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最根本的法則。”
你罵我是“左棍”，那你大概是“右棍”了；你罵我是“文革余孽”，那你大概是“黑五類”，是地主和漢奸余孽了；你罵我是“紅衛兵”，那你大概就是“牛鬼蛇神”了。你罵我，你也會被罵。我罵你，我也會被罵。斗爭與團結，才是前進的主旋律。
用矛盾法則談談對這次大會的十個看法。
1.有對，就有錯。
評了“三七”開后，于是對大家說：“不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從此會上的總結基本是——好！好！好！
他們說人生自古誰無錯，所以“三七”開。
但唯有后人成完人。
矛盾是對立統一的，曾經以為的錯也會轉化為對的，后來的對也可能是錯的。
極到后就會跑向他的對立面。
2.有先破后立，就有先立后破。
“破立”之說源于道家，意思是先打破舊有的固定模式，才能創造出新的模式，先打破原有的固化方式，才能突破自我。
前者為了新的立而必須要先破，后者為了能破而先立，當然破也是為了新的立。需要注意的是，破中已經存在著立，立中也存在著破。
基本盤不牢，先破會地動山搖。但立了再破，立定就有新的固化，破會更難。
到底哪個好，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預見性的能人已經了然于胸，沒預見性的我們等待實踐來檢驗其結果。
3.有傳統的生產力發展路勁，就有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
前者靠廉價勞動力和十幾億人口大市場來吸引資本，想以市場換技術，對外顧客主要是歐美幾大發達國家；后者要高質量發展，要攻克高新技術，提出“帶路”戰略，顧客盡量多元化。
4.你有大寨村，我有小崗村。
曾你向東看，我就向西看，你有大的，我就有小的。大寨村是集體擼起袖子干出來，小崗村是十幾人按紅手印出來。小崗村重提，推薦頭條，說明這路會堅持走。
5.有自我反省，就有他人監督。
提出“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應該也要強調外部的監督。
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個人自我反省，需要通過分析成功和失敗來反省；第二個層次是組織內通過批評與自我批判來解決矛盾；第三個層次是組織內應該接受來自組織外的監督，如人民群眾的監督。
只看到前兩層的矛盾是不夠的。
6.有歐美式現代化，就有中國式現代化。
春天到來后，我們曾低著頭融入世界，對歐美的先發優勢，很多精英們帶頭失去了自信，站起來的腳又軟了下去。
中蘇合作的時候，當時國內有部分精英盲目照搬蘇聯；中美合作時候，國內同樣有部分精英盲目照搬美國，這個不符合國情。自由派的“啟蒙”失敗，近十年公知低調了很多，這就預示著趨勢了。中國的發展不應該走依附性和照搬性，我們利用規則而不是依附規則，不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做買辦，要走中國式現代化之路。
7.有辭職的，就有辭退的。
有被開除組織的，有仍然被稱同志的，說明外網傳的應該是造謠。
團隊除了需要法的約束還需要有德，如宰相說“法不禁止皆可為”就不太好，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線，甚至很多依靠法不能完全解決的。按照模仿律，上面松一松，下面就容易垮，而且下面的人容易模仿上位者，所以領導要以最高要求約束自己。
8.有擱置意識形態，就有重拾意識形態。
曾經對外放棄意識形態輸出，對內“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所以出現了傷痕文學，出現了公知，他們對外意識形態臣服，對內文化否定，成為新殖民主義文化的買辦者。想當年《紅旗》在國內外多么地出名，討論多么地激烈和毫不留情，戰斗性和思想性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引領者，意識形態輸出讓資本主義國家膽戰心驚。
這次提出完善意識形態機制，構建國際傳播體系，弘揚革命文化，理應如此。
9.有生產力，就有生產關系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人類最基本的矛盾，土地革命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晚年那場實驗是預防生產關系的惡化，先富帶后富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共同富裕是為了改善回生產關系。
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
提共同富裕是一種進步，疫情前后提得多，目前提要經濟回暖，前者又要緩緩。
10.有公，就有私
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平等”，沒有重點提“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地位”。
“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認可成績，也應正視不足。
中國式現代化，在團結與斗爭中前進！
矛盾雙方，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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