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界牛人
今天在座的都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既然今天會議的主題，是“期刊高質量發展座談會”，那么我就不揣冒昧，談談社會科學期刊的高質量發展(注1)。
社科期刊的高質量發展，涉及兩個方面的任務：一個是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質量發展;另一個是社科期刊在內容上的高質量發展。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質量發展，進展如何?諸位都是經歷者。
現在已經普及的期刊編輯數字化(比如編輯過程的數字化和“學術不端檢測系統”的運用)，以及期刊載體和發行的數字化、網絡化，就是期刊形式高質量發展的成果。
我記得若干年以前，很多碩士研究生畢業后，除非迫不得已，基本上不會去應聘學術編輯工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卷來卷去，期刊編輯現在已經卷成了學界公認的牛人。
不過且慢高興。
否極泰來，盛極必衰。已經迎面而來的“人工智能+”，對期刊形式的高質量發展會有什么深遠影響?會不會讓學界牛人躺平或者下崗?
一切皆有可能，我們拭目以待。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質量發展，有賴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創新，我就不展開討論了。下面，我談談社科期刊在內容上的高質量發展。
二、尚小明事件不是個例
社科期刊在內容上的高質量發展，我認為可以用“三個提升”來概括：一是政治站位的提升，二是學術水準的提升，三是學術境界的提升。
所謂“政治站位”，也可以稱之為“學術立場”。
有人說：“學術不是政治，學術是中立的，哪來的什么立場可言?”
這不，一聽見“政治站位”， 飽學之士就哄堂大笑;不笑，說明你不是“飽學之士”。
其實，社會科學不可能沒有立場，所謂“學術中立”也是一種立場。
別說社會科學了，即便是自然科學，也做不到完全中立。比如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告訴我們，觀察者的觀察結論要受到觀察視角和觀察儀器的制約，不可能中立。
那些自詡為“秉持中立”的社科學者，那些譏笑“政治站位”的飽學之士，難道他們的腦袋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難道他們那碩大的腦袋都懸在空中，完全不受自己的屁股支配不成?
果如此，豈不成了青面吊死鬼，專門出來詐尸唬人么?
北大教授尚小明的辭職事件(注2)，就是社科學術一點兒也不中立的注腳。
其實，高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師生都心知肚明，馬政經專業名稱早就被貼上了“左”的標簽。以至于在18大以前的很長一段時期，馬政經專業的某些師生為了洗白自己，爭先恐后地站在馬克思的對立面，從此與《資本論》劃清界限。
所以，尚小明的學生被貼上“左”的標簽，從而被打入另冊，并不是個例。
有立場很正常，選邊戰隊也并不奇怪。問題是，要有正確的學術立場，要有正確的政治站位。
三、水準與境界
所謂“學術水準”，抑或“學術水平”，不論如何定義，本質上是一個“比較概念”。
對于同一個學術問題，人們的認識深度和廣度是否有所提升，只能通過比較才能鑒別。
比較的含義，就是看后人的論證和論點，比前人的論證和論點是否有了新的認識，或者是否有了邊際貢獻。
所謂“學術境界”，我認為就是“問題導向”。
我為什么提出這個概念呢?因為問題導向不同，學術境界也就大不相同。
比如現在不少經濟學期刊的問題導向，不是聚焦于“真問題”，而是聚焦于一地雞毛的“偽問題”;其標準做法，就是用復雜的數學模型，去證明某個婦孺皆知的常識。
“偽問題”的盛行，已經把學術導向了馬克思一再批判的“庸俗某某學”的境界。
但凡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境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把熱衷于在一地雞毛的現象層面兜圈子的經濟學，稱之為“庸俗經濟學”。
除了“庸俗”，再也找不到別的詞來形容這樣的經濟學了。
四、拒稿沒商量
社科期刊在形式上的高質量發展，與在內容上的高質量發展，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可悲的是，當下社科期刊的發展，其形式和內容已經出現了嚴重失衡，即：期刊“內容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已經被期刊“形式高質量發展”的勢頭甩了好幾條大街。
我舉一個例子。
眾所周知，自從有了“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之后(注3)，期刊大大降低了抄襲、剽竊行為的發生。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我注意到，“不端檢測”在降低“復制比”的同時(注4)，卻把不少有見地的學術論文擋在了門外。
比如，很多學術論文在論證過程中需要引經據典(必須注明出處)，這本來是研究范式的規定，也是學術素養的展示。
基于文獻的重要性，即便是有了“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也還是需要編輯對觀點剽竊和文獻分析以及由此產生的邊際貢獻，做出審慎的甄別。這雖然花不了編輯多少時間，但卻要求編輯必須具備專業的鑒別能力。
然而很遺憾，某些期刊卻不加區分地將文獻引用以及文獻分析一股腦地計入“復制比”，然后拒稿沒商量。
五、“復制比”成了創新的前提
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幾，各個期刊對“復制比”的規定五花八門。以至于在期刊界的眼里，好像“復制比”越低，期刊就越上檔次;“復制比”為零，庶幾成了期刊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
請問在座的同仁，難道3%的“復制比”就一定比10%的“復制比”更有創新嗎?難道期刊高質量發展必須追求“復制比為零”嗎?
不分析文獻，不挖掘文獻，不引用文獻，你如何做學問?有沒有超人能做，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了的。
不是說引用文獻越少，學術論文的水平就越高;引用文獻越多，學術論文的水平就越低。
我的學術經歷告訴我，一篇“復制比”為零或接近于零的學術文章，只能是一篇無跡可尋、不知從何而來、自說自話的天外來客。
六、可憐的“學術范兒”
不怕你們笑話，為了降低“復制比”，我曾經也不得不按照編輯的要求，將引用的馬克思的經典文獻的原文(請注意是“原文”)進行文字修改，直到改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讀。
有博士生告訴我，為了降低“復制比”，他們甚至使用專門的軟件(不知道是不是chatGPT)來修改文字。難怪現在不少學術文章讀起來晦澀拗口，用老百姓的話來形容：“越有知識，就越不好好說話”。
據說，這樣的文字才有“學術范兒”。
這樣的“學術范兒”，真的很可憐。
自從有了“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之后，期刊形式上倒是“高大上”了，可是內容呢?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學術期刊在意的只是形式上的高質量(注5)，而內容卻越來越乏善可陳呢?
責任當然不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而是在于使用系統的期刊以及編輯。
所以我在這里呼吁：與其高度關注期刊形式的高質量發展，不如關注一下期刊內容的高質量發展;與其高度在意數學模型夠不夠復雜，不如認真推動一下期刊編輯素質的“三個提升”，即：政治站位的提升，學術水準的提升，以及學術境界的提升。
七、關鍵是方法論
政治站位的提升，學術水準的提升，以及學術境界的提升，除了要求社科期刊的編輯要掌握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專業方法以外，我認為，關鍵還在于掌握科學的方法論。
只有掌握了科學的方法論，社科期刊編輯才能在政治站位、學術水準以及學術境界上不斷得到提升。
關于什么是正確的或科學的方法論，飽學之士怎么看，我不知道。就我自己的學術經歷而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才是指導社科研究的正確的方法論。
社科期刊編輯如何掌握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這是另一個話題。
說句得罪人的話，如果繼續屏蔽、矮化、歪曲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且不說什么“三個提升”了，我在這里打個賭：尚小明事件肯定還會發生。
注釋：
注1：這是筆者提交給《天府新論》2024年6月16日編委擴大會的發言文稿。
注2：據北大教授尚小明發文披露，2024年6月，尚小明教授的博士生D同學的畢業論文：《英國對太平天國的政策研究》，因文中有“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的話語，便被歷史學系學位分委會某些委員貼上“左”的標簽，并落選學校優秀博士論文。為了以示抗議，尚小明教授憤而辭去歷史學系學位分委會員。
注3：“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以《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作為全文比對數據庫，為用戶鑒別學術論文是否存在抄襲、剽竊、偽造、篡改等學術不端行為，提供檢測平臺。
注4：所謂“復制比”，是指學術論文中引用文獻所占論文總字數的比例，也被稱為“重復率”。
注5：比如不少經濟學期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數學模型的復雜程度是衡量學術水平的基本標準。這種業內人士戲稱的所謂“炫技”，其實就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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