來說，“知青”絕不只是一種標簽，而是像血液那樣“內置于”他的生命之中。
在中國當代語境中，知青無疑是一種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的一批“知識青年”的總稱，其次才是作為“一代人”的文化象征意涵，譬如理想主義、青春、苦難、傷痕、“被耽誤的一代”等等。他們同毛澤東乃至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互文關系，使之像一出浪漫主義的戲劇那樣，籠罩著某種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傳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進的當代流行文化所消費、吸納和涂改，逐漸變得曖昧、含混、怪異，有時甚至同權力與主流知識界媾和，散發出一股犬儒主義的腐臭氣味。
而張承志是最早嗅到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對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駿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單純”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不惜對《金牧場》進行了幾乎是推倒重來的改寫，以使其不至于那么“夸張”。這顯然緣于他對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在控訴歷史給主體帶來的無法磨滅的精神創傷，并反復書寫深重的苦難”的主流知青文學的不滿。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義辯護：“我相信，會有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來為我們總結：那時，我們這一代獨有的奮斗、思索、烙印和選擇才會顯露其意義。”當知青一代普遍對“上山下鄉”這段歷史持懷疑與否定觀點時，張承志卻充分肯定了內蒙古草原這段人生經歷的價值和意義，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環境中艱難的勞動生活，使其經歷了底層體驗，獲得了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并宣稱：“在關鍵的青春期得到了這兩樣東西，我一點也不感到什么耽誤，半點兒也不覺得后悔。”
這樣的反思，對主流文學無異是一種極為大膽的冒犯，因此，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張承志徹底擺脫體制的羈絆，走上了一條漫長的精神孤旅。
即使到了七十歲，張承志也沒有忘記并且時時強調自己的“知青”身份。但他所說的“知青”，已經與主流語境中的“知青”分道揚鑣——
“記得那些年‘思想解放’，忿忿的知識分子們說我們這一代是‘喝狼奶長大的’。真費解，明明我們喝的是牛奶和羊奶。在日本，‘知青’一代被翻譯為‘失去的一代’，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究竟是別人把我們丟失了，還是我們自己‘被丟失’了？”
“同樣從烏珠穆沁的異族懷抱里走出來，不少人嘴里還念叨著蒙古單詞，屁股卻已經牢牢坐在了體制與壓迫的板凳上。他們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認少數的權利，使用英語聽來的概念，逐個取代牧人的概念。不僅墮落成了豢養他們的體制的叭兒狗，更有人高調鼓吹殖民主義——他們的異族體驗，只是臉上的脂粉，他們最終選擇了充當附庸資本與權勢的色赫騰（知識分子），而背離了加洛（青年）時代的啟蒙。”
“霸道話語的強勢與他者訴說的無視，是一種資本的新壓迫形式。我們雖不合格，但我們在尊重他者語言的環境中度過青春——這就是我年近古稀、還珍惜‘色赫騰·加洛’身份的原因。”
“知青史與中國文學史如此乖僻的一例，也許又給讀者和‘叫獸’、研究者和否定者、革命黨的追捕者，出了一道不大的難題？”
——張承志《達林太的色赫騰》
達林太的色赫騰·加洛，即“七十歲知青”。七十歲的張承志對體制和主流知識界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比起那個從清華附中畢業后到內蒙烏珠穆沁草原插隊的二十歲知青，一點也不見老；如果從“戰斗性”、“革命性”、“尖銳性”一類視角來看，“七十歲的知青”比“二十歲的知青”似乎更加鋒芒畢露呢。
底層
曾幾何時，“底層”在文化界竟然成了一個流行的詞匯。
十幾年前，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從知識界、文學界到大眾媒體，都能聽到這個很久以來幾乎被遺忘了的詞匯。但除了‘底層’所蘊含的諸如弱勢群體、農民、下崗工人等特定的敘說對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對這一概念時的認知角度似乎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例如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眼里的底層，一般都與‘三農’、國企改制、利益分層及體制弊端等公眾關心的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寄寓著明確的意識形態焦慮；而人文學者、評論家和作家藝術家眼里的底層，則往往伴隨著對社會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以及貧窮、苦難和人道主義等一系列歷史美學難題的訴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底層問題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實際上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復雜形態和思想境遇。作為一個文化命題，它也絕非空穴來風，而是1990年代繼人文精神、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等論爭之后又一次合乎邏輯的理論演練和進一步聚焦。”（《我們怎樣敘述底層》，《天涯》2005年第5期）
而早在1996年，蔡翔就在散文《底層》中寫道：“許多年過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個遙遠的記憶，底層仍然在貧窮中掙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個無法兌現的承諾。舊的生活秩序正在解體，新的經濟秩序則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會。階層分化的事實正在今天重演，權力大模大樣地介入競爭，昨天的公子哥兒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爺，他們依靠各種權力背景瘋狂地掠奪社會財富。權力和金錢可恥地結合。‘窮人’的概念再一次產生。”
但這種充滿文學性的敘述，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底層”的進一步走紅，無疑跟“底層文學”思潮的興起有關。從一開始，這股思潮似乎就帶有某種先天性的不足，這從一些底層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諸如“比慘比恨”的所謂“苦難敘事”或“美學脫身術”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到后來，某些底層文學作品將民眾的貧困落后生存境遇當做某種獵奇和觀賞的對象，熱衷于從一些諸如“同性戀”“扒灰”之類的小報新聞中尋找靈感，敷衍成篇，將底層普世化、抽象化乃至于污名化，刻意遮蔽了其中嚴肅的歷史邏輯，直至被主流文學所收編，使一個原本生機勃勃、充滿挑戰性的文學潮流過早地走向了衰竭。
匪夷所思的是，在底層文學從勃興到式微的全過程中，張承志始終被排斥在外。在我看來，真正體現“底層文學”精神的應該首推張承志，而不是某些寄生體制，骨子里浸透“智識階級”偽善的投機主義者。從張承志的《騎手為什么要歌唱母親》《黑駿馬》和《心靈史》，一直到他的大量散文，才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底層寫作”。
底層從來就不是作為一種抽象的他者存在的，更不是某些人通過書寫底層來證明自身優越感的廉價道具，在張承志的眼里，底層是廣袤的蒙古草原和貧瘠荒涼的西海固，是一個淪陷的階級和活生生的具體的人。是秦鳳桐，是馬啟芳，是“二十八歲的額吉”……
對張承志而言，底層壓根兒不是什么寫作的題材或對象，而意味著一種精神和情感上的休戚與共，一種“人民的修辭”：
“偉大的古典草原給予一代青年的自由氣質、底層立場、異族文明和艱辛浪漫的履歷”，“無論在雪山俯瞰的古老梯田，還是在炎熱潮濕的雨林邊緣，人民都被壓制在底層，輾轉無言，翻身不能。貧民窟里的日子，一個索爾的期盼，都是活生生的真實”，“由于弱者和人民總是痛苦，被侮辱與被壓迫的人總是無助。五百年來，如同16世紀肇始的那個時刻，人們需要一種特殊的騎士，哪怕他輸得一次比一次慘，只要有了他，人就沒有輸”，“如我的一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階級立場的印記很深。我們一直厭惡上層和壓迫的存在，把感情寄托于底層人民。因此，當腳上沾滿了底層泥濘時，也長久地為底層的不潔而苦惱”……
——人民、階級、自由、壓制、侮辱、壓迫、痛苦，等等，這些在底層文學的大多數創作中被閃爍其詞回避掉的詞匯，就這樣被張承志一一說出來了。通過張承志，我們終于得以找回了那個被主流刻意遮蔽和涂改的底層的真實樣貌，也使曖昧不清的底層文學修復了其本該有的品質和立場。
六十年代
戴錦華在一篇演講中說：“六十年代是一個暴力頻仍的年代，也是偉大的和平斗士以血肉之軀對抗鋼鐵暴力的年代；六十年代是一個人類被一分為二的年代，是一個奉行國際主義信念的年代，也是偉大的個人主義英雄用他們的生命去實踐人類理想的年代。一個烏托邦與實踐烏托邦的沖動主導了整個世界的年代。”（《叩訪六十年代》，《天下》2013年第2期）
這樣詩意的表述顯然會令人感到突兀和困惑。近四十年的主流敘述總是將“六十年代”同諸如文化大革命、極左、浩劫、迫害、造反派、階級斗爭和打砸搶等一類詞匯聯系在一起，讓許多人望而卻步。戴錦華也不無忐忑地表示，自己在觸碰這個議題時“有點兒冒天下之大不韙”。但勿容置疑，作為一個文化政治概念，存在“中國的六十年代”和“世界的六十年代”。在今日中國的主流視野中，六十年代是一個全球動蕩、充滿劫難的年代。但換一個角度，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是全球理想主義處在最高峰和最強音的時代，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幟下的年代。人們相信世界必須被改造，也能夠被改造，而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創造新世界的過程之中。“首先是毛澤東、紅衛兵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六十年代，而且因為它無疑是六十年代的核心景觀之一。這是我自己成長的年代，也是我生命經驗中最為重要、沉重而且繁復的記憶。曾經，在全球視野中（當然充滿了想象與誤讀），文化大革命鼓舞著一個‘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時代，象征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反制狂歡，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直接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實踐。”（出處同上）他們同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廣大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薩特、福柯、阿爾都塞、弗朗茨·法農、切·格瓦拉、路德·金、馬爾科姆·X等思想家和政治領袖聯系在一起。
這樣的敘述顯然同大多數中國人接受的觀念格格不入，戴錦華對此心知肚明，她進一步辨析道：“以中國為例，聯系著一個歷史敘述的誤區：我們經常說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之中，因此才有此后的‘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面對這一誤區，首先需要分辨的是，究竟是消極的閉關鎖國，還是薩米爾·阿明所謂主動‘脫鉤’？究竟是選擇閉關鎖國，還是遭受冷戰時代的封鎖、圍困——而且是來自兩大陣營的雙重封鎖圍困？中國究竟是曾在‘世界’之外，還是曾擁有不同的‘世界’——第三世界？”（出處同上）
戴錦華的詰問無疑是尖銳的，也是深刻的。而相似的詰問和辨析，一直貫穿在張承志迄今為止的全部寫作當中，以至讓人覺得，在讀他的每一篇作品時，你都能感到“六十年代”作為一個巨大的背景存在著——
“對毛澤東思想及中國革命喚起的六十年代西方發生的種種，帶著反感不愿理解——或許正是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一般態度。”
“對那些認為‘法國是個臟盤子’的法國反體制青年來說，毛澤東的革命性，是靠著大規模地破壞了國家與官僚體制才獲得證明的，哪怕毛語錄仍然難懂。……能接受毛思想的刺激，恰是爭議與反體制的記號。”
“我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一個兒子，背負著它的感動與沉重，腳上心中刺滿了荊棘。那個時代的敗北，那個時代的意義，使我和遠在地球各個角落的同志一樣，要竭盡一生求索，找到一條自我批判與正義繼承的道路。”
張承志的表述與魯迅的“永遠革命”和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相通的。汪暉曾在《恩怨錄——魯迅與他的論敵文選》序中指出：“對魯迅來說，只有‘永遠革命’才能擺脫歷史的無窮無盡的重復與循環，而始終保持‘革命’態度的人勢必成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為當他們滿足于‘成功’之時，便陷入了那種歷史的循環——這種循環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終極革命對象。”
在“文革”和“六十年代”仍然作為某種政治禁忌的今天，張承志的言說和立場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正如學者羅崗所言：“當代文學六十年，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斷裂大于連續，難點在于如何處理‘六十年代’。后三十年文學的‘起點’，正是建立在對‘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的否定上。從所謂‘新時期’開始創作的作家，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撇清自己與‘六十年代’的關系。如此一來，許多作家僅僅將創作局限于‘后三十年’，然而，張承志毫無疑問是一個特例，他的創作同樣開始于‘新時期’，卻從一動筆開始就顯示出與‘六十年代’的深刻聯系，并且在后來三十多年的創作中鮮明執著地保持著這種聯系，進而從這種聯系中不斷獲得進入新的思想與藝術領域的力量和能力……假如說得不妨夸張一點，張承志幾乎以一人之力將‘中國當代文學’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聯系起來了，盡管這一聯系中也充滿了內在的緊張、沖突乃至斷裂，可張承志不也正是以他長達數十年的筆耕容納并展現出‘連續’和‘斷裂’之間的辯證關系嗎？”（《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關于“張承志難題”的一封信》，《文藝爭鳴》2016年第9期）
再次回到戴錦華的演講：“重新叩訪六十年代，重新叩訪六十年代文化，是為了打開歷史與文化空間，以便清算歷史債務，啟動歷史遺產。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題，包括社會主義與自由，也包括個人與社會。”
這段話也適用于對張承志的理解。
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國的主流人群和年青一代推開“文革”這扇封閉已久的大門，洞悉到“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全部的秘密，最先打開那把銹鎖的，一定非張承志莫屬。
從文學意義上說，張承志就是“六十年代”的人格化身。
殖民主義
2017年秋，六十九歲的張承志有過一次鮮為人知的南方之行。如同他以往的許多行程一樣，這仍然不是一次普通意義上的旅行，“從漢口開始，經過了虎門、琪澳、澳門、香港，又回到了漢口……”這漫長而曲折的孤旅，被他寫進了《從伶仃洋到楊子江》一文。
正是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使我得以同“殖民主義”這個詞邂逅相遇。
在主流語境中，“殖民主義”是一個久違得讓許多中國人感到陌生的詞匯。而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反殖民主義”與反體制、反對霸權、反對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等一起，掀起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成為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面獵獵飄揚的旗幟。但隨著“短二十世紀”的結束，中國和世界很快被卷進了現代化和發展主義的浪潮，馬列毛主義成了過氣的破爛，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詹明信的后殖民文化理論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成了學術界的搶手貨，新自由主義更是成了主流知識界所向披靡的超級理論武器。“殖民主義”搖身一變，開始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非資本主義國家”展開新一輪的經濟入侵和文化入侵——這一招比二十世紀前半期和十九世紀以前的“堅船利炮”更奏效，而且冠冕堂皇，因為它有一個很漂亮、也很拉風的名號——全球化。
照理說，只要稍許懂一點中國的近代史，就不會被這種魔術雜耍似的套路唬住，但它卻把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忽悠得如癡如醉、不辨東西，找不著北了。以致張承志發出一聲感嘆：“我不禁想起毛主席說過的‘學習歷史主要是學近代史，否則一億年后怎么辦’——不是一句空話。”
張承志南方之旅的第一站是香港。
學歷史出身的張承志對香港，尤其是對它之于“殖民主義”這個詞的特別意義的理解不可謂不深，但他還是覺得：“從小背誦了那么多廢話而沒有記住至關緊要的近代史年表，上過大學考古系挖過古城墓葬也沒想起來挖一鏟子屈辱近代的遺跡——混跡知識分子，其實腦袋空空，我對香港一無所知。”（《從伶仃洋到楊子江》，后面所引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張承志對全球殖民主義歷史的追蹤和研究，可謂由來已久：“從摩洛哥到秘魯，我已經觀察過幾塊殖民主義興衰的土地。我對比過哈瓦那——拉丁美洲的香港。我到處邂逅了反對殖民主義的思想，從黑皮膚的弗朗茨·法農，到阿拉伯的穆罕穆德·阿布篤，從日本亞細亞主義者‘突破百種殖民主義’的言說，到孫中山‘亞洲民族聯合起來’的呼吁。”因此，當他踏上香港的土地——這塊離祖國母腹最近的殖民主義活化石時，他的目光便顯得更銳利，情感也更激烈。
張承志到香港之前，先去了虎門。“若去香港，先到虎門——這是我的計劃。對遠離古代的我們，或許是抓住潛沒歷史的繩子。”在虎門的鴉片戰爭紀念館，他看到了一幅珍貴的照片：一艘林則徐把美國商船改造成的軍艦，那是中國海軍史上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軍艦。在這里，他發現了歷史的另一層真相：“教科書上的虎門煙臺并沒有失敗，頒布下令失敗的是道光皇帝。他發現事情危及到大清的所謂“核心利益”。于是，“忠良被問罪，煙臺被拆毀，抵抗被否決，仇敵被美化——鴉片戰爭以鴉片販子的完勝落幕，中國進入了自污和受辱的新紀元。”
從岳飛到文天祥，再到林則徐，同樣的悲劇在歷史上屢屢再現。這不是中國的恥辱，而是統治者的恥辱，也是一切殖民主義者何以驕狅和“屢戰屢勝”的真正奧秘。就像某部電影的臺詞，不是敵人多么強大，而是我們太軟弱。正因為如此，被奉為表現了資本主義上升期時期精神的小說經典《魯濱遜漂流記》的主人公才顯得那么信心滿滿，將中華帝國的每一塊版圖當成了自己的后花園，“他們堂皇地把自己的欲望寫進國際法，他們‘生而有權’，有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旅行的權利”。
澳門“示威門”上刻寫的那句葡文橫標“為祖國增添榮譽吧，祖國施恩于你們”，讓我們再次目睹了殖民主義者的無恥和傲慢。
這是張承志在正式踏上香港之前迎頭相遇的殖民主義魅影。因此，當他站在雖然法律上已被母國收回，卻處處彌漫著殖民主義時代氣息的香港土地上，所發出的一連串感嘆才顯得那么沉痛和令人震撼——
“在資本高奏凱歌的時候，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也步步成熟。它如潛行的幽靈，它梭巡著，從地理至文學。它低沉壓抑，但日益深刻。終于批判抵達了這一步：歷史的道德，逼迫經濟坦白它的道德秘密；人類的良知，要求對笛福主義的掃蕩。”
“殖民主義造成了人的深刻分裂，無論貼近享受它小康的你，或是要遙遙痛恨它不公的我。”
“天造地設的美麗島，成了貪婪魔鬼的灘頭堡。不止于此，金錢居然改天換地，奴隸更饜足于殘羹。包括革命的批判，居然都沒能打敗它——可憐的只有正義二字，淪落在天涯街角，被一代代愚蠢的男女嘲笑！”
“新一輪殖民主義的價值爭論，如伶仃洋最深處的還笑，正悄無聲息地一步步發育。就人類社會的公正而言，良知的批判尚未掀起高潮……人有病，天知否？”
……
張承志的這趟南方之旅，堪稱是一次考古學意義上的殖民主義批判。它始于漢口，也結束于漢口。
漢口并非行政意義上的地名，只屬于湖北省武漢市的一部分。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漢口卻是一座獨立的直轄市。它最早從一個小漁村迅速發跡，直至成為中國中部最大的通商口岸，自然也歸功于殖民主義的“偉業”——“1858年的中國已是任人糟踐。既然香港可割，既然上海可據，成串的‘二線城市’如登州潮州、漢口南京，都以一份《天津條約》成了英法俄美以及后來強國的‘通商口岸’。”
在西式建筑林立的漢口租界區，張承志看到的是漢口作為“致中央支那死命之處”，耳邊縈回著日本歌手佐田雅夫的一首歌《弗萊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國教堂》：
弗萊迪，和你相遇，是在漢口
在沿著楊子江的江畔上，你叫住了人力車夫
弗萊迪，和你初次去過的餐館
穿過三教街，到法國租界去約會
還記得那時，我最喜歡的，三教街的蛋糕店么
“海澤爾伍德”的老人，怎么有那么深的男眼睛
他總是叼著煙斗，在安樂椅上，翻開報紙……
三教街，是民國時期漢口法租界的一條小街。這首歌也充滿了濃厚的殖民時代的懷舊氣息。張承志兩次提到并在文末抄錄這首歌，真是意味深長。
武漢一位女作家曾寫過一本介紹漢口租界老房子的書，書中滿溢的卻是對這些殖民地建筑及其宗主國近乎諂媚的贊美。據說還很暢銷，曾經一版再版。
這正好驗證了張承志的話：“殖民主義的勝利與建筑美學的勝利同步。石筑的大廈屹立江頭，宣布著一種自豪的價值。”
白求恩
我仔細揣摩著張承志見到那張“罕見的白求恩照片”時難以言傳的感慨和激動心情。那是毛澤東和白求恩的一幀合影照片，拍攝于延安，“八十年前的拍攝條件，八十年的時光洇?，是這幅百年一瞬的照片模糊洇漶——但畢竟唯有它，攫住了那個世紀的瞬間，讓兩種偉人，一刻同席。”（張承志：《五十年重讀白求恩》，后面所引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白求恩”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名字。他的“出名”，無疑跟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有直接的關系。關于白求恩的身份和事跡，我們幾乎不用費別的周折，直接抄錄毛澤東這篇文章即可：“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后來到五臺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在文章末尾，毛澤東意猶未盡地寫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這篇文章很短，不足一千字，卻曾經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一道，被稱為“老三篇”和共產黨人的“圣經”，對中國共產黨和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塑造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毛澤東被請下“神壇”后，其思想和著作在公共輿論場特別是主流知識人群早已鮮有問津，即便有，也大多是抹黑、丑化和謾罵之類；包括白求恩，在中國的年青一代眼里，也早已成為一個陌生的“古人”了。
像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張承志遠在少年時代，就背誦過白求恩的名字。“但背誦不能抵消無知。時至今日，我仍不敢想象他們會并肩一起。由于一瞥了他們的同席共坐，我心中只覺不可思議。”
作為一個逝去時代的英雄，白求恩不是一種孤立或偶然的存在。在“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之前，他曾經投身于西班牙抗擊法西斯前線——“1936年法西斯叛軍向西班牙共和國進攻，激怒了全世界進步人士。他們紛紛帶著筆拿起槍，無視流血與厄運，拋棄上流或小康的安逸，掀起了可歌可泣的國際主義行動。參戰西班牙——這是一個世界當代史的大事件。”
這一代“國際主義戰士”被稱為“三六年人”。白求恩即是其中的一員。在他身后，還有一大串名字，“著名的知識分子，那么多都與西班牙內戰糾葛彌深，詩人聶魯達、攝影家羅伯特·卡帕、電影大師尹文思、作家海明威、畫家海明威……他們的行為，準確說是世界上一切追思緬懷對他們不舍的追尋，是我們一次次感到‘三六、三八、三十年代人’的真實存在。”更重要的是，張承志從中發現了一條“銜接正義的鏈條”：“沒有三六年人，就沒有六八年人。”所謂“六八年人”，即指“六十年代人”——“三六年人，六八年人，世界正義的子女們前赴后繼。他們潮來涌去，并不在意輿論與失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向著不義世界掀起反旗的世界左翼運動，是他們的繼承者。反對壓迫剝削，爭取天下公正的國際主義，永遠都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讀到此處，那個宣稱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一個兒子”的張承志再次躍然紙上。他發現了毛澤東和白求恩之間的精神聯系。大概正是這種“發現”，他才覺得重讀白求恩，“愈是八十年后，它才愈有深味。”
歸根結底，在白求恩身上，可以找到我們這個時代丟棄已久的寶貴傳統：“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與一切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同志攜手，以國際主義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并解放民族和人民——或許，這就是毛澤東的世界觀，他的遺訓。”
或許正因為如此，張承志才鄭重宣示：“如今我懷念國際不分加拿大、西班牙、太行山的白求恩，也懷念每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督、佛陀、安拉的國際主義者。有時，我也懷念自己囫圇吞棗的少年時代。是的，沒有那樣一個時代的奠基，我或許會對烈士輕慢。”
慶幸的是，作為比張承志晚一茬的“六十年代生人”，我沒有染上許多同時代人身上習見的那種輕慢、怯懦和勢利。換句話說，我還有感動、憤怒以及行動的能力。這似乎也可以視為“偉大的六十年代”賜予我的一份遺澤。
大約十年前，在一部很走紅的諜戰電視劇中，看到中共地下黨員余則成在同為地下黨的女友左藍犧牲后，一遍又一遍地朗誦《紀念白求恩》，“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聽到這久違的話語，我像被電擊中了一樣，突然熱淚眼眶。
體制
不熟悉“六十年代”全球性反體制運動這一背景的讀者，肯定會覺得無法理解張承志面對“體制”時表現出的那種決絕姿態。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語境下，體制往往表征著等級、特權、霸權主義、種族歧視以及主流意識形態對于處于邊緣的異見者的壓迫，等等。在張承志看來，“破壞體制的六十年代，向血統論宣戰的紅衛兵，屬于人民意識形態的伊斯蘭——都具備未來性。因此他們才能成為這個恐怖世界秩序的批判者。”任何一種“體制”一旦喪失活力以及與人民的聯系，就如同不再流動的水一樣歸于死寂。正如六十年代，許多社會主義陣營成為了民主自由的策源地，而隨著二十世紀末蘇東解體，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又重新奪回了“民主自由”的命名權和解釋權一樣，體制孽生的諸多病菌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也并非社會主義制度所獨有。從這個意義上，“反體制”是革命的原動力之一。
體制對人的腐蝕力量也許超過了金錢和美色，因為它導致的不僅是人性的墮落，還有信仰、道德、理想的瓦解。在今日中國，文學墮落的速度也許超過了其他任何領域。走出體制多年的張承志對此洞若觀火，他早已對所謂的文壇不抱任何希望：“紙質的雜志紛紛變質，是因為它們被‘物’異化了。而我們并沒有變。我們不在意與腐臭爛紙的分道揚鑣。”為此，張承志開通了微信公眾號，選擇這種新的自媒體平臺發表作品并與讀者互動，包括他最新出版的《三十三年行半步》，也采取了直接向讀者訂閱的方式——繞過體制內種種無形有形的核查和利益勾兌，他獲得了一個作家最大的自由。
也許正因為張承志這種切膚的感受，他對于體制的批判，才顯得格外尖銳激烈——
“人一旦在心中樹立了金錢、地位、利益的‘主宰’，就與暴戾、污穢、等級的體制沆瀣一氣，人就變成了體制網絡上被捕獲的小蟲，踽踽爬行，尋覓著唾塵糞土充饑。”
“他們背叛了高貴的生命，一文不值還自以為得計。……天道佐證：他們的價值已經被他們自己否定。因為無論人找出多少理由，信仰的人絕不能棄大義不顧，選擇取利益的團伙里蠅營狗茍。”
“那些見小利亡命遇大義惜身的人，那些向著體制三跪九叩的偽信者，遲早會被唾棄。確實體制如山，但更有大義當道。生而為人，抉擇之際，不能首鼠兩端。放棄利益幾乎是唯一的道路。可是誰知道，這種選擇看似悲愴，其實使人幸福。由于對香噴噴利益的毅然放棄，人本身會得到加倍的升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毛澤東語），能達到無畏的信仰。”
——張承志《輕輕地觸碰》
讀了這樣的文字，就不難理解張承志為什么突然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他作為作家的名聲如日中天之時，突然從海軍創作室“退職棄薪”，毅然走上了一條注定布滿艱辛孤獨，然而也是一個朝圣者必然要走的道路。相比之下，某些一面在體制內享受著各種利益特權，同權力眉來眼去、暗通款曲，一面扯著嗓門向西方強權和大眾輿論場控訴體制惡行的“兩面人”，就顯得太虛偽無恥了。
異端
2012年9月12日-16日，六十四歲的張承志等一行人從北京出發奔赴巴勒斯坦，將珍藏版的《心靈史》的收入十萬美元全部捐獻給了加沙難民營、西德·阿茲米、穆米提難民營、伊爾比德難民營以及為難民營提供了土地食物的約旦農民，全程共捐助了476個家庭。
張承志出生于1948年。正是在那一年，“巴勒斯坦和平美好的家園，突然被占領、被屠殺，被殖民主義蹂躪”。他從小就記得，“在中國，在每一個國慶節和每一個元旦，中國都要發出‘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復家園的正義斗爭’的宣言。它從未改變，年年如此，這個宣言，這個聲音，伴隨了我的少年時代。這個聲音像母親的乳汁，成了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雖懵懂未開，但記住了巴勒斯坦這個名字。巴勒斯坦！你使整整一代中國人感覺親近，并且認定了你們是我們的親戚。”（《越過死海——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講演》，《天下》2013年第1期）
必須承認，張承志有關巴勒斯坦的記憶，也部分地存活于我的少年時代，盡管模糊，卻也打上了不可抹去的印記。距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巴勒斯坦仍然是一個事實上的“占領區”，巴勒斯坦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與尊嚴，仍然沒有被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者承認。那里的人們始終籠罩在貧窮、侵略、奴役的陰影之下，隨之發生的一幕幕反抗和鎮壓的拉鋸在電視屏幕上反復出現，巴勒斯坦人不畏強暴、堅忍不拔的斗爭，成為了弱勢民族抗議國際強權的一部悲壯史詩。
在當今世界，強權代表著主流，弱勢代表著異端。是的，異端。提起這個詞，我們不得不談到《心靈史》。
我一直認為，《心靈史》是一部尚未被人們認識到的偉大的書，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乃至國界。主流文壇對《心靈史》的漠視，恰好證明了當代中國的文學界不配擁有它。
在這部于1991年出版后便沒有正式再版過的著作中，張承志圍繞從“道祖太爺”馬明心開始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合忍耶派七代掌門導師的傳奇經歷，書寫了這個蘇非派教團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武裝反抗清廷的驚天動地的業績，謳歌了哲合忍耶教眾在戰敗后面對“公家”瘋狂的迫害以及他們懷抱著從容赴死的精神和百折不撓的勇氣與毅力，在長時期的屈辱和苦難折磨下，堅定地實現自己追求崇高的“舉意”。中國哲合忍耶在近代的全部心靈歷程，成為對復仇、失敗、流血、殉教和屈辱的一再體驗。他們不僅嘗遍了艱辛，而且流盡了鮮血。他們好像是為了等待殉難而活著。《心靈史》的主題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這就是哲合忍耶的“底層人民”。
始終站在弱勢和底層人民的一邊，是張承志自《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以來全部創作一以貫之的立場，也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精神的一塊重要基石。說到底，“六十年代”作為一種精神傳統如果是不朽的，就在于它對資本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毫不妥協的反抗和異端的立場。
作為一種“異端”政治，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巴勒斯坦抗議運動，是對由強權主導的國際文化政治秩序的辛辣反諷和無聲抗議。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張承志捐助巴勒斯坦難民的行動，視為他踐行“偉大的六十年代”精神原則的一次行為藝術。
被稱為“老牌自由主義者”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揭示過一段頗為吊詭的歷史：當曾經作為“異端者”的新教徒企圖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時，他們遭到了羅馬教廷的無情迫害；而當作為新教運動代表的人物加爾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在迫害異端者方面顯得更為果決而殘酷。無論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紀巴勒斯坦的抗議運動，還是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哲合忍耶，都是異端作為一種政治和文化權利的證明。
然而，對今天的主流精英集團來說，誰妨礙他們攫取更大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誰就是必須清除的異端。人民變成了citizen，勞工變成了Low-end population，弱者的反抗變成了Terrorism，馬列毛的著作也成了Prohibited books。對于這些荒誕的景象，“即使革命領袖也會困惑不已。若是目擊了今日的道德崩潰，即使文明先賢也會驚恐萬狀！沒看見么，資本在慶祝全勝，奴才在聚樂狂歡，智識階級在謀算附庸之外，正叫嚷著搜捕革命的殘黨。”（張承志：《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正是在這種酷烈的現實面前，張承志重申了對異端的容忍和對真正意義上的國際主義、平等主義、民主主義的呼喚。他將這種理念表述為“英特納雄耐爾”。在《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一文中，他再次呼吁：“不同膚色不同國籍、黑黃白棕一切人類成員在這里一切平等。”并且批評了某些黑人和狹隘穆斯林的觀點，但他同時辨析：“美國黑人對白人抱著人種的憎惡并非他們之惡，那只是對白人四百年來有意識地歧視和反抗——但是人種歧視的結局，只會把自己追入自殺之路。”
在張承志這兒，“英特納雄耐爾”不再只是某個政治符號，而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種族偏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人民的修辭”，并使《國際歌》賦予了新的涵義。
“起來，全世界被詛咒的人！起來，全世界被監視、被斷罪、被歧視和被侮辱的人！起來，被強加戰爭與污名、被兇殘地屠戮的人！
“你出現吧，被剝奪與被侮辱的人的全球聯合！你給予吧，天下受苦人的新結盟！你降臨吧，新的英特納雄耐爾——新的國際主義！”
——《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這令人心跳加速、血管噴張的歌詞，是迄今為止我聽到的最為“異端”的正義的吶喊。
2019.3.28-31
作者：劉繼明，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湖北省歌劇舞劇院編劇，《海南法制報》編輯記者，《長江文藝》雜志編輯等職。1980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前往黃村》《海底村莊》《啟蒙》，長篇小說《仿生人》《一諾千金》《江河湖》，隨筆和文論《我們怎樣敘述底層》《用作品構筑我們的道德》，長篇報告文學《夢之壩》以及《劉繼明詩選》等。
題圖：The Deluge，Winifred Kn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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