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加拉國學生的抗議活動浪潮，起因看起來只是反對國內的公務員配額制度，但實質上，它是一場孟加拉學子對前途絕望的本能反抗。
作為特殊國情的產物，孟加拉的公務員配額制從1972年孟加拉建國開始就有，當時是用來表彰在孟加拉獨立戰爭中的“自由斗士”的。其實就是將國家30%的公務員崗位直接配給這些在孟加拉獨立戰爭中表現優秀的戰士。
但是習慣了這些崗位的人坐久了就不想下來了，不但自己不想下來，還希望自己的崗位能實現世襲罔替，留給自己的后代。于是這項制度幾經發展和改革，原來表彰給“自由斗士”們的30%的公務員配額，變成了直接配額給他們的后代。
到了2012年，孟加拉的公務員配額制形成了30%的公務員職位留給“自由斗士”的后代，10%留給女性，10%留給落后地區，5%留給少數民族，1%留給殘障人士的局面——這意味著通過“國考”擇優錄取的職位被壓縮至44%，還不到半數。所以一直以來，孟加拉的大學生和考公群體就十分反對這項制度，2008年、2013年、2018年他們都先后發起抗議活動，其中2018年的那場抗議活動蔓延全國，迫使政府做出讓步，取消了一部分“二代”們的配額，擴大了“國考”招生比例。
但是這種讓步隨后又遭到了“二代”們的反對，發展到今年，孟加拉政府又試圖重新恢復30%的公務員崗位配額給“二代”們的制度，于是引發了這次規模超過孟加拉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學生運動規模的抗議活動。
然而在公務員配額風波的浪潮之中，同時環繞著的是經濟下行，青年失業率不斷攀升、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的大背景。
在一個1.7億人口的國家，有超過3200萬的人沒有工作，而其中孟加拉的青年勞動力，即15歲到24歲階段的青年，失業率高達40%。盡管其官方統計的青年失業率只有12%，但是這項統計中只要一周工作了1個小時，就不算失業。幸好其官方還統計了另一項非常有趣的數據，這項統計叫“不活躍青年統計”，什么是“不活躍青年”？就是指的沒有工作，又沒有在校學習，還不愿參加就業培訓的這批年輕人，人數1290萬，占到了青年群體的40.67%。
這個群體就是真實的青年失業率，這群“不活躍青年”跟我們常常說的躺平青年還不一樣，躺平的人里面很多人其實還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而孟加拉的“不活躍青年”則幾乎完全屬于流落街頭的社會邊緣人。
而這個青年群體里面的大學生群體，畢業就失業的比例更是占到了大學生比例的66%，這還是在有10%的大學生繼續加入考研大軍的情形下的比例。
孟加拉國是一個以落后的農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要支柱的國家，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大學生畢業以后可以選擇的出路就三項，一個是回老家種地，一個是進入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血汗工廠，再一個就是考入國家公務員系統。在這群大學生里面，公務員的工作是他們覺得唯一能夠擁有體面和尊嚴的工作，沒有之一。
所以在公務員配額制的表象之下，居高不下的大學生失業率才是爆發抗議浪潮的核心推動力。
在全世界都運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條件下，失業本來就是這種制度不可避免的產物，然而過高的失業率則幾乎堵死了青年們的所有出路。即使取消公務員配額，對于孟加拉每年40萬人競爭3000個崗位的現實局面，也絲毫不能改變大學生畢業后的絕望處境。
而大學生又是青年群體里面的一個特殊群體，說他們特殊并不是因為他們多讀了幾年書，而是因為在資本制度下，作為勞動力商品出現的大學生，這種特殊的商品的培養成本遠高于一般的勞動力商品。在孟加拉，對于收入非常低的勞動家庭來說，他們可能不愿意花費高昂的成本去培養一個孩子進入大學系統，因此家里的孩子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從事一般的體力勞動，比如去碼頭當搬運工，去工地搬磚，去工廠踩縫紉機，雖然收入非常低，但是家庭付出的培育成本也很低。然而大學生就不同了，孟加拉本來就是教育投入極低，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國家，一個大學生的培養成本里面，家庭支出能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大學生出來，如果一樣去打螺絲，那么意味著整個家庭的前期投資統統打水漂。而對于條件本來就很普通的家庭，有些更是舉全家之力，甚至不惜舉債來投資這個商品，最后如果不能卷進公務員系統，又無法找到收入更高一些的工作，他們的絕望自然可想而知。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
二
還是毛主席那句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表面看，孟加拉學生抗議的直接訴求是取消公務員配額制，但是其核心訴求是要工作，要吃飯，要生存，要尊嚴。
然而對于這場學生反抗運動，充斥最多的聲音不是聲援和鼓勵，而是指責和譏諷。他們嘲諷人家是趕走了豺狼，又迎來了餓虎，新上臺的比舊坐莊的更壞，暴力機器強大如斯，不可撼動，學生運動如蚍蜉撼樹，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盲動，是幼稚愚蠢的自我幻想。
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就是這樣的，人家一起來反抗，他就希望立刻一步登天，改天換地，等一看到人家遇到挫折，遭遇失敗，他們就極盡嘲諷之能事，取笑人家是螳臂當車，自取滅亡。說到底，魯迅筆下的奴才思想不過是跪久了站不起來，而這群嘲諷人家的人，是拼了命的論證跪著就是比站著舒服。
為什么跪著比站著舒服呢？他們說的是，跪著起碼還能夠寄希望于大環境的好轉，統治者的良心發現，自上而下的幡然醒悟，只要學會容忍和等待，一切就有希望。而站著就不是這樣了，除了迎來暴力機器的鎮壓，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就如孟加拉的學生一樣，趕走了哈西娜，又迎來了軍政府，一個比一個暴力。
我們以前說過，世界上任何自覺的革命運動，總是先從自發階段開始的。自發的反抗往往帶有盲目性，散亂性，幼稚性，但這不是嘲笑人家的理由。以前毛主席也搞學生運動，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剛從湖南師范畢業一年，就在湖南領導了反抗張敬堯的學生運動，因為力量薄弱，遭到張敬堯的鎮壓，于是他又組織學生上北京請愿，要求驅逐張敬堯。最后成功了沒有呢？也成功了，也失敗了。
為啥呢？因為最后真的把張敬堯驅逐出湖南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成功了。但是為啥又說失敗了？因為真正驅逐張敬堯的不是學生運動，而是其他軍閥借著這個契機打了進來，趕走了張敬堯。于是結果就是驅走了張敬堯，又迎來了譚延闿，但是沒多久，又送走了譚延闿，上來個趙恒惕。軍閥換了一波又一波，唯一不變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壓迫制度。所以從這個角度上，我們又說它失敗了。
但是這種失敗是否應該被嘲笑？是否因為趙恒惕比張敬堯還壞，由此證明驅張運動不但毫無意義，而且還造成了更壞的結果？
事實上，不管你驅不驅張，只要當時的封建軍閥制度不被徹底改變，張敬堯和趙恒惕總是要輪流坐莊的，如果說嘗試反抗的人是幼稚的，那么難道寄希望于張敬堯大發慈悲，或是希望換一個宅心仁厚的軍閥上來一切就會好起來，這就不幼稚了？
從某種角度看，驅張當然是失敗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驅張，才使教員真正認識到：“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數日之后，毛澤東與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人在長沙創建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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