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8日，科索沃伊斯蘭叛軍秘密襲擊南聯盟人民軍運輸車隊、綁架八名軍人，震驚世界的南聯盟軍事交鋒啟幕；
1月15日，科索沃南部拉察克村由于發生警察被殺案件，南聯盟警察部隊隨即入村搜查反叛疑犯，結果與早有埋伏的阿族武裝發生交火；
16日深夜，同樣早有準備的歐安組織觀察團團長沃爾克，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公開向全世界宣布：“經親自核實，昨天在拉察克村，南聯盟軍警殺害了45名阿族穆斯林”；
17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配合美國總統克林頓、糾集西歐各主要國家領導人紛紛譴責南聯盟軍“屠殺平民”，全球輿論聲浪鋪天蓋地——注意，那是1999年，沒有發達的互聯網、沒有鋪天蓋地的正能量自媒體可以像今天這樣短時間即可揭露諸如敘利亞“白頭盔”之流的真面目。在當時，全球媒體和世界人民都被安南和克林頓輕輕松松地帶了節奏；
18日，南聯盟、白俄羅斯、芬蘭等國法醫對45具尸體進行尸檢和現場排查，確認45人為反叛武裝人員，那么“屠殺平民”就不成立了。然而，沃爾克造的謠言早已滿天飛，并且，他另一個身份是美軍退役將領——這難道是巧合嗎？
可是，美國的北約與安南的聯合國，堅持要南聯盟交出“殺人兇手”。
2月6日，南聯盟代表與科索沃代表在巴黎南郊朗布依埃會面，由于南聯盟立場巋然不動、堅決反對外軍進駐科索沃，談判宣告破裂；
3月15日，重啟會談，南聯盟同意向阿族讓步、讓穆斯林地區自治。米洛舍維奇的讓步，是阿族渴望已久的事情，但妄圖驅蛇吞象的美國依然不同意阿族達成這個部分妥協的協議；
3月22日，北約秘書長索拉納正式宣布：“外交努力失敗，決定采取大規模空襲”；
3月24日開始，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安南默許所謂“人權高于主權”口號的情況下，北約空軍公然轟炸南聯盟，包括發電廠、幼兒園、博物館、醫院、連礦區城市阿萊克西納茨也不放過；
5月8日凌晨，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聯盟貝爾格萊德使館被美軍五枚導彈精確擊中（其實是六枚，有一枚中途墜落），三人犧牲，二十余人受傷，大使館建筑被整體摧毀。
其中一枚導彈極其精準地射入潘占林大使的官邸，所幸未能爆炸。
這說明了美軍不僅極為熟悉我使館的構造，且目的明確：就是要殺人滅口。
而美方的說辭是“誤炸”……
時任最高領導后來忍著滿腔怒氣，在電話里對克林頓說：“很難相信，像美國這樣技術如此先進的國家會犯這種錯誤。”
美利堅，就此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世界新聞史上罕見的血腥屠殺：我國三名遇難者皆為記者：48歲的新華社記者邵云環、31歲的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及其28歲的妻子朱穎——都是新聞工作者，按理說那個著名的NGO人權組織「記者無國界」不應該出來點根蠟燭嗎？
沒有，他們連個屁都沒放。
記者無國界？分明是劃清界限！
5月8日，這是國家悲劇的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也是遇難同胞的二十五周年哀悼日。
二十五年前慘案發生后，中國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游行，抗議無視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法西斯美帝國主義。
但是這震天憤怒的背后，是一種無聲的隱怯。
今天許多國人或許聆聽著《鋼鐵洪流進行曲》、觀看著大閱兵上殲10飛躍天安門、欣賞著深藍海域“下餃子”的偉岸場景，無法理解二十五年前美國人哪里來的膽量進犯我使領館這等主權重地？
同樣的，也無法理解二十五年前我們為什么在外交舞臺竟然那樣的毫無尊嚴？
一切都是歷史使然，一切也需從歷史說起。
1
先將時間撥回到1985年。
1985年春，那年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央軍委主席主張“為改革開放節省軍費開支”，首次提出了“軍隊要忍耐”的重大決策。
因此，“軍費緊張”逐漸成為當時中央政府和各級政法委面臨的突出問題。
只是，在“軍隊要忍耐”的大棒下，問題很難得到實質性解決。
從1985年開始，財政只管撥六成軍費，其余四成由軍隊自行籌集。當年度，整個軍隊才獲得56億美元撥款，當時我軍430萬人，三餐飯都保證不了，試問如何研發、更新裝備呢？
那一年，臺灣省偽軍的軍費是98億美元，日本自衛隊的軍費更是達到240億美元。
日本媒體當時公開放言：“半小時消滅中國海軍！”
不禁唏噓，日本軍閥半個世紀前用來侮辱蔣記國府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國人的耳朵里……
根據1999年國家統計局編篡的《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的數據，從1979年開始，國防預算開始下降，1984-1988這五年的下降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1988年，行政事業支出首次超出國防支出。
那時，我軍軍費主要得用于軍職人員基本生活費，但實際情況非常寒酸，甚至中級軍隊干部4年才能發一雙制式皮鞋。
著名的設計師宋文驄，一度在家門口賣面條維生，這讓中國解放軍簡直在那時成了國際軍界的笑話。
2004年，“核潛艇之父”黃旭華接受《現代艦船》采訪時，曾憤述：“20多年過去，美國走了多少型號，冷戰結束，戰爭的危險并沒消失。美國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點沒放松，而我們的科研生產都斷線了。團隊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們也像美日那樣，技術抓的很緊，我們的技術水平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就算不超過美國，也至少不會和他差這么遠。”（見《龍嘯九天--中國核潛艇專家采訪錄》《現代艦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2
說到黃旭華，不得不提不久前3月22日剛剛去世、享年96歲的與黃旭華同是我國核潛艇之父、核動力領域開拓者彭士祿老先生。
“核潛艇之父”這個名頭，通常常識里，黃旭華為核“潛艇”之父，而彭士祿更貼近為“核”潛艇之父。
彭士祿是二機部核動力副主任、擔任船用動力堆副總師，而黃旭華是一機部總體所總設計師，這兩位“核大家”也是老鄉。
彭士祿的父親是著名的彭湃烈士，國共對峙時期曾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1929年在上海被反動派殺害。
當時，年幼的彭士祿是在老百姓的層層掩護下才活下來、甚至兩次被捕兩次被救，直到15歲那年歷經艱險轉道上了延安，不到五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甚至因表現突出而免去預備期）。
建國后，他作為留蘇人才，先后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和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1958年回國直接進入原子能研究所。
也正是在他回國后的次年，被傲慢且開始謀求與美國共治天下、拒絕給中國提供核援助的赫魯曉夫所激怒的毛主席，對全黨全國的核專家團隊喊出了那句著名的：“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兩年后，彭士祿正式任原子能所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再四年后，核潛艇項目宣布啟動。
僅僅五年時間，1970年，中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下水！
黃旭華和彭士祿當時留下的口號是：“沒有一個零件是進口！”
但進入八十年代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風氣甚囂塵上，擔任核電秦山二期聯營公司董事長的彭士祿曾果斷反對，他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可是依舊架不住核潛艇工程的遇冷。
根據《現代艦船》2005年3月 《鄭明回憶錄：難忘的回憶與珍貴的啟迪》記載：“在當時，要不要繼續研制核潛艇成為了一個尷尬的政治性問題。1988至1990年，中國第一代攻擊型核潛艇即將定型，在繼續研制核潛艇的問題上，也受到了‘大裁軍和軍隊發展要忍耐’的影響。在90年代初期，中央強調集中力量抓經濟建設，軍隊建設要忍耐的條件下，核潛艇生產線要不要保留，這本來是個根本就不需要考慮的問題——毫無疑問要保留，可是在我國卻差一點被下馬掉！”
一直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撥亂反正之前，毛主席逝世后的整整二十一年間，美國海軍發展了約6代，法國海軍發展了2代，英國海軍發展了2代，連歷經解體重組的俄羅斯海軍都發展了3代。
至1997年時，我軍軍費開支已不及臺灣省偽軍。
回望之前一年即1996年的臺海危機時，我海軍唯一上得了臺面的艦艇只有一艘052型驅逐艦，其它都是老古董一般的051型驅逐艦。
再到1999年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時，我海軍仍然只有2艘052型和1艘051B型，護衛艦只有5艘053H3型護衛艦，僅八枚HQ-7型防空導彈，且無備彈。
同時必須指出，直到今天，我軍核潛艇的作戰性能仍然落后于美俄兩大強勢海軍的核潛艇。
蘇聯在七十年代巔峰期研制的M級攻擊核潛艇，全面采用鈦合金等高端材料，最大下潛深度高達1250米，而今我軍的核潛艇在下潛深度層面仍然堪堪比過美俄核潛艇的一半（主要是材料的落差）。
這都是歷史演進所致。
“下水”已晚，加速研發也只能以后起之秀的姿態，后文會述。
3
?前文提到，“宋文驄賣面條”，很巧，就在2021年3月22日即彭士祿先生逝世后的一天，3月23日，是殲10戰機首飛二十三周年，也是有“殲10之父”稱號的宋文驄，逝世五周年忌辰。
二十五年前的3月23日，在殲10成功首飛后，激動的宋老宣布把自己的生日也改成3月23日：“這架飛機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
宋文驄是在日本法西斯空軍的轟鳴聲中成長的。
8歲那年，日軍發起昆明大轟炸，一天清晨昆明的防空警報再次響起，當敵機一頓狂轟濫炸、趾高氣昂地離去后，年幼的宋文驄看到不遠處一張破舊不堪的席子下面，蓋著一位被炸彈炸死的老人，鮮血染紅了半張席子。
8歲的他當時下了決心：“等我長大了，也要去搞飛機，去炸那些日本鬼子！”
17歲那年他參加了革命，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為一名光榮的游擊隊員，也成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份子。
21歲那年，他成為了一名抗美援朝志愿軍戰士，被分配進空軍第九師27團擔任機械師。
1959年11月，中蘇關系開始破裂后，上級將第一設計室（東風107項目設計室）和第二設計室合并，宋文驄擔任新組建設計室的總體組組長。
五年后，宋文驄力主的雙發方案獲得批準，成為新中國第一架自行設計的超聲速殲擊機——殲8飛機研制成功的關鍵，這在當時大大震動了蘇聯高層。
60年代，宋文驄帶領著團隊組員首創了中國飛機設計第一個氣動布局方案。
那時為了取得精確的氣動數據，論證設計方案的可行性，宋文驄參加了無數次風洞試驗。他總是親駐現場，邊試驗、邊分析、邊修改，風洞里的極端環境在他看來都是小兒科。
這些成果，事實上也為未來他參與研制殲10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9年7月，殲8飛機試飛成功，這也成為了我國文革時期的標志性成就之一，與宋文驄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
1980年6月，宋文驄被任命為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611所）副所長、總設計師；次年，擔任中國“六五”第一個重點項目殲-7C飛機的總設計師。
然而，就在八十年代的歲月里，我軍戰機的研發工作也受到了“軍隊要忍耐”、“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嚴重影響。
那一時期，10號工程總投資僅40億，落沒落實不說，這還非611所一個單位花，而是10個分系統、上百家研制單位共用，攤到611所所剩無幾，還要用以對外合作(法國、以色列)，致殲10險些夭折。
宋文驄在家門口賣面條維生的鬧劇也就在國際軍界流傳開來，后來也有611所的同志說不是賣面條，而是賣鴨子……總之，是到了為生計而討活的地步。
不止是宋老自己，15歲就靠上西北工業大學的天才少年楊偉，也一度因為待遇太差想要離開宋文驄團隊，被宋老強留：“孩子，留下來，才能辦大事……”
“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刀”這句話，后來也成了八十年代的縮影。
當時有軍委的領導非常直白地說：“想搞殲10就是‘5分錢上長城‘，完全不切實際！”
1989年，軍委曾組織了一次龐大的軍事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宋文驄也受邀參加了代表團。
考察期間，蘇-27SK給軍事代表團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其效果可以用震撼來形容。
于是就有人提議干脆直接大量進口蘇27這種新銳戰機，別花功夫折騰新機型了，喊出了所謂“要打贏，靠27”的口號，甚至還調了一幫“酒蒙子”去和嗜酒如命的蘇聯人拼酒，以求酒桌上求購蘇27。
但這些情況，統統遭到了宋老的抵觸：“蘇27的確性能優異，但是和殲10 相比性能各有所長，蘇27替代不了殲10，兩者應該相互配合。”
劉華清也贊同宋老：“蘇27 再好，也是別人家的孩子。就是再困難，殲10也要搞下去！”
在兩年前時，1987年的6月，為殲10提供部分技術與零部件的外國公司還曾“羞辱”過宋老，這讓他對“造不如買”格外的警惕。
當時外國專家們在考察了中國殲10的研發進度后，曾對宋文驄坐地起價：“你們技術不行，你們方案不行，你們的工程師更不行，這樣的起落架，你們無論如何都搞不出來。”
講白了，就是說咱中國人不行。
臨走的時候還對宋老扔下一句：“你們肯定干不了的，不過你們隨時可以再來找我們，但那時候，可就不是現在這個價了！”
當時已57歲的宋老真的氣壞了，捶著桌子對研制起落架的同事們說：“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國人會幫助你！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殲10飛機、讓起落架流著我們自己的血液！”
最后這個起落架，宋老的團隊只花了不到30萬的經費就造出來，是外國公司報價的1/20。
別說起落架，連先進的氣動布局、數字式電傳飛控系統、高度綜合化航電武器系統以及CAD/CAE/CAM等，都被宋老的團隊逐個擊破，五星紅旗印在上面印得理直氣壯。
可以說，宋老憑著一口不服輸的氣，既沒有給當時國家“軍隊要忍耐”的方針“拖后腿”，也在有效的范圍內保住了我國第三代戰斗機的進度。
4
通過核潛艇與殲10戰機在八十年代的境遇，可以一窺九十年代“四大恥”——銀河號事件、美航母插手臺海、黃海對峙、南聯盟大使館被炸——都是怎么來的。
暫不剖析這些事件本身，就再說說八十年代時，我軍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 旅順基地，陸上后勤供應的蔬菜，連根帶泥，洗也不洗；
② 上海基地，東海艦隊想在崇明島建點，結果因為經費拮據被否決；
③ 舟山基地，有洞庫泥沙回淤嚴重，不去修整，直接報廢；潛艇支隊官兵飲水問題無法解決；軍民雜居，生活糾紛不斷；
④ 廣州基地，劉華清到上川島時，按慣列全體應列隊歡迎司令員視察，結果非但沒有，且是東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禮，吊兒郎當如老鄉看大戲。劉華清當時并沒有發火，因為他知道這背后是干部風氣問題，歸根結底是大環境問題；
⑤ 下川島，部隊吃菜成了大問題，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買食品。春節時全支隊也吃不上魚，肉也罕見。劉華清在南海艦隊會議上告訴后勤負責人：“你們的內心應當受到譴責”……由于不給撥經費，榆林港的航道里，該炸的礁不炸、該建的碼頭不建，艦艇擁擠，這談何機動作戰？
………
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軍的冰山一角，而是八十年代我軍的冰山一角。
軍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被賜予了一種旁門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決方法：允許經商。
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軍隊的純潔性、紀律性幾乎在某一時期被毀于一旦，“政治建軍”的鋼紀也一度被丟到角落中……
1985年4月2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經國務院、中央軍委轉發施行《關于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的暫行規定》。
轟轟烈烈的軍隊經商拉開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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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經商之事，當時并非毫無阻力，比如以時任國防部部長張愛萍為首的高級將領就極力反對。
在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上，張愛萍力陳軍隊經商之弊：“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dao，官dao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于自毀長城。”
張愛萍還補充道：“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丑名、惡名！連尸首都要遺臭萬年！……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軍隊經商的呼聲最終超過了反對的聲音。
1985年，在中央軍委三大總部帶頭下，各軍種設立了聯合航空公司、海洋航運公司。
隨后，各大軍區緊緊跟上，紛紛組建了自己的經貿集團。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南方工貿和北方實業。
在上級帶動下，各集團軍也紛紛進入商界。
整個80年代的解放軍，有印象的老一輩人都會有印象，那一時期的「軍人」在社會上是一種什么樣的形象，還有沒有一丁點曾經“毛主席的戰士”的樣子？
我隨便小舉幾例：
① 某些部隊公然把基地出租給影視公司拍戲，戰士吊兒郎當的做群眾演員客串、就為了幾張鈔票；
② 軍中流傳戲言“會打仗的不如會唱歌的、會擺沙盤的不如會拍馬屁的、造核彈的不如賣茶蛋的”；
③ 沿海地區某作戰部隊，為押運大規模走私商品，直接動用重裝兵器；
④ 沈陽工商曾設障阻擋軍隊走私汽車，結果被沖障；該事件鬧到遼寧省政府后，省里的態度竟然相當明確：軍隊由中央軍委管，軍隊無論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⑤ 軍隊內部克扣軍餉、社會上又欺壓百姓，屢屢上演穿著軍裝和商戶“搶生意”、“爭攤位”的奇景；
⑥ 黑社會沉渣泛起，“我派出所有人”成為黑惡勢力口頭禪。八九十年代開過飯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記憶，要么雇保安、要么每月給當地黑老大交保護費，否則生意沒法做……
在1993年7月的軍委常務會上，就有人陳述：“軍隊從事生產經營，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與民爭利時有發生，引發了一些軍政、軍民矛盾。”
「軍民魚水情」，這可是用毛主席、朱老總那一代人手把手帶著我軍士兵用鮮血鑄就的光榮傳統，卻在六十年后的軍隊經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濁。
這就是軍隊經商帶來的直觀影響。
至于深層影響，九十年代四大恥+2001年的王偉撞機，已然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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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撞機犧牲的那一年，我們加入了世貿、進入了世界杯，還拿到了2008奧運會舉辦權。
但是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全球化”幻境里，王偉的殞命被淹沒了。
悍然發動入侵行徑、故意偏向沖撞我機的美國及美國軍方，事實上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向王偉、向中國人民道過歉。
當年直到事發十天后，白宮全權代表普理赫才向中國外長遞交致歉信——不是“apologize”，而是“very sorry”。
美方為的不過是扣押在我方手里的24名美軍入侵者和美軍機殘骸，否則他連一句sorry都不會吐出來。
待到24名戰犯毫發無損地被我方還給美軍，不要臉的操作接二連三地上演：在夏威夷悉卡姆空軍基地高調迎接“英雄”、安排市民夾道歡迎“凱旋”、向王偉烈士賠償絕對侮辱性的34567.89元，同時叫囂如果不歸還軍機殘骸就要“阻止北京申奧”、“反對中國入世”、“加大對臺軍售”……
于是有人滿面愁容地說了：落后就要挨打，吾輩自強……
“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是否真理呢？這樣的引導會帶出什么樣的節奏呢？
這種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投資主義，在外交上是威權至上，在軍事上是唯武器論。
“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暗含的意思其實是“落后就是該打”。
因而，當官方用這樣的隱形意味去框述一系列國難紀念日時，就于不經意間為入侵者完成了開脫，同時為守衛者的無能完成了洗白。
這種言論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殉身卻不被正確銘悼的千千萬萬的烈士們。
比如每年的南京屠城公祭日，網絡一片悲憫傷懷的民國式幽調，鮮有人去控訴蔣記國民政府的守城無能、政治腐敗和軍事萎靡對南京人民和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
更有甚者，喜好去歌頌緬懷“國軍犧牲”……
那些亡于日軍屠刀下的國軍將士值不值得緬懷？值得。但是，一味地緬懷國軍犧牲只會間接地為造成他們無謂大批死去、浪費了中國大量抗戰潛力的蔣記國府洗地。
當日軍兵臨城下時，老蔣和他的軍事指揮官們在干嘛？71軍軍長王敬久在打麻將，88師師長孫元良在夫子廟嫖chang、城門告破后還躲到ji女家里藏身，老蔣和唐生智更是壓根連疏散百姓都不做、直接自己棄城竄逃、把整座首都手無寸鐵的113萬南京市民丟給磨刀霍霍的日本鬼子。
抗戰這段歷史，原本在建國前三十年是極度調動中國人民族自豪感的豪邁記憶，《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這些藝術作品，哪一部不是斗志昂揚、精氣十足？可有今日網絡紀念日的靡靡幽怨、一片悲愴淚海？亦或是動不動祭出抗日神劇的大招？
“落后就要挨打”嗎？
南京淪陷僅僅13年之后，還沒來得及給蔣府留下的破敗國家填坑的新中國，跨過鴨綠江去面對比1937年強大數倍的十七國聯軍，且不同于1937年坐鎮守城、德械裝備的國軍，遠赴異鄉、沒糧沒水的志愿軍硬生生把美國人打到三八線之外。
第三次戰役中，被改編為解放軍第50軍的原國民黨第60軍，這支幾乎與解放戰爭時期人員無差、曾經懶散笨拙又軍紀渙漫的“敗軍”，竟高吼著“保衛祖國！”、“請毛主席和軍委放心！”，在朝鮮全殲英軍皇家重型坦克營、一舉解放了漢城。
第四次戰役中，還是這支煥然一新的軍隊，在漢江兩岸頑強抗敵50晝夜，沉重打擊和消耗了敵有生力量。
上甘嶺的山頭被炮彈足足削低兩米、掩體里志愿軍被炮彈震蕩轟得七竅出血——“落后”的、沒有核武器的、沒有海軍的新中國，可有“挨打”？
落后，真的就要挨打嗎？
“落后就要挨打”，這話本沒有大問題，但是在傳頌的過程中逐漸出了問題：只知強調“落后”、進而為“挨打”開脫，卻不知去分析為什么會落后。
美國人原本在七十年代對我們俯首帖耳，尼克松不顧一眾財團反對也要親身躍入毛主席的小書房、去和他老人家“討教一番”，我們在機場迎接時都依舊照常懸掛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橫幅。
為什么轉眼到了90年代，原本并不“落后”的新中國，又重新在美國人眼里變得“落后”了？原本“不好欺負”的新中國，又重新在美國人眼里變得“好欺負”了？
7
答案都在這里：
【運-10】
1970年8月，國家向上海飛機制造廠下達運-10研制任務；
1972年審查通過飛機總體設計方案；
1975年6月完成全部設計圖紙；
1980年9月首次試飛成功；
1982年起，運-10研制基本停頓；
1986年，國家財政部否決“3000萬元人民幣研制費用預算”，運-10飛機研制計劃終止。
【640-1工程】
1963年12月，毛澤東在聽取戰略武器問題匯報后指示，“原子彈、導彈，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別人搞得多。同時，我們又是防御戰略方針，因此除搞進攻性武器外，還要搞些防御武器”。
1964年2月，這個問題再次被毛澤東提出，他在會見國防部五院副院長錢學森時專門談到反導問題：“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總要搞出來的。”
毛澤東在1964年下達的這個命令被稱為640指示，后來成為共和國反導項目代號。
1965年6月26日，七機部向國防科委上報《反導彈導彈武器系統初步方案設想和研制意見》。
1965年12月22日七機部向二院下發反擊一號攔截彈研發任務，要求在1966年研發成功。
1966年反擊一號3發小比例模型彈試射成功；1970年反擊一號第一發模型彈（未裝彈頭的實彈）在二十基地發射試驗成功；1972年“反擊一號”第一批兩發獨立回路遙測彈完成總裝、出廠交付。
1980年，時任國務院prime minister正式下令終止“640工程”；當年度3月9日，國防科委通知，終止反擊一號研制。
【640-2工程】
1965年，210所在85毫米口徑滑膛炮上進行了試驗。經改裝后重達4公斤的彈丸初速達1200米/秒。
1966-1968年，在140炮毫米口徑的滑膛炮上進行了11次48發試驗，發射18公斤重的彈頭初速達到了1600米/秒，射高達到了74公里，射程130公里，1000米立靶射擊精度0.0168%，達到當時國際水平。
1980年3月，取消。
【640-4工程】
1970年5月7010相控陣預警雷達開始研制，1972年開始建設，1975年10月開始運轉。
1976年全面部署，部署地點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的黃羊山。7010相控陣預警雷依山而建，正面寬40米，高20米，探測距離達3000公里，可以連續跟蹤十批以上的外空目標。
1982年，航天部計劃會議正式決定640工程下馬。除保留激光破壞原理和核電磁脈沖技術兩項課題外，其余有關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進行。
【預警機】
1969年11月，空軍司令部下達用1架圖-4型飛機和1部843型測高雷達，改裝為“空警1號”空中警戒機的任務，明確圖-4空中警戒機主要用于監視敵低空飛機。
1971年6月首飛成功。
1979年7月12日，空軍決定停止空警-1的研究，飛機恢復原技術狀態。
下馬之后，中國在空中預警這塊一直空白，直到1996年。
【戰斗機】
殲-8戰斗機自1964年開始設計，1968年7月首批2架原型機制造完成，于1969年7月5日首飛成功，1979年設計定型，1980年開始服役。
殲-9飛機與殲-8同期立項，是平行研制的兩個項目。殲-9項目設計方案幾經波折調整，最后因為指標要求過高，技術條件無法實現，而于1980年取消繼續研制計劃。
殲-10亦然，“軍隊要忍耐”的政策下，10號工程投資僅40億，還非611所一個單位花、而是10個分系統、上百家研制單位共用，攤到611所所剩無幾，同時還要用以對外合作(法國、以色列)，致殲10險些夭折。
………………
此外，還有1982年宜昌827廠氚生產堆下馬、1984年建成80%的重慶816廠钚生產堆下馬、1987年404廠钚生產堆停堆而轉產鈦白粉、蘭州504廠和和平814廠停止生產高濃縮鈾，1987年廣元821廠钚生產堆停堆，武器級裂變材料生產至此告終。
………………
3000萬預算就能下馬運-10，是因為窮嗎？
看看80年代到底有多“窮”：80年代我國共進口汽車97.9萬輛（含全套散件，下同），約合150億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進口量大幅增加，僅1985年全年共進口小轎車35.4萬輛（包含散件配件），花費50億美元。
商品經濟紙醉金迷，軍工撥款遙遙無期。
1983年初，上海市計委和國防工辦向國家計委作了最后報告，請求立即恢復完成第三架運十飛機的總裝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擔一半的經費（約1100多萬元）”，但報告無任何回復。
“落后就要挨打”？即“南聯盟使館就該被轟炸”？
試問，憑什么？試問，我們為什么會落后？
我們本不該落后！
8
1987年，張愛萍退休，遲浩田進入中央軍委。
老遲赴任伊始，張愛萍就邀請他到家中做客。
飯桌上，他舉出岳飛詞《滿江紅》中“靖康恥，猶未雪”一句，向老遲論道：“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恥’！”
1988年4月，秦基偉也在《軍內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中痛陳：
“現在軍內有沒有問題？有！不只有問題，而且有很大問題！……明面上，是搞經營， 搞三產，軍區大院變成貿易公司，當兵的不扛槍，改做買賣了！實質上，是軍內劃山頭、軍區分派系，一個山頭一個坑，自家坑里無法無天啊！
老書記(萬里)說的對：自己山頭怎么撐起來？要有錢嘛，沒錢誰跟你玩！怎么有錢？搞買賣嘛，倒騰軍需嘛，吃后勤嘛，搞這些個來錢快，那是其他買賣比不了的！
就是這些個山頭主義，讓我們軍內畫地為牢、不務正職、空耗軍需，也讓我們沒了當年的精氣神兒！這些年搞輪戰(指兩山輪戰)，搞大比武(指1985 年中原大比武)，戰斗力提高了嗎？我看未必！
各個山頭都領著跑著做買賣，搞副業，指望底下的兵多厲害，這可能嗎？……這個鬼樣子，日后中央有行動，指望誰？槍都銹了，黨去指揮誰？”
一直到1993年9月19日，時任最高領導領導下的中央軍委正式決定“軍以下作戰部隊不準經商”，并頒發《關于整頓改革生產經營的決定》，這段烏黑色的歷史才終于踩了剎車。
全軍原有企業15327個，從業人員86萬多人，通過整改，企業減少6238個，人員減少6萬多人。
1994年，中央軍委組織力量對此進行復查驗收。至當年年底，整頓改革軍隊生產經營的工作取得明顯成效，盲目發展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集中統管的企業超過60%。
1998年3月，軍委又決定非作戰部隊也不準搞生產經營。1998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大陸范圍內集中開展打擊走私活動。
在這當中，發現軍隊、武警部隊一些單位和個人也有參與走私活動的；隨后軍委決定徹底調查、停止軍隊、武警部隊的一切經商活動，加大政治經商之風。
當時在軍隊內部，宣講工作也被擺上臺面，尤其是以“七八十年代蘇聯軍隊在阿富汗、在黑海、在東歐走私猖獗，最終導致了蘇軍解體和蘇共滅亡”為專題，大力進行歷史教育。
1998年7月22日，時任最高領導親自提筆寫信提到：
“萬年、浩田并軍委諸同志：……現已夜深人靜，最近一個時期我對群眾反映的腐敗現象，心里深感不安……軍隊必須停止一切經商活動，對軍隊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立即著手清理。要雷厲風行，當然也要工作細致。”
同日，他在全軍打私工作會議上又給予了一個明確的結論：“解放軍與武警部隊必須停止一切經商活動，從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糧！”
隨后，中央和軍委都成立了軍隊清理經營性企業領導小組。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不再從事經商活動工作會議，通過《軍隊、武警部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實施方案》。
由此，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總裝備部亦聯合發出《貫徹〈軍隊、武警部隊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實施方案〉的意見》。
至1998年12月，軍隊共向國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業2937個，總資產804億元、凈資產241億元，從業人員20.9萬人；確定撤銷企業3928個，總資產151億元、凈資產64億元，從業人員10.4萬人，已全部停止經營活動；對保留的258個保障性企業、1088個福利性企業，按政策規定進行審查核定，實現了1998年年底前軍隊、武警部隊與經營性企業徹底脫鉤的戰略決策。
1998年12月15日，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完成與一切經營性企業脫鉤。
1999年1月11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文件，規定軍企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相關的優惠政策，企業在移交前所欠的稅務，隨同債權、債務一并移交。
日后，在自己的自我總結中，“軍隊一律不得經商”被他視為重要功績之一，“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系！”
9
軍隊經商踩剎車，始于1998，始于時任最高領導。它的政治奠基，實為1997年令其得以“放開手腳”的十五大。
特別是1999年的南聯盟炸館恥辱，終于炸醒了中國人，炸醒了人民軍隊，也炸醒了以時任最高領導為核心的領導層。
隨后之十年強軍，民心所向：
1999年初，094型戰略核潛艇開始建造；
2002年12月，第一艘093型核潛艇下水；
2003年底，第二艘093型核潛艇下水；
2006年底，093型核潛艇加入海軍服役；
2009年初，我海軍抵達亞丁灣護航；
2009年8月，殲-15成功首飛；
2009年秋，094型核潛艇服役2艘，并完成極限深潛；
2011年1月，殲-20成功試飛；
2012年10月，殲-31（鶻鷹）成功首飛；
2012年9月，首艘航母“遼寧艦”正式入列。
一代國人，最終是扭轉了人造的歷史困局，沒有留給領袖一個太過滿目瘡痍的中國與人民軍隊。
盡管到今天，我海軍、空軍仍舊和美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從歷史航程的回正和21世紀后進的速度而言，這二十年來的人民軍隊其現代化進程是值得欣慰和自信的。
事實上，我國軍工的逐步復蘇、逐步從八十年代的萎靡中掙脫，也確實是始于1997前后，其功德天地可鑒。
以上文所述的核潛艇與殲10戰機為例。
1990年4月7日，剛剛上任不到一年的時任最高領導，在劉華清和秦基偉的陪同下來到海軍某試驗基地和核潛艇造船廠時，得到了劉華清的“冒險陳訴”，核潛艇制造廠如實向領導報告了工廠面臨的困境，希望我海軍能撥款繼續訂貨，以免陷入后繼無艇、生產斷線的危機……
最終，他冒著政治風險，拍板要求重新把核潛艇“搞起來”。
“核潛艇，斷檔是不行滴，要加碼！要很好地宣傳這個事！”根據《劉華清回憶錄》，時任最高領導那天面帶笑容對劉華清笑說：“我明白了，心有靈犀一點通嘛，你點一點我就知道了是什么意思，不能斷檔！”
1991年6月，海軍召開第三次核潛艇領導小組會議，決定核潛艇部隊從10月1日起正式擔負戰備值班任務。
1994年下半年，中央軍委和中央專委作出重大決定：將新型魚雷攻擊型核潛艇和戰略導彈核潛艇列入“國家專項”。
2004年，時任最高軍委領導到四川視察工作時，特地考察了以黃士鑒為團隊核心的核動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建設情況，并向黃士鑒留語：“謝謝你，我代表中央謝謝你！”
除了核潛艇，殲10戰機項目能夠被保留，同樣與他為首的十四大新班子的支持離不開。
1994年，他視察中國航空工業時就曾對殲10團隊動情地說過一段話：“這些年，你們在這里靜悄悄地、不聲不響地、堅持不懈地日夜操勞著，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架飛機是給我們中國人壯膽的飛機！”
10
1999年5月8日的南聯盟炸館悲劇發生兩個月后，1999年7月19日，他正式對邪教出拳，領導發布“滅輪運動”指示。
此時，距離他“軍隊一律不得經商”的嘔吼，僅僅過去一年。
兩只拳頭，雷霆出擊。風向，也終于開始在20世紀末得到扭轉。
不過需要看到的是，真正徹徹底底地讓「停止軍隊經商」這一歷史性重任得以實現的，還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
2014年11月，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隆重召開。
當時新華社的報道如下：
“早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先后７次來到這里，大力倡導和弘揚古田會議精神。”
“上午９時許，他來到會址前，親切接見出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隨后帶領全體中央軍委委員一起參觀會址。他再次仔細觀看了會址各個場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駐足察看，并不時就有關問題向講解員提問。”
“他來到當年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的廳堂，凝望著廊柱上富有鮮明戰斗性的標語，注視著當年會議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跡，同大家一起回憶先輩們探尋革命道路時篳路藍縷、艱辛奮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紹他每次來古田參觀的情形和感受。”
“會址北側的毛主席紀念園依山而建，莊重肅穆。他神色莊嚴，沿著151級臺階拾階而上，向毛澤東雕像敬獻花籃，親手整理花籃上的緞帶，帶領大家向毛澤東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澤東雕像，深切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
“古田會議紀念館里，他認真聽取講解，不時在一件件文物、一組組數字前凝神觀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溫黨領導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崢嶸歲月，強化堅持軍隊政治工作根本原則和制度的意識和責任。”
“他表示，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們當初是從哪里出發的、為什么出發的，接受思想洗禮，以利于更好前進。”
那次會議，后來逐漸被被稱為“新古田會議”。
新古田會議一年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召開；28日，中央軍委正式印發《關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
共和國歷史上、也是我人民軍隊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改革，正式拉開大幕。
也是在2015年，經全軍對外有償服務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批準，“全軍對外有償服務清理整頓”專題網站在軍事綜合信息網正式上線運行，接受群眾投訴、舉報、監督。
更重要和關鍵的是同時，在領袖的直接關切和領導下，中央軍委頒布最高軍令《關于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活動的通知》，對所有軍種的民間合作項目立即進行了終止。
其實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停止有償服務就已有放風。
那一年，全軍對外有償服務管理工作領導小組印發了《全面開展軍隊對外有償服務清理摸底工作實施方案》，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重點查找擅自對外服務創收、擴大項目范圍、亂支亂用收益等問題。
2015軍改中的“停止軍隊進行有償服務”的改革部分，標志著我軍時隔近二十年對革除“軍隊經商”這一貽害甚遠的風氣，祭出又一雷霆動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應停的10萬個項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軍隊經商，真正得以付諸現實。
2015年1月，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環球人物》采訪時直言：“軍隊出現腐敗問題，和整個社會生態有關。軍隊不是獨立于社會的，社會中的腐敗一定影響著軍隊，滲透到軍隊。改革開放之初，有人說適度腐敗有利于打破計劃經濟的堅冰，這表明整個社會在很長時期里，對腐敗是寬容甚至是縱容的。有段時間，軍隊也搞自謀生路，出現了軍隊經商現象，這是彎路！軍隊中的腐敗與此有很大關系，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經商起家的。”
跋
“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力量。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
“誰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誰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這首戰爭年代廣為傳唱的民謠，就是軍民團結如一人的生動體現。”
這是2017年8月1日，領袖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軍隊經商，軍工下馬，一段我軍自絕于人民的歷史，深刻停留在浩長的歷史中——與1999年的南聯盟大使館被趾高氣揚的美軍轟炸，并排為列，禍訓育今。
向那些在八九十年代的黑夜里依然堅守信仰、舍身托國的軍工衛士們致敬！
也向所有包括南聯盟使館慘案犧牲者在內的戍國烈士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社會主義軍隊中，蘇聯紅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都是兩支在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指揮下、讓西方世界畏懼膽寒的人民軍隊，但也都在毛主席1976年逝世后——即國際共運陷入空前低谷之后，走過一定程度與長度的彎路。
蘇聯紅軍已經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扛起捍衛共運火種、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果實的武裝重任。
南聯盟使館的血肉轟鳴依然在警訓后人、鞭督我軍：“深化改革，永遠在路上；清白純潔，永遠是剛紀；聽黨指揮，永遠是鐵律；毛澤東思想，永遠是靈魂；為人民服務，永遠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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