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折”后，曾經傾情塑造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新人的作家浩然，首當其沖遭到某些勢力的鼓噪圍攻，一時間頗有黑云壓頂之勢，可以想見，當時浩然的身心都會感到巨大的壓力。面對那種壓力，浩然在政治上沒有像某些投機文人一般變臉反戈，但在“改開”帶來的紛亂思潮中，他顯然也產生了一些思想迷惑，這從他在“改開”前期所寫的一批小說有某些“反思傷痕”的意味，就可以感覺得到。
不過，浩然的思想原則未失，主義本色猶在，他很快就走出了迷惑，主要標志就是他創作出版了直面現實的長篇小說《蒼生》。
《蒼生》，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于西元1988年初版。可以說，它是“改開”以來至今少有的氣味兒正、思想性強、可讀性高的現實題材最優秀文學作品之一。
這部小說，以解散人民公社、回復單干后的冀東偏僻農村田家莊為背景，講述村里僅剩的一戶田姓人家的男主人田成業、女主人田大媽、大兒子田留根、二兒子田保根的遭際：田家莊生產大隊的土地和“幾十年建設起來的家當”被“家庭承包”分掉后，大權在握近于土皇帝的村支書邱志國、作為“改革新事物”而獲得大隊果園承包權的“摘帽”地主巴福來和靠行賄得以承包大隊磚窯的孔祥發等少數人家“先富”起來，而絕大多數人家除了每天能混個“肚兒圓”以外，生活更加窘迫。田成業和老伴田大媽為了給老實忠厚、只會種田的大兒子田留根娶媳婦，省吃儉用，含辛茹苦，拼死拼活開山采石積累蓋房材料。二兒子田保根不愿窩窩囊囊地呆在看不到希望的村里，第三次參加高考落榜后，騙過家人到縣城進了一個建筑隊。田家終于給大兒子建好了新房，卻為了給沒過門的媳婦買一塊訂親手表犯了難，幸得老二保根籌錢救了急。留根成家后，田大媽又念叨要給保根找對象，保根謊稱同事妻子是自己的對象以堵住她的嘴，信以為真的田大媽就張羅著要給“二兒媳婦”一塊訂親手表，但實在籌不起錢了，就要求大兒媳婦把手表“借”出來，殊不知大兒媳婦早把手表送給弟弟作定親禮物了，“逼”得賢惠的大兒媳婦因被誤會受冤屈差點兒尋了短見。最后，田家人之間消除了誤會，中秋佳節團聚在一起，保根決心為了田家莊的未來，要把一手遮天、貪污腐敗的土皇帝支書邱志國斗倒。
與之前的那些成名作一樣，出身農家、理解農民、熱愛農民的作家浩然還是滿懷深情地描寫農民，但不同的是，以前他描寫的農民是有社會主義集體化目標的組織起來的社員，這部小說寫的農民卻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一盤散沙般的“蒼生”了。小說的筆墨傾注于普通農民的日常勞作、生活，描寫社會變化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對這變化的或主動或被動的參與和應對，從而以小見大地反映出“改開”后的農村社會現實。
小說描寫農村婦女田大媽，筆調中理解、贊許、同情、批評和帶著眼淚的調侃兼而有之。田大媽是田家真正的當家人，有主見，堅強，勤勞，善良，熱情，顧臉面。她以愛和家族傳承責任等雜糅成的信念為支撐，一心撲在為兩個兒子娶媳婦的目標上，甘愿付出生活和精神的奉獻，也使親人遭受了生活和精神的磨難。但田大媽并不是一直這樣、必然這樣的，以前的她曾是很有精氣神的社會主義農村新人：合作化運動開始后，她帶上自家土地和牲口“當了第一批農業社社員”，使田家莊缺乏畜力的第一個小農業社“沒有散班子”；在“大躍進”中，田家莊婦女沒有人愿意參加水庫工地的“穆桂英突擊隊”，她“串聯七個平時對脾氣的莊親姐妹一塊兒帶頭報名當隊員”；“四清”運動時動員社員往外交自留地，又是她第一個“把栽了果樹的自留地交給集體”；就連解散人民公社搞“承包”時，“有一塊地由于離水渠遠澆水不方便、離村口近容易受雞狗糟蹋，誰也不要，鬧得分地的工作沒法子進行下去”，村支書邱志國為此找她商量，請求她家收下那塊地，她也“馬上應允，給邱志國解了圍”——當然田大媽當時還沒想到，這是她最后一次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展現社會價值，而這個行為助成的卻是使她可以展現社會價值的集體灰飛煙滅的結果。沒有了集體，誠實善良的田大媽也就沒有了社會價值，只能整天為自家生活忙里忙外，“高興是暫短的，暫短又暫短；憂愁是漫長的，漫長又漫長”，這是回復成一粒沙子似的“蒼生”的必然狀態。
勤勞善良的田大媽和老伴費盡全家所有的財力和勞力勉強給老大留根娶上了媳婦，緊跟著又為老二保根的婚事操心。田大媽自作主張給保根準備訂親禮物，因為家里拿不出一百五十六塊錢買一塊手表，她先忍著羞愧、鼓足勇氣向大兒媳商量“借”手表，遭拒絕后以為大兒媳不通情理而失望、惱怒、斥責，使賢惠內向的大兒媳被“逼”得一時糊涂差一點兒走上絕路。善良的田大媽無意間成了“逼死人命”的“未遂犯”，這看上去直接原因似乎是窮，是“思想陳舊落后”，但如果她是當年人民公社的社員，移風易俗的社會集體要求將使她不會這么做，即便想做也不能這么做，而現在她作為自己從土里刨食的單干小農，卷土重來的舊風俗又使她雖然不想做卻不能不這么做。社會環境的力量是像田家這樣一個一個的個體無法抗衡的。
田保根是“接受過十幾年教育、讀過許多書”的農家子弟，他不愿意過父母和大哥那樣苦熬苦累、毫無希望的日子，經常躲避或怠慢干農活，因而被父母和村鄰視為“沒出息”的典型。但實際上，他是個頭腦機靈、了解形勢、深有抱負的農村新青年，他曾為“改革田家莊的落后面貌”，“跟一伙要好的青年伙伴”首先申請承包大隊的果園，不幸“被支部書記邱志國給頂回去了”。第三次高考失敗后，他毅然決然地離開田家莊，離開家庭，去闖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從建筑隊最底層的活兒干起，不怕苦累，很快站住了腳，同時對所有的工作都搶著幫忙、虛心求教，以增長本事。他的所作所為不僅是為自己找出路，也因為他始終沒拋棄積累實力后回田家莊幫助家人和村鄰改變命運的信念。
田保根表面上看來有點兒玩世不恭，但從小接受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意識已潛移默化到了骨子里，所以當他偶然得知邱志國“權力入股”村里的磚窯并正在試圖利用給縣里冷庫提供建筑用磚之機騙取國家資金時，便想方設法取得了證據，向縣人民政府進行舉報。他想以此斗倒貪腐的村支書邱志國，既為國家挽回損失，又為自己和其他伙伴回田家莊施展抱負創造條件。由于邱志國受權力關系網的保護，保根的舉報沒能成功，但他并不氣餒。建筑隊被權力關系網控制后，他和幾個志同道合者退了出去，自己“搞起一個民辦的聯合企業建筑公司”，準備“有了這個立足點，有了經濟來源，有了后盾，那時候我再跟他們斗”，“要跟他們打一場持久戰的官司”。田保根是“蒼生”中的覺悟者，他代表著未來的希望。他可以說是保有新中國意識的新人在“改開新時代”的新形象的代表，但在整個社會政治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作為沒有組織起來的“蒼生”之一，他最終能走向哪里呢？
小說中還寫了其他一些“蒼生”，其中既有田成業、田留根父子那樣樸實忠厚、本份勤勞的基礎農民，也有郭少清、邱方那樣想為家鄉干事卻因無權無勢屢屢碰壁只得一走了之的農村青年，還有郭云那樣“悄悄地”把村里“一些沒人力、沒特殊本事”的家庭“聯絡到一塊兒”搞互助組的不忘初心的老隊長，他們的言行遭際反映著時代的復雜樣貌。尤其是原來的生產隊老隊長郭云，他把一些困難戶組織起來互幫互助搞生產，這似乎是又回到了解放初土改剛結束時的狀態，但不同的是現在居然只能偷偷摸摸地重新進行最初步的“合作”了。他們沒有像所謂的“小崗村”搞單干時“簽協議按手印”的戲劇化行為，他們以行動否定了“小崗村”。
作為“蒼生”的對立面，黨支部書記邱志國是個“異化”人物。三十多年來，他一直是田家莊群眾心目中的英雄，從解放戰爭中帶隊支前，到土地改革時斗爭地主巴福來、分田分糧，農業合作化初期組建農業社，直至公社化、大躍進等等，他都是最先響應號召積極行動的帶頭人。農村“改革”之初，他在田家莊拒不執行“承包”，宣稱“我只能帶著田家莊的人前進，決不能倒退一步”，要“堅決抵制這股歪風”，因此，他被招到公社接受公社幾位領導三天三夜“熬鷹式的”輪番談話。但實際上，邱志國并不是真正具有革命意識的社會主義新人，不是真正的大公無私，他過去的所作所為都是看清風向后的賭博。土改中，作為田家莊貧農團領導人的他曾把地主的三姑娘“分”給了自己當老婆，幾年后為了“證明階級立場”又與她離了婚，這已然顯現了他今后“異化”的基因。
看清風向后，邱志國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僅僅十天時間，他就大刀闊斧地把田家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推行完畢，趕到全公社所有村莊的前面而成了第一名”。他“改革”的最大的“先進經驗”是把田家莊群眾在大隊時期劈山開嶺、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園以低廉的價格“承包”給剛摘帽的地主巴福來，讓他輕而易舉地賺了大錢，“先富起來”了。他自己深藏心底的“改革”心得是：“為這個革命，我損失的東西太多了！我是傻瓜嗎？我就不會把損失的東西撈回來嗎？咱們就試試吧！”從此，他“只管自己發財，不再管老百姓，田家莊有三家跑買賣的和孔祥發的窯場，他都入著‘權力’股子。他象個老太爺子一樣坐在家里，只管開介紹信、蓋公章、陪客人吃喝，門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時候就‘劈紅’，……”他也“先富起來”了，甚至變得“跟舊社會的地主老財、保甲長沒兩樣兒”。
乍一看來，田家莊黨支部書記邱志國曾經好像是“蕭長春”（《艷陽天》中東山塢村黨支部書記）和“高大泉”（《金光大道》中芳草地村黨支部書記），但本質上并不是，而是暫時壓抑隱藏了本性的“馬之悅”（《艷陽天》中混入黨內的壞人）或“張金發”（《金光大道》中混入黨內的壞人），在適合的環境下就原形畢露了。邱志國這個人物，豐富了當年新中國革命建設的復雜樣態和經驗教訓。
對摘帽地主巴福來，小說用的筆墨不多，卻也描寫得生動而深刻：從摘帽之初的觀望，到提出“承包”果園的搏一把以及得逞后的喜出望外，直至因果園“先富”后的“補償”意識和面對村鄰表面平和實際氣盛的微妙態度。他輕易獲得“承包”的果園凝聚著當年社員們的血汗，其中就包括田成業“一個沒出五服的本家兄弟，那個兄弟是他本家叔叔的獨生子。叔叔抬擔架犧牲在天津北郊外的炮火中，獨生子成了獨根苗。大躍進那年，’獨根苗’帶著青年突擊隊劈山造果園，被塌方壓在底下。他媳婦帶著肚子改嫁了，不知道生個男孩還是丫頭，也不知道活沒活，反正絕了那一支的根兒。”公社社員們用血汗創造的事業，最后成了曾經被管制的地主巴福來的“先富”來源，巴福來可謂成功地實現“反攻倒算”的典型——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反攻倒算”成功并不是他自己搞“還鄉團”明目張膽搶來的，而是某種政治勢力“送”給他的。
在這部小說描摹的田家莊“蒼生”圖景上也有希望的亮色：田家莊相鄰的紅旗大隊堅持“共同走富路、一塊兒過富日子”的集體發展道路，取得成功，一派興旺——這是現在河北省周家莊、河南省南街村等集體化鄉村的縮影。雖然小說中沒有正面描寫紅旗大隊，只是進行了側面表現，但它顯然是《艷陽天》中的東山塢村和《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村的必然發展結果，也是田家莊一盤散沙的“蒼生”們的未來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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