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用占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活了近20%的人口。”這是我們的常用表述。這三個數字中，耕地、人口是靜態容易統計的，只有“6%的淡水資源”，因為水的動態，不易統計，讓人狐疑。
我們不但說只有“6%的淡水資源”，還有許多城市聲稱是“缺水型”乃至“嚴重缺水型”城市。如果是大西北的城市自然好說，可許多地處東南的城市也如此自稱。可是，每年雨季，這些東南城市又往往不斷聲稱“防汛形勢嚴峻”，不但任“一江春水向東流”，還抱怨流得不夠快，好像跟大量優質淡水資源有不共戴天的世仇似的。
幾乎每年，我國，尤其是南方多地，都要遭受汛情。年年“濤聲依舊”的抗洪局勢，致使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的成就，在防汛方面似乎表現并不明顯。
比如，主要造福安徽河南的“江淮運河”去年才正式開通，其航運優勢明顯自不待言，但若論調劑長江淮河水情功能，恐怕并不強大——畢竟長江淮河距離太近，汛期洪峰時間相近，還怎么調劑？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安徽日報》頭版看過這條運河當時的規劃，是溝通黃河、洛水、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如果真的修成那樣的運河，而非目前的迷你版——江淮運河，其調劑水情功能無疑會強大得多。我不明白，在生產力那樣低下的年代，尚且敢做那樣宏大的設想，為什么進入新世紀，生產力高度發達，這條運河實施起來反而嚴重瘦身了呢？
我國南北方雨季一般相差一個多月，當南方汛情嚴重時，北方卻往往同時遭受嚴重旱情。現有的三條南水北調線，怎么不能在汛期大量將南方大水調劑到干旱的北方呢？估計，由于西北高東南低，我們沒有大口徑水泵快速提水北送能力；而且縱使有足夠多的大口徑水泵，估計也會因為南水北調河道容量限制，無法實現洪水“快遞”。
江淮運河二期據說不久動工，估計河道還將拓寬；我們的三條南水北調線今后或許也會拓寬。但即便這些拓寬工程多年后全部竣工，能緩解一般汛情，可要是遇到多少年一遇的水情，怕還是不容樂觀。
鄱陽湖、巢湖等許多湖泊雨季時看似水域寬闊，可因為嚴重淤塞，其實湖底早呈碟狀。鄱陽湖近年不就發生過全域干旱湖底朝天無數大魚活活干死的恐怖景象嗎？湖底淤塞如此嚴重，還能指望它蓄存多少水？自然是三天連陰雨就澇，幾日不下雨就旱了。
我們不是有“天鯤”號挖泥船，據說吹填神速堪稱造島神器嗎？為什么不能用來疏浚大批江河湖泊呢？吹填加高湖中島嶼，可以發展水上旅游；吹填增高江河湖岸，也更能有效防洪。為什么不這樣做？江河湖泊采砂會導致岸線、橋墩崩塌，我們不敢大力度清淤，是不是也是這個原因？
再或者，是因為“天鯤”太過龐大無法運抵內陸？那至少，民間有大量挖機、鏟車等現代工程機械，與其讓它們閑置沒活干，何不讓其開足馬力，也好拉動經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人拉肩扛都能修建那么多大型水利工程，今天，怎么反而還不比那時更能“改天換地”？莫非，雖然今天大機器作業效率遠比人工開挖高，經濟成本也遠比人工建設低，可畢竟要支付工錢，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需要支付民工工錢，民工甚至自帶干糧，相形之下，今天的實際支付成本反而遠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高，讓各級財政有不可承受之重？
再或者，是不是有工程造價三分之一被包工頭賺進腰包，三分之一被行賄，只有三分之一實實在在用在工程上，導致每年國家水利建設資金投入不老少，可防汛抗旱效果與投入不成正比？
要不，是不是還有干部的原因？地方官員調動頻繁，干部沒有“父母之為子，則為之計長遠”的情懷，缺乏“功成不必有我”的胸懷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
每年抗洪，百姓甚至包括人民子弟兵，多還是手提肩扛裝滿沙土的蛇皮袋奔波忙碌于大堤，簡直是刀耕火種的舊石器水準。大機械、高科技似乎很少表現在抗洪突擊上。
每年雨季，汛情都是常態，并不是出乎預料的突然襲擊（多年一遇的情況畢竟不多），那為什么每年都要疲于奔命地應對，而且看不到手段有多少進步，防汛形勢有多少改觀？這確實減少了百姓在這方面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國有黃金、森林、水電、消防、邊防等8個警種的武警，卻沒有“抗洪武警”這一警種。在中國這樣一個洪災多發頻發的國家，應該成立一支專業的“抗洪武警”，讓他們擁有專業設備，平時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甚至成立專業的抗洪研發機構……這樣總比每年臨時應急調來的部隊更有經驗和戰斗力，也可大大減少洪災經濟損失和官兵百姓不必要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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