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覺醒來收獲大聞：
分享一段我去年關于朱是西的文字，來自去年10月的文章《川西游記：理塘丁真與南陽迷笛》的第四段：
南陽有一個并不算知名的綽號：“金三角”。
作為豫鄂陜三省交界地帶，南陽與其說“三不管”，不如說“三不疼”，特別是中原進入鐵路時代后，南陽曾經“南北交通要道”的顯赫地位瞬間不復存在，就此一落千丈，一步步淪為中國有名的經濟洼地。
不說遠的西安、武漢，連省內的鄭州都難以輻射，這直接導致南陽近年來在主政官朱是西同志的帶領下瘋狂擴建第三產業。
今年（2023年）元旦，相鄰的湖北襄陽在華僑城舉行跨年煙火晚會，吸引了超過三萬南陽人跨省狂歡，這給了朱書記巨大刺激：“這件事，說句實在話，對我刺激很大。為什么南陽掙錢，襄陽消費呢？說明我們的服務業、文旅文創產業落后，我們應當感到羞恥……”
實際上，這位很容易“受刺激”的朱書記不是第一次激動了。
看到隔壁襄陽文旅爆火，馬上要求南陽大干快趕文旅產業（投資1456億的中醫藥文化城，投資44億的醫圣祠文化園，投資108億的黃山考古公園、投資35億的臥龍崗文化園、投資60億的賒店酒鎮、投資24億的賒店古鎮、投資16億的內鄉縣衙文化旅游區和塘峪康養文旅小鎮）；看到山東淄博的燒烤熱度沖天，馬上又召開“燒烤出圈現象研討會”……
同理，看到迷笛音樂節在全國各地火熱，朱書記立刻又“自掏腰包”把迷笛請到了南陽——迷笛音樂節的模式是“政府出資，迷笛躺贏”，急于在全國游客、特別是中青年人群中為南陽擴大聲望即“舉辦一個節，帶火一座城”的朱書記，對此自然照單全收。
早在一個月之前，南陽就開始了全市動員：安全保衛、醫療救助、交通接駁等等工作早就開始了調度聯動。音樂節期間，南陽組織了三百多輛接駁車，全市志愿者超過四萬人。
有市民專門為樂迷提供“免費搭車”，還有遠道而來的樂迷把沾滿泥濘的鞋子脫在酒店房外，第二天居然發現早已被酒店工作人員洗好放在房門口……
音樂節開幕當天，朱書記帶著市長等班子成員親自跑到高鐵站迎接樂迷，絕對的天花板待遇。
我不否認朱是西書記為領導的南陽市委的敏銳嗅覺和工作辛勞，但是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從各類文化娛樂項目到今年的迷笛音樂節，南陽市的這些文旅投資大部分是以借債和發行專項債權為資本籌措。
未來，是否可以以南陽文旅部門目標中的“每年至少300萬游客”為消化兜底，我持悲觀態度。
看看獨山縣的毋斂古鎮項目，湖南益陽的江南古城項目，山東日照的嵐山多島海項目，河南許昌的三國文化園項目，廣西柳州的百朋蓮花小鎮項目……以及，我親眼看到的國慶期間都難稱熱鬧的理塘縣城。
南陽，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比這些城市做得好？像理塘那樣用一個微型博物館的二十元門票賺回動輒幾十億的投資嗎？
截止目前，我確實沒有看到有說服力的投資說明，我也沒有查到南陽的文旅投資項目有召開聽證會或有政府發布群眾意見征集的痕跡。
而這些投資一旦涼涼，風險卻是在未來由全體南陽人民、甚至遠遠不止是南陽人民來共同承擔。
只怕那時，朱書記早已不在南陽主政了……“相信后人的智慧”。
去年（2022年）一年，南陽市全市政府債務余額1079億元，其中一般債務余額272.22億元，專項債務余額806.78億元；市本級政府債務余額264.8億元，其中一般債務余額83.26億元，專項債務余額181.54億元；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244.18億元，其中一般債務限額經調整后為12.07億元，專項債務232.11億元。
這個壓力著實不小。
今年（2023年）5月，有部分被困在南陽高速的收割運輸機車主曾向媒體爆料，往年憑借著“跨區作業證”可在全省高速免費通行，今年（2023年）忽然就不行了，收費站以運輸車超高超長為由，必須要繳納高速通行費和罰款才能下高速…
南陽12328交通運輸服務監督熱線的工作人員隨后表示：“往年確實是可以憑借“跨區作業證”免繳高速通行費，但今年4月和5月，國家交通運輸部出臺了兩個文件，要求對跨區作業的聯合收割機和運輸聯合收割機的車輛，除了要有《跨區作業證》之外，如果車輛超限，必須辦理超限運輸證，超限車輛必須繳納通行費。”
然而真實情況呢？
今年（2023年）山東、安徽等地也迎來了夏收季節，尤其是在以“進淄趕烤”博出圈的淄博甚至出現了高速收費站給運輸車送水送毛巾、交警給運輸車隊開道的正能量新聞，難道在山東、安徽等地執行的政策不一樣嗎？
來看交通運輸部官網上相關文件的原文，全文不但沒有補繳通行費和罰款的規定，反而是強調了高效通行，南陽交警這一舉措明顯不符合該文件的精神。
各位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好。
不論這背后的動機和執法邏輯是基于什么，我當然也并沒有十足的證據斷定南陽交警的舉動與地方債務就有直接的聯系，但是我依舊認為我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我不希望不久前河北承德發生的那件事今后再有涌現。
朱是西書記上一次拋頭露面是去年（2022年）5月，他公開聲稱：“每一位機關干部都是企業的打工者，工資都是納稅人企業提供的。這個意義上，你就是企業的打工者！”
今年（2023年），朱書記再度溫暖表態：“我們既關心企業家飛得高不高，也關心你們飛得累不累。南陽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資源、最實的政策、最暖的誠意，用制度和法治架起權益‘保護網’，用‘親而有度’和‘清而有為’搭起政企‘連心橋’，不斷提升企業家節的‘含金量’，讓南陽成為企業家成長的搖籃！”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黨的領導干部，格外關心南陽市資本主義生存狀態的朱書記，似乎卻忘了自己本地的群眾，忘了自己大搞快干的“引進來”項目與本地深層維度中的群眾其文化認知和生活習性是否適配。
這決定了不可控的風險其后果會由誰來承擔。
事實證明，這場迷笛音樂節的偷盜鬧劇，全體千萬南陽人民最終成了互聯網上的被聲討者，而不是他朱書記或迷笛方。
南陽人民不但幾乎沒有還口之力，還要被組織者（南陽方面+迷笛方面）看似潑辣兇狠的“反擊地域歧視”之間，被綁上南陽市政府“招商引資合理、擴大投入合理、繼續擴張合理”的輿論戰車。
我真的勸朱書記穩重。
七年前（2016年），同樣在湖北利川大搞迷笛音樂節等項目以圖“宣傳城市”而最后于四年前（2019年）因涉嫌嚴重違紀和職務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利川市委前副書記、利川市前市長張濤，就是很好的例子。
恰如朱書記言必稱“企業家”、“企業家精神”、“為企業家服務”，同樣有兩位身位遠比他高階的官員曾給出示范（王富玉、宋亮）
就說這么多。
1
像朱是西等那樣的表態，我已經習以為常了。
就在2021年秋天，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輿論場突然流傳開來一則讓人十分震驚的視頻：
不同身位的人也對此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和態度，比如有的就彈冠相慶，仿佛找到了靠山和價值依托，掩藏不住的激動簡直溢于言表……
其實，這則視頻是2020年初的舊聞，距當時已一年半多之久，視頻中“放狠話”的官員是太原市尖草坪區區委書記、不銹鋼產業園區黨工委書記盧俊峰。
2020年1月16日，太原市尖草坪區、不銹鋼產業園區服務企業發展大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盧俊峰書記發表了這一通“殺氣騰騰”的講話。
在當時，視頻一出，立刻得到了包括新京報之流等右翼媒體的轉載狂歡，階級抱團的姿態一目了然。
2020年1月16日，當時疫情還沒有大規模向全國籠罩鋪開，2021年秋天開始沸騰的“共同富裕”戰略話題在那時也毫無動靜，更沒有從2020年下半年以來國家連續針對房地產行業、金融信貸行業、教培行業、娛樂文藝行業、游戲電競行業祭出重拳、整治這些領域過去二十多年來瘋狂的資本入侵。
所以某種程度上看，這位區委書記當時吐出此言，倒也“可以理解”…
進入2021年7月后，當時僅短短一個多月時間，騰訊集團受到六次處罰，其股票應聲下跌，市值在7月份蒸發接近1700億美元。
阿里巴巴集團從2020年10月巔峰（股價一度高達320美元）一路跌破，到去年秋天僅200美元，跌去三分之一，十個月的時間里市值蒸發近30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9400億元。
拼多多在2021年2月16日時股價曾達到212.597美元/股，創歷史新高，但自此之后持續下降，市值蒸發逾千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6472億元。
黃錚也早就學習馬云“提前下臺”（不過依然是集團實際控制人）。
快手集團那一階段報83.6港元/股，繼續刷新歷史新低，最新市值僅剩3484億港元。自高點以來，快手股價累計下跌超80%，市值蒸發近1.5萬億港元。
美團亦然，從2021年2月后股價市值大滑坡，從最高位的3萬億港元跌落到1.3萬億港元，市值蒸發1.7萬億。
………………
而當時最新的則是恒大集團的高強度爆雷，在許家印個人套現300億的背景之下，是幾十萬被恒大系上下游公司坑騙的血本無歸、窮途末路無處討債的恒大員工及家屬。
這時候，如盧俊峰那樣的為企業家當“衣食父母”的官員們，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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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卻拿資本家當“衣食父母”，那么老百姓在資本面前豈不是要當“孫子”了？
像盧俊峰、朱是西等官員那般氣勢洶洶的話術，我們是聽到太多了。
上圖中海南省的話語，同是在2020年初的全國檢察長會議，當時最高檢張軍檢察長亦有表達：“要以更大的力度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切實做到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就提出適用緩刑建議！”
我們到底是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
半年后，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通報2020年上半年全省檢察業務數據。
當時，蔥省大員竟然也不厭其煩地又引述了一遍張軍的名言：“山東省堅決健全對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司法機制，對涉及民營企業法人代表、實際控制人、重要管理人員的犯罪案件，穩妥準確把握，能不捕的堅決不捕、能不訴的堅決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依法提出適用緩刑建議！”
我查閱了一下發現，截至2020年8月底，山東省公檢法去年上半年的“成績”確實突出：對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犯罪，不捕145人，不捕率達到31%；不訴446人，不訴率達到17.1%，均高于刑事犯罪總體的不捕率和不訴率。
如此做派，不止一個地方身體力行：
我們的某些衙役官員，對企業家、對民營資本如此的趨之若鶩、點頭哈腰，甚至2020年某大省要員還公開對某財閥頭子獻媚“政府要當好店小二”……
那么有一點我必須在此發問了：反過來，以被企業雇傭的億萬打工人群體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利益，是否得到了官員們同等待遇的保障，以及同等笑臉盈盈的態度？
答案，我想是不樂觀的。
2
2021年2月，甘肅甘南某建筑工地內，發生了一起當地一名包工頭爬上五十米高的塔吊臂威脅工地負責人并向黨委政府施壓惡意索要工程款的新聞。
經過長達四個小時的教育勸解，該男子從塔吊上爬了下來，然而卻被依法以“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處以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官方同時給出了提示：“對用跳樓、跳塔吊或暴力極端行為惡意索要工資的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將以“零容忍”的態度依法嚴厲打擊處理；對以農民工工資拖欠為名聚集討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惡意討薪行為持續保持高壓嚴打態勢，建設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為了塑造“良好營商環境”，不惜給合法討要工資的農民工冠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詞“惡意討薪”？
所謂“惡意討薪”的反面是什么，那就是“合理欠薪”。
還記得2021年1月時，曾被這樣一條新聞震撼得頭暈目眩：江蘇泰州海陵區的一小區附近，一名外賣配送員將汽油澆到自己身上后，當眾點燃自焚。附近商戶發現情況后立即上前滅火施救。
但是火滅后，外賣員自行爬起、拒絕前往醫院救治，并表示：“我連命都不要了，無所謂，我要我的血汗錢！”
熟悉的欠薪，熟悉的外賣小哥，熟悉的互聯網大廠。
就在這則悲劇發生不久之前，某家新興電商財閥面對公司員工加班猝死案件時高高在上所語“底層人拿命換錢”，仍猶在耳。
熱衷給企業家當店小二、拿資本家當上帝，那么在某些樂于與資本親近、與企業糾纏不的大員高官眼里，那些手無寸鐵的討薪人，又是應該被如何定義和對待呢？
2021年4月15日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首都朝陽區的警企兩界舉行了一場“跨界聯合反恐演習”，而演習活動中的“恐怖分子”，竟然是一位舉了一塊寫著“還我血汗錢”紙牌、在商場里討薪的農民工……
又是“惡意討薪”，且直接被設定為“恐怖分子”。
最終，朝陽警方與商場保安左右夾擊、出動了防暴盾牌將該名“惡意討薪”的“恐怖分子”成功制服，演習大獲成功。
這是第一次嗎？
早在2009年，為了迎接亞運盛會，廣州公安就舉行過針對“工人為了討欠薪而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維穩反恐演習。
當時的廣州市人大代表、廣州市總工會副主席劉小鋼，是少有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站出來說句人話的同志：“作為總工會的工作人員，我覺得公安部門這么做不太好。”
十年后，還是在廣東，2019年深圳公安“海陸空三棲反恐演習”震撼上演，足有超過一萬人參與，深圳警方又是催淚彈又是防暴槍的，好不熱鬧。
結果定睛一看，好家伙，敢情威脅我國家安全的不是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航空母艦，而是高舉“還我血汗錢”“違法欠農民工工資，良心何在”等標語、高喊“還錢”的農民工兄弟！
維穩維得屁股歪上了天，這就是“良好的營商環境”嗎？
我突然想起了舊社會時的蔣記國民政府……
毛主席曾有指出：“應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介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工人罷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時刻宣示本階級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勞動、高高在上、只會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和把權持章的尸位官僚。
上述的甘肅甘南那則所謂“惡意討薪”新聞發生后，當地州官方做出了回應：“該警情信息發布過程中，用詞不當、表述不準，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反映出合作市公安局在具體工作中存在信息發布不嚴肅、干部作風不扎實等問題。對此，州委、州政府負有領導責任。”
從法治角度講，“惡意討薪”的表述顯然不是什么法治語匯，而是妥妥的官方情緒輸出的一時口快。
而這種一時口快的背后所反映的，是為官者政治身位的歪曲。
法律概念上的“惡意”，在合同法領域與訴訟概念范疇中，無論是“惡意串通”還是“提起惡意訴訟”都是指行為人沒有合法的權利基礎卻故意捏造假象、會對他人正當權益造成非法侵害的行為。
因而，“惡意”和“討薪”的組合搭配絕對是不妥的，討薪者的“薪”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就算在討要行為與情緒表達上有不當甚至失控，也不能作為反推出其主觀上有“惡意”的理由。
這些年來，從建筑行業普遍建立工資保障金制度，到刑法中設立罪名“惡意欠薪罪”，到司法部開通“農民工欠薪求助綠色通道”，再到國務院頒布我國首部保障農民工工資權益的專門性法規《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國家已經是明確要求實現違法欠薪“兩清零”目標，都旨在為農民工等群體討薪提供強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某些地方官僚還膽敢包庇民營企業，以“惡意討薪”的用詞、以其內嵌的貶抑性色彩，與國家政策法規對合法討薪行為的“撐腰”姿態唱反調，是否過于膽大包天了？
3
不禁提醒：在張牙舞爪得為資本家“保駕護航”的同時，千萬別讓油腥沾了自己的座位。
抹了油的官位是坐不穩的，稍有不慎就容易滑下來。
2021年8月16日曾上演過一出政壇小風暴：五分鐘，四只老虎落馬。
這其中，宋亮和王富玉算是兩只“明星老虎”了，落馬不久前他們都曾在公開場合極度油膩得向企業家們大肆獻媚。
五年前的4月，宋亮在千名企業家參加的所謂“中國綠公司年會上”，曾紅光滿面得宣稱：“我們甘肅將繼續以‘店小二’精神、‘保姆式’服務營造營商環境……誰跟企業過不去，特別是民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王老虎更甚，早在2014年主政貴州政協時就發表過“稅負重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暴論。
中國的民營企業早已是世界上發達/發展中國家里，最會避稅也最容易避稅的了，國內避稅、國際避稅和稅負轉移轉換騰挪，國內早已形成了“精英暴富且避稅花樣多、百姓赤貧且老老實實繳稅”的怪像。
凡是在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在城市的老市區以及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產業區、保稅區設立的生產、經營、服務型企業和從事高新技術開發的企業，都已可享受較大程度的稅收優惠。
某些服務業，如托兒所、幼兒園、養老院、殘疾人福利機構提供的養育服務，甚至免繳營業稅。
更別提中國至今連遺產稅都沒有，我們執政黨的某些地方官員居然還要叫囂給企業減稅？
在過去，我們時常喜好掛在嘴邊、包括連一些看似很“愛國”的粉紅人士，在談及經濟話題時都樂衷使用一種話術：“企業創造了多少多少就業機會”。
比如贊美某某企業時，張口就來、大義凜然地吹捧它為當地解決了如何如何的就業困境、創造了如何如何的就業生態。
這不就正是自2020年9月以來恒大集團逼宮廣東省人民政府的路數嗎？
“我尾大不掉，我便大而不倒，否則血流成河，您當官的到底救不救我，您看著辦吧。”
這種流氓邏輯竟能成為金科玉律，讓包括諸多粉紅黨在內的群體也時常為資本搖旗吶喊，實在是時代悲劇，更是一種政治倒退。
到底是企業養活了工人，還是工人養活了企業？
到底是地方政府與當地百姓應該感謝企業，還是企業應該對地方政府與為企業創造財富的當地打工人們感恩戴德？
黃四郎說：“每天眼一睜，幾百人吃喝拉撒等著我伺候”。
這一句話就說得精神資本家們淚目漣漣：“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太不容易了，養活了那么多工人！比如阿里和拼多多這種電商地主，給了那么多底層屁民‘拿命換錢’的機會！我們要向馬粑粑們叩拜！”
盆友，聽過這么一首歌嗎：《誰養活誰》——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看一看，
沒有咱勞動，糧食不會往外鉆，
耕種鋤割全是咱們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糧食一滴汗，
地主不勞動，糧食堆成山。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瞧一瞧，
沒有咱勞動，棉花不會結成桃，
紡線織布沒有咱做不了，
新衣褲大棉襖，全是咱們血汗造，
地主不勞動，新衣穿成套。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談一談，
沒有咱勞動，那里會有瓦和磚，
打墻蓋房全是咱們出力干，
自己房兩三間，還有一半露著天，
地主不勞動，房子高又寬。
誰養活誰呀？大家來想一想，
創造世界全是咱們的力量，
吃穿用住生活不能少一樣，不是咱送上糧，
地主早已餓斷腸，到底誰養活誰，不用仔細想。
誰養活誰，大家來看一看，
沒有咱窮人開荒山，財主哪來的千傾田？
沒有窮人來種地，財主家糧食哪能堆成山？
沒有窮人把屋蓋，財主家哪有樓堂瓦舍一片片？
沒有窮人種棉養蠶紡線和織布，財主家哪有綾羅綢緞穿？
想一想，看一看
窮人養活地主還是地主養活咱？
想一想，算一算
咱窮人養活地主多少年？
不信神，不靠天，全靠黨把身翻。
斗倒地主和惡霸，封建勢力連根端。
斗倒地主和惡霸，也有吃來也有穿。
斗倒地主和惡霸，窮苦大眾坐江山！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得很清楚：“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四十年來，中國人對民營企業的崇拜迷信已至癲狂，這是一種時代性的情緒。
不論這些所謂企業家們在國內如何驕奢淫逸禍眾、如何操弄金融割韭、如何大興離岸避稅、如何傳遞腐化價值取向（甚至還有兒子侮辱我軍戍邊烈士的）——只要有錢，都可以是成功學的主角，受到萬眾矚目之推崇，受到各路媒體文人趨炎揮毫，受到億萬精資跪拜認爹。
電影《唐人街探案3》中所描述的“真正的完美犯罪”，大抵如此。
極端市場化、全局自由化等論調旋即被催生，其背后的底層邏輯是境內境外資本通過洗腦蠱心，以達到經濟領域乃至政治領域去國有化、去黨領導化的訴求。
這種訴求不僅僅是在民間，包括廟堂之上的某些勢力。
還記得2020年疫情后的“央視配音門”嗎？這我不多說了，不讓說。
那么，還記得2021年篡改領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 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的大褲衩央視嗎？
當時，最終是逼得火箭軍（十八大后軍改中誕生的新軍種，領袖的部隊，人民的部隊）的官方賬號親自下場、出來刊發了《意見》全文，以正輿論視聽。
如此自上而下對民營經濟、對資本主導格局的孜孜追求，四十年孵化至今，已成一種無法擺脫的群像。
然而，很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也是官方宣傳戰斗力羸弱之體現）的，是事實上我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尤其是經歷過80年代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后，仍舊可以屹立于東方大地、沒有改弦易轍變色、沒有步蘇聯亡黨亡國后塵的最大法寶，正是在于我國擁有一大批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
是他們，在關鍵時刻支撐住了共和國的根基，也穩固住了公有制的基本盤、穩固住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
乃至于20世紀末經歷過一波殘忍的解體浪潮、一股相當規模的私有化手術，仍能最大限度地守住紅線，最終讓我中華不至于如蘇俄、東歐、拉美那般被西方跨國財閥們吸干吃盡。
正是這些規模龐大、且一直堅持政治掛帥的、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之存在，中國才足以在各個關系到國家命脈安危和人民民生福祉的核心領域，去同西方國家那些（通過殖民侵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孵育了百年之久的強大的跨國公司們相抗衡、相競爭、相對峙。
指望市場經濟？指望民營資本？指望買辦救國？
中國早就八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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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的憲法中，第二十八條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那是罷工權第一次出現在新中國的憲法之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我們再次對憲法進行修訂，第四十五條仍然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
1979年和1980年兩次對憲法進行改動，但這個第四十五條仍得以保留。
不過，在1980年下半年開始進行的第三次修憲之后，在1982年憲法中有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罷工的自由被刪除。
1997年10月27日，我們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又通過了《關于批準〈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
依據這一決定，2001年5月27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在中國正式生效，成為中國正式的法源，其第八條第一款（丁）項規定：“有權罷工，但應按照各個國家的法律行使此項權利”……
上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批準〈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在加入時所作的相關聲明中，并沒有對第八條第一款（丁）項作出任何保留性聲明。
2006年，《勞動合同法》第一次審稿對全社會公布，在紙面上它是一份側重于勞工群體的法律條文，但是瞬間引發了資本家群體的群起攻之。
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第一個站出來：“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沒有征求浙江企業家的意見呢？”
隨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團總裁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發表匿名觀點：“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名義上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業身上。中小企業運營成本已經非常高了，新法讓成本進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關于《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在發言時威脅：“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親自下場討伐，歐盟商會直接上書給全國人大，認為《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再再然后又是美國商會：“這樣的做法，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
群情激奮之時，“教父”柳傳志出來添柴加火“穩定軍心”：“《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后，其實還是很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里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于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實際上這么做，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引起問題。”
博弈的結果是，《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十一個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個方面是考慮了資本方的意見。
全國總工會對此的評價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
而媒體人楊軍當時的評論很直接：“參加博弈的僅僅是幾百名專家與一些被邀請咨詢的異常活躍的企業家代表，勞動階層本身并不在博弈過程當中。誰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
對民營企業的吹捧和對市場經濟理論的迷信，實質在1992年被定調，于2001年后淪為一種政治正確。
以至于二三十年來，在2012年十八大之前，國有企業和「黨的領導」逐步被邊緣化，特別是在與宣領域更是不受主流媒體的待見。
但其實仔細查閱數據和真實的現實，不論是國計還是民生，國有企業依舊是共和國響當當的招牌，「黨的領導」依舊是社會主義經濟金閃閃的大旗。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2018年時投資規模中國第一的華為公司在世界排名第五，當時就有聲音在聒噪：中國的國有企業都不搞研發、只會混日子？只能讓華為撐門面？
這顯然是無知中的無知。
除了華為這個頂級民企大咖（實際也已經深入嵌入國家戰略版圖），事實上中國的絕大部分科技研發重任都是在由國有企業在承載。
可以看一看當前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研發支出，排名如下：中國建筑（218.72億）、中國石油（214.1億）、中國鐵建（165.25億）、中國石化（155.39億）、上汽集團（147.68億）、中國交建（126.47億）、中國通訊（125.48）、中國中車（122.65億）………
清一色的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從來就不是過去許多年里被南方系媒體與體制內經濟專家們定義的所謂“依靠壟斷賺取利潤、科技研發一毛不拔”。
相比于日韓等看似經濟發達、實則沒有主權的半資本半殖民地國家只能在半導體、鋼鐵、汽車、電子等領域創造本土托拉斯巨頭，而如能源開采（比如石油天然氣）等核心領域依舊是歐美跨國財閥掌控的窘境——中國的一大批“中字頭”國有制造集團，則完全是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的象征。
像中石油（旗下已有37家石油裝備制造企業）、中石化、中海油等，就硬生生從歐美油氣集團的壟斷格局里（石油開采其實是妥妥的高科技產業）分了一杯羹。
如果中國把這一塊領域讓給了“市場經濟”、讓給了民間企業，那么國有資源的控制方會迅速在歐美資本的侵略下買辦化，屬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源也會一夜之間被殖民化。
在軍工領域，中國國有企業的成績更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標桿：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統計，2015至2019年的世界軍火出口情況，排名前10的國家中有8家都是白人國家，只有第5位的中國和第10位的韓國是非白人國家（但韓國事實上還不如以色列）。
要知道，美國的軍火出口占到全球份額的36%，俄羅斯占到21%，中國能夠在已經極為狹窄的賽道里殺進前五，這里面正是我國軍事制造國企實力強大的體現。
比如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北方工業公司），世界500強第140位，生產出了99A坦克、紅箭10反坦克導彈發射車、04式步兵戰車等；
再如千尋位置公司，它是北斗導航系統的技術支撐；
再如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南方工業公司），世界500強第367位，重慶長江汽車、江西江鈴汽車等都是它的子公司，還有天威保變電氣（中國最大的輸變電設備專業制造企業之一）也是它旗下。
再如中航工業公司，眾所周知的沈飛和成飛兩大飛機制造廠均為其旗下，是白人國家企業外，世界上唯一能夠制造噴氣式艦載機和第四代戰斗機的機廠；
再如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旗下江南造船廠在2017年夏天下水了我國首艘055萬噸國產驅逐艦（去年1月服役），旗下的大連造船廠更是中國的航母基地，不用多介紹。
…………………
近四十年來，隨著“一切向錢看”“一切唯GDP至上”的思維束縛，對待國企和民企的評價出現了西化。
需要看清的是，國有企業很多時候不僅僅是為了利潤，更是為了承擔社會責任和國家相關領域的命運前途。
像熟知的中核集團——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它既是對外擔負著為我國尋找礦產資源的任務（2019年收購納米比亞的羅辛鈾礦，躋身世界前五大天然鈾供應商），又要對內肩抗扶貧脫貧的重任。
2019年，中核集團的四個全國指定定點扶貧縣：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寧夏同心縣、陜西安康市的潯陽、白河兩縣，全部摘帽脫貧；中核旗下的各個單位在全國超過二十個省市還支援了五十多個縣的脫貧攻堅戰，甚至還有干部因公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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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不是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外域外資在中國能夠扛起的。
哪怕某些民企搞“慈善”、搞“環保”也看似風生水起，但“利潤當頭”“慈善粉飾”的外皮下，資本家搞慈善，2021年，民眾應該不那么好騙了。
我只想說，在長久以來的宣傳層面，對于我們的國企和民企的區別對待、兩面口徑，媒體群體是不是也該整頓整頓了？
真正不搞研發、不搞制造業而只想著玩金融算數游戲和消費主義洗腦陷阱，然后敗壞了年輕人的消費風氣、抬升了年輕人的生活就業壓力之后，又反過來來奚落年輕人被迫“躺平”是不求上進之表現的——到底是國企，還是民企？
動輒席卷輿論、收買控制媒體將自己吹上天際的某些民營財閥，每每真到了自己一再作死而無法收場的地步時，不還是得哭天喊地得要國家出手、要國企下場撈救自己？
一次兩次，兩次三次，那么我又想問了：屬于全體人民的國有企業資產，憑什么一次次地被拿來給這幫爛泥扶不上墻、只會滿世界海島注冊離岸避稅公司的私企做兜底？
某些官員一見到民營資本家就恨不得點頭哈腰、召集管轄區域內的群眾待其如救世主般的群媚，當休矣！
跋
愛因斯坦在1949年5月目睹了美國財閥收割了世界大戰的紅利后，說過這樣一段話：“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這些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充分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恩格斯也曾指出：“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階級的個別人物，但是我們絕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集團。”
回顧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畫舫，我們黨的綱領吧：“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某些對民營經濟趨之若鶩、對警惕民間資本者“殺氣騰騰”的官員，我很愿意引用一句列寧同志的話：“徒有虛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
列寧同志還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有過一句更辛辣的揭露：“當資本力量雄厚，奴役著千百萬勞動者、奴役著整片整片地區的時候，它便開始直接地和肆無忌憚地對政府施加壓力，把政府變為自己的仆役。”
社會主義中國想要永葆工農階級的主人翁利益與地位不受傷害，想要永葆與世界發達國家（通過殖民侵略實現）的先進生產力進行抗衡的工業實力，不二選擇即是做大全民所有制下的國有企業資本。
只愿那些蠅營狗茍不要負隅頑抗得想著蚍蜉撼大樹，小心“撞得頭破血流”。
作為黨的官員、人民的公仆，請時刻記住毛主席的話：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年6月。
“有些資本家對國家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他們仍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 1953年9月。
“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 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 197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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