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武生同志
今天來參加這個會，感到很是欣慰。《東周列國志》中的蘇秦有一句感嘆的話：“世情逐冷暖，人面看高低。”必須承認，直到今天，這種消極的社會取向也是并不少見的。涂武生同志退休多年，已經沒有多少可以供人利用的資源，在某些單位、某些人那里，早就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然而，延安文藝學會卻看重他對黨和人民作出的貢獻，看重他的著作對于當下和未來的意義，在經費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專門為他舉辦這樣一次座談會，真是艱難見真情啊!
我們在這里座談涂武生同志的著作，就是要研究他的學術成果，學習他的精神，把他為之奮斗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我與涂武生同志相識，已有30多年了。從與他的學術交往中，從研讀他的著作中，我覺得他至少有四點值得我們學習。
一是深固難徙的堅定信仰。深固難徙這個詞是從《楚辭》中來的，如“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橘誦》);“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惜誦》)。涂武生同志與屈原是異代同鄉，深受楚文化熏陶，養成了堅定不移、始終不渝、堅貞不屈的品格。不過，涂武生同志深固難徙的是共產主義信仰。他自青年時代接受馬克思主義，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以后，就從來沒有改變過，不管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中，也不管共產主義是處在高潮還是低潮的時代。
他的這種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建立在科學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的。我常對青年朋友們說，勞動者的樸素階級感情容易使其自發地接受共產主義，但是如果不把這種樸素的感性意識上升到自覺的理性認識，那個信仰就不可能是堅實的，一旦誘惑來了或者危險來了，就有可能坍塌。像我黨歷史上的向忠發，雖說是出身于工人階級，但是很難說他真正接受了共產主義。眼前的例子也有。比如那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出生于一個八代貧農之家，據說他在青年時代也曾擁護過黨和共產主義，但是到了搞新自由主義吃香的時候，他就一頭扎進哈耶克的懷抱，干起了專門損害他父母及其他勞動者利益的事情。由此可見，從理論上講清楚我們為什么要信仰共產主義，從而幫助更多的人把對于共產主義的認識從感性提升到理性的高度，是一件多么重要而迫切的事情!做這項工作，我們可以請涂武生同志來“現身說法”。
二是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縱觀涂武生同志的學術歷程可以發現，他從來不搞不食人間煙火的空疏學問，也不像當今某些學者那樣，把做學問當作取媚資本、獲取名利地位的敲門磚，而是堅持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為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服務，為推動中國的發展進步服務。也就是說，只要黨和人民需要而自己又能做的事情，他就不分巨細地去做，踏踏實實地去做，任勞任怨地去做。因此，他可以由美學、文藝學擴展到具體作家作品研究，甚至非美學、非文藝領域，也可以去做為他人裁剪嫁衣的編輯，甚至學術機構的行政工作，而從不考慮自己的學術地位如何。“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后評”，其是之謂乎?
這種經世致用的治學取向，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優秀治學傳統的體現。《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在舌戰群儒時，曾駁斥程德樞說：“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很明顯，君子之儒那一套是優秀傳統，小人之儒那一套是不優秀的傳統。回望歷史，什么時候君子之儒占主導地位，社會就穩定、國家就發展，如北宋范仲淹時期;什么時候小人之儒占主導地位，社會就動蕩、國家就衰敗，如南宋朱熹時期。毫無疑問，當今社會迫切需要斥退那些小人之儒，扶植更多的涂武生這樣的“君子之儒”，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之“儒”。
三是守正創新的治學精神。守正，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創新，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社會實踐需要出發，勇于開拓新領域、提出新觀點、發表新見解。不要以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妨礙創新。在當今文化領域，一切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創新”，都會走到邪路上去。當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那些所謂“創新”也可能風光一時，但是畢竟不能長久。用現代派大師卡夫卡的話說，就是“它今天的美，是為了明天的可笑”。君不見“八五新潮”的風云人物，而今安在哉!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創新的路才能越走越寬廣，這是因為社會實踐是向前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向前發展的，它并未窮盡真理，而是為繼續發現真理指明了方向、開辟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在美學領域，涂武生同志是守正的典范。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在美學領域的指導地位，他與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但是這妨礙他創新了嗎?非但沒有，反而促成了他的不少創造。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中國開辟了科技美學這個新領域。這是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產物、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也是涂武生同志用歷史唯物主義慧眼敏銳捕捉到新的實踐需要的產物。當然，科技美學的意義目前還沒有得到完全展開，但是可以肯定，隨著高新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隨著科技人文化的日益深入，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它的意義將會得到越來越充分的展現。
四是一絲不茍的寫作態度。清初著名戲曲理論家李漁曾經說過：“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我以為，這句話概括了中國文化界對待寫作的傳統觀點。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明確的責任意識，中國的歷代學者、作家們才嚴肅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寫作，因此留下了很多名言和佳話。前者如“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須”(盧延讓)，“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鄭板橋);后者如賈島的“推敲”，歐陽修的“追字”，王安石的“毀稿”，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應當說，涂武生同志是繼承了這個好傳統的。他為人淡泊，坐得了冷板凳、下得了苦工夫。無論大小文章，他都要傾盡全力，反復修改，務求有真知、有干貨，為此有時竟未免用力太過。記得1992年我在《光明日報》工作時，曾約他寫一篇紀念著名美學家蔡儀先生的文章。拿到稿子一看，稿紙的四邊都是翹起的。可見他即使是在謄寫稿子時，也是相當用力的。他的這種一絲不茍的寫作態度，對于那些粗制濫造且又大言欺世的學者們，委實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凡是與涂武生同志有過交往的人，都會稱贊他是一個真正的君子或仁者。孔子曰：“仁者壽”。今年，雖然他和老愚公一樣“年且九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壽歲還能再翻一番，相信他會一如既往地去為黨和人民的偉大工程“挖山不止”。
(根據2024年6月14日《涂途文集》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
附：涂武生同志簡介
涂武生，筆名涂途、武生、孫午等。1934年5月生于湖北省廣濟縣(今武穴市)。1951年在《湖北文藝》發表處女作《我們是年輕的一代》等新詩。1954年9月，進入蘇聯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攻讀美學專業，開始步入畢生從事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之途。1959年7月畢業回國，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歷任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美學組組長。1990年7月起，兼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次年9月，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1993年被聘為研究員，同年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2000年6月退休。在全國眾多報刊發表各類(包括翻譯、詩歌)文章600余篇，出版《涂途文集》12卷(黃海數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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