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張：《堅持抗戰》
這個故事要從井岡山說起。
中國第一個工農武裝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后，毛主席就重視盡快實現本國工人階級經濟命脈和武裝力量的獨立自主。井岡山以來，毛主席就領導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在農村發展自己的槍桿子，牢牢控制貨幣發行權、控制經濟命脈，發展自己的工農業，堅持獨立自主，不依賴共產國際，也不依賴歐美帝國主義。可以說，從井岡山開始，才逐漸有了政治軍事和經濟獨立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
博古、李德的瞎指揮，不代表共產國際對我黨的控制。我們的貨幣發行權、經濟命脈完全歸本國工農割據政權掌管。但是，由于當時共產國際的“真理”招牌的迷惑性，所以相當一部分黨內同志盲目聽信“共產國際”錯誤的指導建議而已。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是獨立自主、不受共產國際控制，貨幣發行權也是獨立自主的，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我們得以通過自己對軍事和經濟的控制，取消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擺脫了共產國際在戰略、理論上的“真理”招牌迷信影響。
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則不同。“412”反革命政變以來，蔣介石集團就逐漸的緊緊的在經濟上依賴著歐美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殖民買辦勢力——蔣管區城市的經濟，主體就是美國控制的殖民買辦經濟。到了1940年，所謂的“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確立，美帝國主義不僅像曾經一樣控制了中國的工業實體經濟命脈，而且徹底控制了中國的貨幣發行權——蔣介石集團保持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半獨立，但是在經濟上幾乎完全依賴帝國主義。
《論持久戰》誕生前，毛主席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局勢：一方面是美帝國主義控制經濟命脈的強大的蔣介石集團、日本帝國主義集團、弱小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并存的國內格局；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法西斯集團和非法西斯集團矛盾激化的國際格局。
面對這種局勢，實事求是的毛主席制定了精準高超的發展工人階級革命力量的戰略——利用蔣介石集團和日本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趁美帝國主義扶植的蔣介石集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狗咬狗，打入敵人的薄弱環節——敵后鄉村，開展減租減息，解放和發動當時最主要人口——農民小生產者，在農村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先鋒隊、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組織、群眾組織和經濟實力——實現革命力量的大發展，為變國際剝削階級戰爭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內階級革命戰爭奠定足夠實力基礎。
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和當時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最大化，毛主席為革命力量大發展、為進行“犬牙交錯的戰爭”提供了清晰科學的指導方向。于是——《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誕生了！毛主席的軍事著作，體現了他作為大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精謀善斷，體現了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實現無產階級利益最大化的非凡絕倫的斗爭藝術。
第二張：《修建十三陵水庫》
十三陵水庫的修建，是1958年的時候毛主席提出發動群眾、獨立自主、戰天斗地、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比較快速的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飛躍的、有中國特點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時期。
正是這個時候，毛主席吸取蘇聯模式過于壓抑群眾積極性的嚴重弊端的教訓，提出必須注意大力發動群眾、調動群眾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調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
正是這個時候，毛主席吸取蘇聯式的“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官僚主義因素濃厚的治理模式教訓，主張干部參加勞動、打擊干部的官僚主義，充分解放群眾的思想，破除對上級、對干部、對權威的迷信。
正是這個時候，毛主席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社會主義建設大規模飛躍、更加明確提出探索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也正是這一時期，中蘇關系逐漸破裂，蘇聯即將背信棄義、全面撤資撤專家，我們更需要發揮獨立自主戰、天斗地的精神。
正是這之前，毛主席初步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工農業并舉，在發展重工業同時，注意多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
蘇聯和我們實際上就是在做重工業技術和農產品之間的貿易交流，對我們并不是完全的“無私援助”。我們也如數還清了外債，克服了困難，并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毛澤東時代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水庫，保障了農業的命脈。毛澤東時代，全國范圍內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庫，達84000多座，占今天中國水庫總數的90%，比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迄今為止其他任何一個時期水庫修建的數量都多。毛澤東時代，不到三十年的時間，糧食產量就增長了一倍，由1950年的1.3億噸增加到1975年的2.8億噸，保障了群眾的基本生活。
也正是有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有了比較高的社會建設效率，得以有計劃有目標有重點的集中我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各種必要的建設，包括水利工程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毛主席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誕生、中國工農群眾得到高待遇之后的建設熱情都是我們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第三張：《胸懷世界》
這張郵票的原型實際上是主席1961年觀看世界地圖的照片。在1961年，美蘇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了瘋狂的封鎖包圍。那時，是新中國面臨的的國際局勢最緊張最危險的時期，我們時時刻刻都處在戰爭的邊緣。
但是，毛主席臨危不懼，制定了精準高超的外交戰略——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團結多數，孤立少數；集中優勢，各個擊破——最終成功打破了敵人的封鎖包圍。
毛主席的秒棋，主要是四招。
第一，支援大量亞非拉國家的一切反帝反霸權反殖民以及自身恢復發展的事業，掀起國際反帝斗爭的高潮，爭取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支持。
第二，利用美帝國主義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矛盾，和歐洲其他國家進行交流，瓦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陣營。英國蒙哥馬利訪華、中法建交，都是毛主席的這一外交戰略的重要實踐。
第三，利用蘇聯和美帝國主義的矛盾，和蘇聯方面爭取充分的回旋余地。毛主席自己1965年親自會見柯西金、周恩來在1969年以來多次會見柯西金……這些都是毛主席這一重要外交戰略實施的不可或缺的環節。蘇修距離我國更近，而且面對新中國的國力特別是國防力量的日益增長，他們把我們這樣強大的鄰國視為了最危險的戰略威脅。但是六十年代末的時候，我們也要沒放棄利用美蘇矛盾和蘇聯積極進行各種渠道溝通交流。
第四，利用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擴大中美之間的對話交流。毛主席會見斯諾、決策“乒乓外交“、允許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都是在實施這一外交戰略。毛主席制定的外交戰略——不倒向蘇修，也不倒向美帝，緊密的團結亞非拉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利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矛盾瓦解資本主義陣營，利用美蘇的矛盾、擴大美蘇的矛盾，和美蘇都有對話交流，使美蘇兩邊發愁，而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戰略空間！
毛主席不愧是最偉大而老辣的外交戰略家。他精明的論述了他利用美蘇矛盾、擴大美蘇矛盾、轉移美蘇對中國注意力的戰略意圖：
“這位博士大講蘇聯正準備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調來了多少部隊多少飛機坦克，甚至說蘇聯要對中國甩原子彈，還提出美國可以向中國提供情報和軍事裝備。我要她們去告訴總理：‘那都是嚇唬人的，才不要信呢。那是個陷阱，不要上基辛格的當，他是想踩著我們的肩膀跑莫斯科去抖威風。’美蘇爭奪的重點在歐洲、中東，還是東移轉向了亞洲？我們外交部認為已經東移，理由是蘇聯在遠東大量增兵，很可能對我發動突然襲擊。我看，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還不如我們一些駐外使館的分析，連新華社一個小小的記者都不如。美國現在巴不得從越南盡快撤軍，好騰出手來，到歐洲、中東去與蘇聯爭奪。蘇聯是在遠東擺了許多軍隊，號稱百萬，我看沒什么了不得的，野心很大，但要和中國開戰，他沒那個力量，也沒那個膽量。我對基辛格說：‘博士，你說錯了，北極熊要咬的是你美國，不是中國。’無論對美國還是對蘇聯來講，美蘇之間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拉中國去壓蘇聯不過是基辛格的計謀。為了從越南脫身去對付蘇聯，他在竭力挑動中蘇之間的矛盾，好從中漁利。美國陷在越南戰爭泥潭中拔不出腿來，苦不堪言，這只對蘇聯有利。莫斯科沒有那么蠢，蘇聯若陷入與中國的戰爭，會比美國陷在越南的處境更苦，這只對美國有利，是美國人巴不得的。”（毛遠新 ：《關于1973年基辛格訪華》）
可見，毛主席把基辛格挑撥中蘇矛盾的陰謀分析的透透的，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挑撥美蘇矛盾，把“戰爭威脅”的皮球又踢給了基辛格。
主席還說：“中美關系改善，不是美帝國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也不是我們團結第三世界反對美蘇兩霸的方針改變了，這在中美上海公報中講的清清楚楚嘛……我們有些同志看不清美國帝國主義的本性，有必要向黨內高級干部打個招呼。由于蘇聯大兵壓境，害怕他對我發動突然襲擊，這邊中美關系又得到改善，就產生了崇美恐美，想依賴美國的思想。人家拿蘇聯屯兵遠東來嚇唬你，再講點你愛聽的話，拋點小恩小惠，就忘記了美國才是我們最大的危險。美國人的話是靠不住的，除非迫不得已，才講點真話。在延安搞調停，在板門店談判，后來在日內瓦在華沙的談判，我們早都領教過了。美蘇之間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能把自已綁在美國身上。我們不要蘇聯的核保護傘，也不要你美國的核保護傘。”（毛遠新 ：《關于1973年基辛格訪華》）
可見，主席制訂了極其精明、老辣的戰略——不倒美帝，也不倒向蘇修，不搞聯美抗蘇，而是利用美蘇矛盾、擴大美蘇矛盾，讓他們互相消耗。
如果放棄反霸權反壓迫的斗爭，帝國主義國家就會滲透全球，大規模通過“世界貿易”間接掠奪世界資源拉大世界貧富差距，用世界市場間接掠奪的資源緩和國內矛盾，甚至將紅色政權封鎖包圍、集中孤立，開展大規模金融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滲透，逐漸絞殺紅色政權。所以說，放棄毛主席的國際反帝斗爭路線，代價就是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第四張：《重上井岡山》
重上井岡山的時候，毛主席發表了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切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決戰、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實踐的宣言。
正是重上井岡山的時候，毛主席表達了他對官僚資產階級復辟的擔憂。
正是這時候，他說：“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以外，不分上下。現在我們官兵待遇區別比較大。叫總參做過一個調查，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 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美國是20多倍。我們比蘇聯、美國好一些，但比戰爭年代區別大多了。我們高級干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
1965年，主席決定廢除軍銜制，就是要打擊官僚主義、預防剝削階級復辟，推動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
正是這時候，他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得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里絕大多數干部包括黨的高級干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
毛主席深知，沒有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對干部進行大規模的根本性的教育，如果先鋒隊變質了，數千萬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所以，毛主席決定開辟思想上靈魂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在政治上，鼓勵群眾公開、全面、自下而上的監督干部，揭發腐化變質的干部，自己自覺維護當家做主的地位，并在斗爭中鍛煉出自己的骨干力量；在經濟上，大力推廣“兩參一改三結合”，使工人階級真正意義上擁有捍衛自己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力；在思想靈魂上，戰私批修，實現工人階級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踐，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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