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新聞我原本摟一眼時還以為是個諷刺事件：一位學風與膽識頗為超前的進步學生，將自己的一堆生活垃圾大搖大擺的擺放在央美的畢業展上，以極為諷刺藝術的手法解構嘲諷那幫老學究、老藝閥、老壟斷們陳詞濫調的藝術教學……
這新聞多么的浪漫！
結果定睛一看，我敲！這作者竟然不是在整活，她是認真的！
……好好好，厲害……恭喜這位高材生，在藝術層面已有進入“上流圈子”的風范與天賦。
不由想起1917年，杜尚曾在紐約把一個腥臭骯臟的搪瓷尿壺當成“現代藝術品”高調展出，用達達主義狠狠地抽了那幫自以為懂藝術的美國中產階級的布爾喬亞嘴臉——裝逼就得抽！
這樣的新聞不勝枚舉，我記得此前國內也有一個小伙，在人流不惜、嘰嘰嘖嘖的美術館里，故意把自己的書包扔在角落，然后暗中觀察，結果真就引來一幫“藝術咖”舉著手機對著那普普通通的書包一頓狂拍，且眾口贊論這個書包的擺放、燈光的布置、體現的意境、反映的價值……
隨后，小伙吹著口哨，于眾目睽睽和陣陣閃光燈之下一把將書包拾起背走，徒留那幫端著相機和手機的“藝術咖”們佇立原地目瞪口呆……
藝術是大眾的浪漫，是群體情緒的另類展現。
不妨去看看2022年廣州美術學院雕塑專業的黃同學的畢設作品：以父親為原型制作的工人雕塑，光是廢鐵、鋼筋等材料就用了1400斤，自己切割焊接，足足三個月才完工。他的父親正是一位建筑工人，作品的主題也是希望以建筑的語言致敬父親和所有最基層的城市建造者。
藝術如若走向“不裝逼會死星人”的曲高和寡，再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雞立鶴群」式姿態孤芳自賞，那就免不了被大眾市場乃至群眾鐵拳教育。
這一點，恐怕居廟堂之高而端坐塔尖太久的官媒如《浙江日報》、《光明日報》等，其久居舒適辦公室里指點江山、動輒喜好頤指氣使訓斥群眾的編輯們是早已忘卻了。
潮新聞，《浙江日報》旗下
光明網，《光明日報》旗下
恰似《光明日報》鑄社成立之初的宗旨：
為知識分子讀者服務。
又似《光明日報》改革開放之初的吶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不論是人民政權下的工農主體，還是毛主席1963年11月的原話“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的“社會”要素，悉數被抹去。
倒也應證了毛主席在建國后不到十年時那段警語：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這句話出自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而在更早兩年之前即1955年5月，主席曾發出過一段跨越時空、更為投射今日象牙塔亂象的擔憂：
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
半個世紀之后，作為官媒的《光明日報》嚴絲合縫的“踐行”了毛主席的心慮，公然以“為什么專業要向非專業道歉”的叩問，張目自己“名為捍衛專業主義，實則炫耀權力主義”的壟斷作風……
著實令人心寒，更是讓人齒冷。
2
想起去年曾有媒體發問“年輕人反感專家的原因”：
究“專家”大肆泛濫且頻頻觀點雷人以致遭到青年群體反噬的根本原因，想必還是那個逃不開的緣由：脫離群眾。
曾經的專家、知識分子是什么模樣？
擼起袖子可開山鑿渠、架橋修路、測天繪地，卷起褲腿可刨土施肥、化苗為林、綠滿邊疆，抱起算盤可核彈轟鳴、潛艇下水、衛星升天，站上講臺可熟授黨史、深剖主義、宣揚思想。
后來出現的一堆新“專家”、新“知識分子”又是什么模樣？
無病呻吟地寫幾本傷痕小說，吊兒郎當地解構、污化、杜撰、編謠黨史國史革命史，以各種方式和載體大刮特刮歷史虛無主義之風，配合卷土重來的新生資本家倒逼國家經濟政策，時不時“何不食肉糜”得羞辱一下底層民眾，以“藝術”“文明”“開化”之名大行幃亂荒淫之事……就都可以自封或被與之蛇鼠一窩的媒體冠以“專家”“知識分子”之銜！
門檻之低，身心之骯，真乃笑話。
還記得前年有一篇刷爆全網的酸腐文章《中文大約的確已經死了》，堪稱“下流知識分子群體”精英主義與專業主義的集大成作……
內容不貼了，有興趣的同志可自行檢索。
應該來說，文字也好，藝術也罷，包括音樂、習俗、飲食等一切文化產物，其使用權和改造權在歷史上一直以來都為精英階層所把持。
以文而論，不論是“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詩詞，還是“深藏內府處，一書驚天人”的長著，長久至今，文字始終是一門曲高和寡的藝術。
屬于底層大眾的只有“說”，而“寫”永遠是精英階層的特權。
情趣是他們寫的，政治是他們寫的，歷史也是他們寫的，就連底層大眾都是他們的筆象之一，他們才是壟斷一切解釋的“周期律性”的勢力。
著名詩評家張同吾先生就曾認為：
在所有的文學當中，詩歌是一種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詩詞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權力，“以詩謀仕”；下可以曲調取嘻人間，“以詩戲妓”——這就是舊時文人的多數“風骨”，以致綿延至今。
而普羅群眾呢？史書長冊里，他們永遠只有柴米油鹽、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織布編麻。
他們是官吏皮鞭下的宮殿建筑工，他們更是文壇大夫筆觸下的粗鄙無用人。
只要一談到底層群體，浩浩湯湯的長史之中，“愚昧”總是首選詞。
哪怕如晏陽初先生，對農村和農民的描述也大抵不過“愚、窮、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師爺”胡適先生在診斷中國的病癥時，更是提出“五鬼亂中華”的驚世學說，在“愚昧、貧窮、疾病、貪污、擾亂”五鬼中，“愚昧”為首鬼——這當然不是用來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來描述生產“粟米麻絲以事其上”的底層群眾的。
是群眾的愚昧耽誤了胡適之們的優雅，是群眾的粗俗妨礙了胡適之們的進步。
總之，一切都是人民群眾的鍋。
放眼望去，今天的文藝圈某種“主基調”難道不也如此？
《人民的名義》里，莫名其妙地讓王文革去干一系列毫無邏輯的瘋事，塑造一個瘋子的形象；
《最美逆行者》里，莫名其妙地讓群眾去破壞抗疫管理，塑造一群“不識大體的人”的形象；
《無問西東》里，莫名其妙地讓學生去打人斗人，塑造一群流氓的形象；
《攀登者》里，莫名其妙地讓學生去砸窗戶，塑造文盲的形象；
《我不是潘金蓮》里，莫名其妙地讓女主一路上遇到各種貪嗔癡，塑造底層“煉獄”的形象；
《哪吒》里，更是莫名其妙把所有老百姓都畫成丑態百出的歪瓜裂棗，只為了突出主角的英明神武、光芒萬丈……
「描寫好小人物」，這個事情其實并不難，但不知道為什么，我們的“文化圈”對于底層人物、市井生活的描寫，要么是以尖酸刻薄、陰險狡詐、坑蒙拐騙的抹黑手法塑造，要么是以“住在大平層里吃泡面”、“挎著奢侈包包扮窮人”的不察事實。
真正的底層生活和萬家燈火，今天的許多文化創作者們早已是看不見的。
身處塔尖的他們只能以「想象」和特有的反動階級立場去描摹他們以為的普羅大眾，這倒稱得上是“略過了‘可怕的三十年’、向傳統的社會秩序靠攏”——在舊日晏陽初和胡適等精英階層的描述里，大眾的“愚昧”永遠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腐敗、國力衰弱、軍事潰敗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這個判斷下，精英群體顯然把謀國無智、治國無方、護國無力的責任統統轉嫁給了群眾。
底層群體不但永遠是精英群體的供養者，必要時也必須充當精英群體的替罪羊。
3
從2022年的“文字已死”，到2024年的“為什么專業要向非專業道歉”，此般矯揉造作的垂垂哀嘆不是今天才有的，更有甚者曾在網絡呻吟“今中國文脈已斷……”
與之相配的是這種言論：
什么是優雅的“高跟鞋”，有多么的優雅？
民國女性眾億，但能成軍閥家妾的不過幾千，倒是妓女達到百萬之眾。除為奴為妾為妓之外的老婦丑婦殘婦，則不過是戰爭屠刀下、一輛輛運尸車里的女尸罷了。
同時，就說這優雅高貴的軍閥太太，多為窮苦女性賣身，“一朝得意，惟以發展獸欲為無上快樂，每一督軍起碼有姬妾十人以上。有所謂長腿將軍者，妻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數量是這樣多，角色仍然時時更換”（見：王書奴.《中國chang妓史》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36頁）
1930年，南京國府公布《親屬法》，明文規定納妾制度應該廢除，原文如下：
妾之制度，亟應廢止，雖事實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認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毋庸以法典及單行法特為規定。至其子女之地位，例如遺產繼承問題，及親屬結婚限制問題等，凡非婚生子女，均與婚生子女同，已于各該問題分別規定，固無須另行解決也。
但是在實際司法操作中卻是：
娶妾并非婚姻，自無所謂重婚。
高跟鞋，還優雅嗎，還懷念嗎？
敢問是誰，廢除了這尸山血海里滴著血滴的“高跟鞋”？是誰，將億萬被凌辱的婦女從軍閥里、從妓院里、從日本慰安隊伍里、從蔣府國軍里拯救出來？
正是崇拜貴族的小資們所不屑鄙視的1949新中國。
所謂“貴族崇拜”、“貴族向往”，以及推崇的“貴族氣質”，其本質就是精英史觀——而這種史觀的素材兌現，是需要建立于根基龐大的精英集團壟斷之上的。
軍事武裝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經濟壟斷、知識壟斷、輿論壟斷，五點共同組成領域分明、等級森嚴的階級壓迫。
蔣府民國時期，社會中有官民壓迫，體制內有官階壓迫，軍隊內有將士壓迫。
抗戰怎么丟掉大片國土的，解放戰爭又是怎么輸的？
前線壯丁流民炮灰堆成尸山，后方高級軍官則帶著妓女小妾進戰壕——“將悅則長勝”，看他國軍的氣質貴族不貴族？
這貴族氣質也被他們從“十里洋場萬具尸”的長三角，帶到了大西南。重慶成為陪都后，一時間名流云集、冠蓋滿山城。
然而奢華的貴族精神救得了中國嗎？
白修德給出評價：
在戰爭接近結束時，重慶變成了一個毫無忌憚的悲觀厭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貪污腐化的…重慶過去的精神僅止于轟炸完結時，止于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危險過去了，這精神就死了。
再看中共軍隊，真土鱉！別說軍官等級的貴族制度，竟然還有“士兵委員會”這種事物，甚至還有“班長給新兵洗腳”的解放軍傳統。
和他蔣記國軍一比，毛主席的部隊真是“土得掉渣”。
可偏偏就是這么一支土得掉渣的軍隊，在中國發動了土地革命，廢除了縉紳階層不納糧的特權，讓廣大農民翻身、穿上了“勞保鞋”。
歷史上鮮有“鋤豪強，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實：自公元前7年漢哀帝綏和二年頒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來，如王莽的王田制、晉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無不在既得利益的縉紳、官僚、豪強反對下成為一紙空文——這讓士大夫階層與地主后代們，怎能不在他老人家死后攜“貴族氣質復興”反攻倒算、感嘆“文脈已斷”？
千年華夏，最令茍且小資們顫抖——甚至何止是顫抖，簡直是淚如雨下、恨不得憤郁而終的，或許就是那一聲拔地而起的“人民萬歲！”
一句“人民萬歲”，不但讓農民擁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還膽敢讓他們識字看書、學法參政、將所有在舊社會中收攏于上層精英的權力，統統下放下沉。
他不但讓底層百姓穿暖食飽，還要讓黨內黨外過去學識匱乏的人多學多識，“我勸同志們多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
一個人人皆登“勞保鞋”的社會，只能說明其包含著兩個側面：既無油光長靴，又無血痕赤腳。
而這，正是共產黨打下的新中國給予這個世界的最大創造：砸碎一切油頭粉面的“貴族”，浩蕩六億神州，放眼盡是舜堯。
剛過去不久的5月24日，就是新中國發起掃盲運動的七十二周年。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1950年代，這首《夫妻識字》曾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
那時，無數工人和農民，那些半輩子沒碰過筆墨紙硯的舊中國“屁民”、“賤民”，就是唱著這首歌走進了掃盲班的課堂。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那是一個僅有三百多戶農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九個人識字。
當時合作社找到其中七人作為記賬員，可他們也識字不多，許多社員的名字、農具、肥料都寫不上來，只好用畫圈、畫杠代替，時間久了，圈圈、杠杠滿天飛，成了一筆糊涂賬。
為此，高家柳溝團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組織社員學文化，首先要解決記賬問題。團支部決定首先要從學寫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再學各種農活、農具的名字，“做什么，學什么”。
于是，高家柳溝的學習班先從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逐步學到土地、農活和各種農具的名字。
初春時，社員忙著春耕和送糞，他們就學“春耕”“送糞”兩個詞；捕打紅蜘蛛的時候，他們就學習“紅蜘蛛”；該深翻地了，他們又學了“深翻地”三個字。
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學員們都集中起來學習，白天勞動間隙，識字班還辦到了田間地頭。
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參加學習的115名青年，有19個能當記賬員，92人能記自己的工賬，不能記賬的只有4人。
毛主席看過高家柳溝記工學習班的事跡后，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寫下了八百多字按語：
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范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
毛主席對高家柳溝村事跡的批示很快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甚至村都編起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掃盲教材。
這些教材五花八門，有的是面對工人的，有的是面對農民的，還有的是專門教城市家庭婦女的。根據各自目標群體的不同，課本中課文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1960年，掃盲工作開始注重鞏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七年之后，毛主席在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時又嚴肅地指出：
學生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對于知識分子階層由于知識壟斷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點，毛主席一直深為擔憂。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開場合這樣言辭批評過：
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么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
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
所以，他會給出這樣的定義：
如果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發出過這樣的感嘆：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進入50年代，黨內的某些風氣和社會上的諸多現象，讓老人家越來越不安。
他早早地告誡過建立新中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繼續革命的的道路還更長、更艱巨——可是似乎這樣的黨內勸誡愈發無人回應、愈發被淹沒。
城市與農村的距離、官僚/知識分子與農民/工人的距離，在50年代后期有了一絲擴大的端倪，這令毛主席察覺到繼續革命、以及重新扶起農民階級高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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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說過：
只有工人、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盡管他們粗野、道德敗壞。，將來拯救英國的卻正是他們，他們是可塑性的材料。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但他們也沒有偏見，他們還有力量從事偉大的民族事業，他們很有前途。
從中國國情出發，像王國藩、陳永貴、呂玉蘭、吳仁寶、王宏斌這樣的農民積極分子，從來就不該被邊緣化，他們不僅代表著一個階級的地位，也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
毛主席46歲時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就抒發過：
判斷一個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與工農相結合。
因而，還有一則近來爆火的新聞——一名武漢大學選調生，被分配到甘肅嘉峪關后，在社交圈寫小作文痛罵嘉峪關是“落后的隔壁小縣城”，覺得自己坐在火車車廂里像“黑奴”，她的碩導發言“那邊有什么好男人配得上我的學生…我不允許我的學生當野婦”更奇葩狠毒——這與《光明日報》揶揄人民群眾“不專業”“不配批評央美藝術品”，本質是同一件事：階層差距擴大之下的階級凌辱，以及打著“專業主義”旗號的權勢至上與慕強主義。
這樣的鬧劇不是偶然。
2021年時，大連理工大學的一個女學生去云南龍陵支教，結果受不了當地的落后、學生等當地人的所謂“素質低”、教育環境惡劣，旋即在微博上惡語吐槽甚至破口謾罵、侮辱譏諷：
這讓我想起了同樣被抹黑潑污的知青下鄉運動。
半個多世紀前，持續十余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曾深刻地改造了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使之在蛻變為「勞動知識分子」的同時，也成長為一批脊梁堅硬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也曾于80年代抵御自由化風潮的抗爭中表現出了風骨和戰斗力。
直到今時今日，那段火紅的歲月依舊在庇護著共和國：
2012年的十八大，七個常委中四個知青，二十五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二個知青；
2017年的十九大，七個常委中三個知青，二十六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一個知青；
2022年的二十大，七個常委中四個知青，二十四個政治局委員中七個知青。
所以，蘇聯與東歐亡故，但中國未倒。
“合乎歷史進程”的是，上山下鄉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紀遭到南方系的大規模抹黑，直至2012年后隨著精準扶貧運動的開展和整治輿論的實施才些許消沉。
抹黑知青下鄉，與2021年這位支教生大罵龍陵縣的落后別無二致，都是出于“維持”自己作為精致的知識分子所必要的優雅高位，而必須進行的階級俯瞰和階級打壓。
沒有打壓、乃至怒目圓睜的破口大罵，怎么能體現自己的階層優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
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里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
這話放到今天，一點也不過時。
精英階層酷愛詰難“窮山惡水出刁民”，當我們跟在那些鯨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覺充當了他們的輿論打手時，可曾想過：所謂“窮山惡水”是如何形成的？
那些年我們口中的所謂“刁民”，他們又是如何被環境塑就的？
B站賬號：陽春白靴
1951年，毛主席在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在圖書館的日子時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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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給彭真、劉仁的批示中曾這樣說
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都說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實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藝術”？
很簡單，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引導群眾積極向上的對社會建設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藝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躍于延安解放區的作家丁玲，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繪了一幅幅專注于農民個體和革命生產面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這就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學”。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當年是多慮嗎？
與“社會主義的藝術”反著來的是什么？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藝術。
它需要特殊的觀摩框架以欣賞，需要特殊的權力渠道以推廣，需要特殊的歪曲視角以解讀，需要特殊的制度平臺以保護。
總之，資產階級的藝術意味著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須脫離群眾，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實現對藝術高度的壟斷——壟斷創作權、壟斷解釋權、壟斷宣傳權。
過去，藝術的一系列權力屬于人民，為人民書寫篇章的人被稱為“人民藝術家”。
因為創作的原動力不是為了去分離集體、把自己摘出來，而是要服務和謳歌集體、將自己放進去。
讀史總是惜今，兩年前讀到那篇《中文大約的確已經死了》胃反酸水之際，更讓我其時感嘆“此時此刻，恰如彼時此刻”：
就在這條嘲諷“野蠻生長”的博文發出的第二天，“浦東搶菜”的新聞上了熱搜，上海疫情進入嚴峻期……
還記得魯迅先生寫的《推》嗎：
兩三月前，報上好像登過一條新聞，說有一個賣報的孩子，踏上電車的踏腳去取報錢，誤踹住了一個下來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車下，電車又剛剛走動，一時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卻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會被踹住，可見穿的是長衫，即使不是“高等華人”，總該是屬于上等的。
我們在上海路上走，時常會遇見兩種橫沖直撞，對于對面或前面的行人決不稍讓的人物。
一種是不用兩手，卻只將直直的長腳，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踏過來，倘不讓開，他就會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沒有華人那樣上下的區別。
一種就是彎上他兩條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兩個鉗一樣，一路推過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這就是我們的同胞。
然而“上等”的，他坐電車，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車；他看報，要看專登黑幕的小報；他坐著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動，又是推；上車，進門，買票，寄信，他推；出門，下車，避禍，逃難，他又推。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蹌蹌，跌倒了，他就從活人上踏過，跌死了，他就從死尸上踏過，走出外面，用舌頭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覺得。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
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
這時就只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么重要性呢！”
事實證明：當開始面目猙獰搶菜的時候，是沒有功夫端咖啡、品紅酒的，也不再嫌棄有沒有三黃雞和綠葉菜。
事實同樣證明：到最后趕來支援的，還是全國各地那些被瞧不起的、“給點面粉和土豆就能活”的“鄉毋寧”。
包括這種言論，同樣令人犯嘔：
從歷史賬開始算起，地域差距是從改革開放之后逐步顯著拉開，而自改開初始，中西部地區生產的煤炭、電力等生產要素，其資源價格都是按國家核定的計劃價向東部地區提供的——但是，東部地區生產的消費品卻是按照市場價進入全國市場，這里面誰“占便宜”誰“吃虧”？
直到現在，能源的價格仍然由國家統一裁定控制，但消費品的價格也依舊由市場調節。
“發達八省市”中，上海和天津甚至一直以來壓根都沒有水力發電。
2021年一年，四川省全口徑水電外送電量1368億千瓦時；而僅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累計外送水電達到1.35萬億千瓦時，足以滿足頭號經濟大市上海將近十年的全社會用電需求。
除了四川，同樣“非發達八省市”的云南、湖北等水電大省，也是“西電東送”的主力省份。
試問：誰養活誰？
四川國網電力公司曾有公開對外解釋：
按照國家西電東送的戰略，四川境內向家壩、溪洛渡、錦屏、白鶴灘等梯級大型電站，均由國家統籌安排開發和消納。
四川的電量在全國范圍內被統籌分配，省內省外有嚴格固定的分配比例，從來就不是四川內部優先消納。
在正常年景，四川每年夏季都是豐水期，多余的電基本都外輸到以江浙滬為主的華東地區。
上面四川國網提到的白鶴灘水電站，很多人不知道這是僅次于三峽的世界第二大水電站（但也屬于三峽集團），立項于1958年，長年供應著江蘇和浙江兩座發達省份、也是兩座用電大省的電需：還有上面提到的四川錦屏水電站和溪洛渡水電站，也是供應江蘇省；四川雅中水電站，供應江西省；四川向家壩水電站，供應上海市。
上海外灘華麗炫彩的夜景，其中有三成以上燈光來自西南地區的默默輸電；而縱觀全上海市，每五戶居民就有一戶的家庭用電是四川人照亮的。
這些清潔能源供應的意義不僅是經濟層面的，更是戰略層面與社會層面的，它直接推動華東發達地區每年減少發電用煤14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2500余萬噸。
華東諸省市的企業和人民群眾不僅用電無憂，更能呼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城市化的便捷而免去承擔工業化的污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所謂「靚麗名片」。
風力發電量前十名省份中，有八個都來自“三北”地區，內蒙古、新疆及河北分別位列前三；而太陽能發電量的前八名無一例外也均被三北地區省份包攬，除青海居于第一外，新疆、內蒙古同樣位列前三。
還是那個問題：誰養活誰？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凈供電量最高的五個省份分別是內蒙古、云南、四川、山西、新疆，貢獻量均超過1000億千萬時。
相比而言，經濟大省即“發達八省市”基本都是凈受益者，廣東、浙江、山東、江蘇四省每年來自省外的支援電量都超過1000億千瓦時。
除了能源，西部省市對“發達八省市”這三十年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貢獻和數以萬噸計的糧食貢獻，就更無需多言。
四川是水電產量第一大省，河南是小麥產量第一大省，山西是產煤第一大省，陜西是天然氣產量第一大省，內蒙古是風力發電第一大省、火力發電第二大省——東部發達地區的背后，正是這些能源大省默默的原始輸出。
包括勞動力的流出，三十年來多少背井離鄉的東北人、河南人、四川人、安徽人、云南人，在東部發達省市吃盡底層務工苦，還要背負地域歧視名……
經年累月之下，東西部各省市之間定位層級和財稅規模的鴻溝形成，此時反過頭來，在全國一盤棋的規劃下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平移等中央統籌手段反哺欠發達地區，要被稱為“八省市養活全國”？
還還還是那個問題：誰養活誰？
不妨再重復一遍本文探究的主題：階層差距擴大之下的階級凌辱，以及打著“專業主義”旗號的權勢至上與慕強主義。
各位可有更深一層體會......
跋
八十二年前的延安，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發表過一段雷霆講演
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
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
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于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著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么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
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系的學校里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么樣呢？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
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完全。
什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于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
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
有什么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從1915到1966，經歷過兩次偉大文化革命的中華民族不應當丟掉歷史遺產。
既得利益階群的飛揚跋扈，不論是居高臨下指點群眾，還是趾高氣揚拒絕批評，亦或是私有制下慕強與拜金共同催生的地域歧視，本質都是權力運行秩序發生質變后，諸領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催生的產物。
色厲內茬的“專業主義”，保護著清華美院與中央美院；歇斯底里的“小地方厭惡癥”，籠罩著被攻擊的淄博燒烤、哈爾濱的冰雪世界、云南的大山、通往嘉峪關的火車……
上層的傲慢，總是這樣在底層的掙扎面前樂此不疲的變化著模樣。
它們有時化作曲婉婷優美的旋律，有時化作方方別墅里的日記紙張；它們時而像極了賈淺淺的“屎尿屁”，時而又像極了周百義的“我是廳級干部，你是個什么東西……”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有這樣一段話，引以本文結尾吧：
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
黨內有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
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者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
……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余，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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