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對中國過剩生產對美國企業影響的擔憂，顯然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經濟。”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問中國首日，美國得克薩斯州貝勒大學語言與文化系亞非語言專業主任、亞洲研究專業主任王欣就在《南華早報》上發文，直接指出“美國電動汽車進展緩慢不應歸咎于中國”。
在和觀察者網的進一步對話中，王欣副教授以美國國內政治、文化為背景，再次分析了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產生的深層原因。在他看來，拜登政府內閣內沒有對華的鷹派鴿派之分，只有鷹派。區別只是一部分可能更強硬，而另一部分更加偏中立。中國在和美國的競爭中，對此要有充分的認識。
觀察者網：王老師您好，作為一位在美國長期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您對于美國國內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和進口國，在通脹依舊高企的背景下，耶倫為什么會在訪華期間拋出了“中國產能過剩論”?為什么是由耶倫做出這一論斷?
王欣：我的主業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并不是經濟學，所以我會從美國國內文化、社會角度變化對此事進行分析。
此次耶倫訪華是她一年內第二次到訪中國，也是今年首位訪華的拜登政府內閣成員。很多人認為，在美國內閣對華態度逐步轉鷹的背景下，拜登派遣耶倫這樣一個相對鴿派的內閣成員，無疑是在釋放一種偏鴿的信號。一般認為耶倫與中國的上層溝通比較通暢，她鄰家老太太般的外貌也相對沒有那么強的攻擊性。所以她的訪華之旅可以被視作拜登正在釋放一種相對溫和、促進中美接觸的信號。
但是我個人覺得，在拜登政府內閣內，沒有對華的鷹派鴿派之分，只有鷹派。區別只是一部分可能更強硬，而另一部分更加偏中立。
此次耶倫抵達中國后，其言辭并不溫和。比如她在訪問期間就表示，任何為向俄羅斯國防工業基地輸送軍用或軍民兩用貨物等重大交易提供便利的中國銀行，都有可能受到美方制裁。這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措辭，而且美國確實有在類似情況下進行制裁的充足記錄。
回到產能過剩話題，雖然很多美國經濟學家也從專業的角度批判了耶倫對中國的指控，包括爭論中國現有情況是否符合經濟學或者他們認知中對產能過剩的定義等問題。但是無疑，耶倫此次訪華已經從宣傳角度給中國相關產業貼上“產能過剩”的標簽。這樣不但方便民主黨執行其選舉策略，同時也方便美國要求其盟友在一些公開場合采用這一詞匯。
耶倫此次最早吹風將在訪華期間向中國官員提及“中國產能過剩論”，是在3月27日佐治亞州的一家太陽能電池制造工廠里。眾所周知，佐治亞州是一個戰場州，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拜登在佐治亞州僅僅贏了不到12000張票。而由于當時第一輪選舉沒有候選人得票率超過50%，該州在2021年1月5日舉行了第二輪選舉。最后是由兩位民主黨人獲選該州參議員，民主黨也因此獲得了一半，共50席的參議員席位。
而根據規定，當參議院投票出現平票時，作為參議院議長的當選副總統哈里斯可以投票。也就是說由于佐治亞州勝選，民主黨才能控制住參議院。但有意思的是，該州的眾議員又以共和黨人偏多。所以顯而易見，耶倫選在佐治亞州首次提出新能源產業“中國產能過剩論”，就是希望能在戰場州票為民主黨催票。
在耶倫提出“中國產能過剩論”后，包括《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紐約時報》、彭博社等歐美主流媒體就開始向全球廣播“中國產能過剩論”。同時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也向歐洲吹風：中國的替代戰略讓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難以正常生存。未來我們可能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會更多地試圖讓中國商品和生產過剩劃等號。
至于為什么是耶倫，我個人的看法是，雖然耶倫是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人，但是美國人有一個習慣，他們不時會在出訪前為對手造一個下馬威，以獲得高姿態、建立心理優勢，最后在博弈中轉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耶倫此次訪華前說出包括“中國產能過剩論”在內的言論，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慣例。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說，耶倫的表態和美國國內的對華態度息息相關。此前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HR.7521法案，要求強制剝離TikTok。一旦該法案通過，會對多數在美投資、擁有業務的中國企業產生極大的影響。在您看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開始了從制造業到新科技行業，對中國企業的全面絞殺?
王欣：我個人認為，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出發，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和絞殺TikTok應該分開看，兩者相對平行。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依舊處于快速上升的趨勢中。所以在美國政界，將中國視作假想敵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在這樣一個美國國內政治大環境下，美國現在已經將與中國的經貿、政治、科技往來視作一種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但是具體到TikTok問題上，則不完全一樣。雖然該相關法案涉及中國公司所有權的剝離，但更重要的是，該法案涉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等有關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法律。
根據皮尤中心2023年11月發布的一份統計顯示，在所有受訪的18-29歲美國人中大約三分之一表示他們會經常從TikTok上獲取新聞。而在所有使用TikTok的受訪美國人中，大約43%表示他們會從這個APP上獲取新聞，這一比例僅低于X平臺。由于其在美國國內巨大的影響力，所以TikTok在美國國內更接近于一個傳統國內政治議題。
今年為了吸引年輕人關注并投票，拜登此前已經入駐了TikTok平臺。而其他依賴年輕選民的政客，也需要通過TikTok向其潛在支持者傳達信息。
但是另一方面，去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屠殺行為對于美國國內輿論的沖擊極大，可以堪比上世紀60年代美國普及電視后，美國觀眾在電視上看到著名的美萊村屠殺案報道后的反應。
美萊村大屠殺 圖片來源：新華社
1968年，美軍在越南廣義省美萊村制造的“美萊村大屠殺”，殺害了許多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根據事后統計，當時遇難人數在504人左右。這件事在1969年11月被新聞媒體曝光，引發全球憤怒。很多人在電視上看到美萊村屠殺案的照片后，對于美軍的光輝形象產生了幻滅。隨著越南的悲慘畫面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美國在越戰中后期的反戰情緒進一步提升，最終加速了越南戰爭的結束。
而這次，新一代的美國年輕人在TikTok上看到以軍的暴行，同樣對他們的認知產生直接沖擊。此次不斷增長的反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區暴行的聲音是很罕見的，特別是很多年輕人對拜登在巴以問題上的無作為，以及美國事實上對以色列毫無保留的支持非常不滿。他們認為美國給以色列提供武器和援助就鼓勵了以色列去屠殺巴勒斯坦難民、婦女和兒童的戰爭丑行。同時，政屆、金融屆與學界關于巴以問題的爭論也突然上升，直接導致兩名藤校校長的被迫離職。這些負面新聞必將影響原本依賴美國年輕人投票的民主黨選情。
因此，這樣的現實讓很多政客面臨兩難，也讓TikTok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且棘手的美國國內政治議題。
資料圖：短視頻應用程序TikTok
在特朗普時代，一些政客就已經開始針對TikTok進行打壓了，2023年參議院還提出過一個S.686法案，試圖控制和剝離包括TikTok在內的中國企業在美互聯網業務。我個人認為HR.7521法案不會輕易通過。即使如果最后參議院通過該法案，我相信TikTok也將會啟動法律訴訟來為其作辯護，而整個過程將會遵循美國國內政治規則。同時美國政界會進一步打壓中國媒體，以防止在美國出現第二個TikTok。
這也是與“中國產能過剩論”不同的地方，后者關注的重點是貿易保護、大國競爭等傳統的國家間競爭議題，只是“中國產能過剩論”轉向了新能源領域的“廉價”產品供應以及對歐美的“傾銷”。兩者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從美國國內議題的視角來看是相對獨立，卻又異曲同工。
觀察者網：美國指責中國“產能過剩”，并且以此抨擊中國的產業政策和政府補貼，但同樣的事情，美國自己就在做。根據Atlas EV Hub網站2023年1月的報告，僅《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和《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美國就為電動車發展規劃了至少830億美元的貸款、贈款和稅收抵免，兩個法案總共涉及電動車相關產業的資金上限可以達到2450億美元。您如何看待這種反差?
王欣：美國近年來不斷推進的各種法案，比如《芯片和科學法案》(簡稱《芯片法案》)、《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簡稱《基建法案》)和《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等，其提出的背景都有與中國競爭的因素。或者說，相關法案的提出就是指向中國在高科技、新能源，包括太陽能電池、鋰電池、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的投資。這也說明美國已經認識到以現有的發展速度，無法到達其原本設定的目標。
從美國政府和立法者的角度，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他們都必須展開一些行動以證明他們正在爭取實現他們定下的目標，這樣才能在大選中獲得優勢，所以近期相關的補貼發放非常多。
今年3月，美國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發布的一篇報告就指出，在《降低通貨膨脹法案》通過后的18個月內，美國新增了約十萬電動車相關就業崗位，同期全球汽車制造商為美國電動車產業投資達到1140億美元。
今年3月，美國商務部提議通過《芯片法案》向英特爾提供高達85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以推進英特爾在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和俄勒岡州的商業半導體項目。英特爾還預計，未來五年內，美國將對英特爾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這筆資金的投資稅收抵免有望達到250億美元。最后英特爾還可能獲得高達110億美元的聯邦貸款。
此外在4月8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基于《芯片法案》決定向臺積電提供66億美元資金。15日，美國商務部宣布計劃向三星電子在美芯片業務提供超60億美元補貼。
這些補貼的直接目的就是美國希望將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留在美國的掌控之下，最好是留在美國。
但是這種補貼也可能非常低效。《華盛頓郵報》3月底就曾爆出拜登在2021年11月通過《基建法案》后，撥出了75億美元用于全國范圍內的汽車充電站投資。但本可以建設大約2萬個充電樁、5000個充電站的資金，在經歷兩年后只有4州7個充電站共38個充電樁投入了運營。剩余州中，只有12個州已授予充電站建設合同;17個州尚未發布提案。
這簡直是在開玩笑，也側面說明美國經濟已經完全脫實向虛了，現在很多的發展都是基于金融服務業，并且其增長依賴于華爾街創造出的很多金融衍生品。
很多人覺得美國經濟好，是因為A股跌而納斯達克漲，但是如果對股票進行細分就會發現，納斯達克上漲的核心動力來自于AI股票以及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帶動相關板塊股票的上漲。而美國國內涉及新能源、傳統工業等企業的股票，其自身發展、造血的能力已經瀕臨枯竭。
美國私人部門制造業雇傭人數(1985-2023)。圖片來源：Statista
從長期來看，在冷戰中后期開始產業轉移后，美國私企制造業部分的雇傭能力是整體出現下降趨勢。雖然在新冠以后雇傭人數有了反彈，達到了約1500萬人，但其整體雇傭人數相比于1985年的2000萬人仍然處于低位，尤其是相對美國人口總量的比例下降不少。
美國由于進行去工業化，脫實向虛。制造業可以容納的工人數量相對有限，適應新能源產業需求的熟練工供應則更加缺乏。這進一步導致其缺乏國內相關產業生產能力，工作效率低。
這時候，美國卻將相關問題歸罪于擁有相對完整供應鏈的中國，很明顯是錯誤歸因。
觀察者網：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源地，美國近三屆政府卻一直違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個層面推進產業回流和供應鏈重塑。考慮到耶倫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和近年美國在關鍵戰略產業進行的天量補貼，這是否說明美國已經放棄基于市場調節的產業競爭模式，而以行政等非市場力量來主導與中國在未來戰略性產業的競爭?
王欣：我不是一名經濟學家，無法就經濟概念做出準確定義。但從近兩屆政府來說，美國并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經濟體，反而充滿了大量的非市場手段干預，包括動員盟友針對特定公司進行國際打壓。
美國思想和文化界已經出現一些聲音，批判美國對中國經濟采用非市場手段打壓的行為，并不是所有西方學者都支持美國利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打壓中國的行為，但這種聲音比較小、比較弱。
另一方面，由于美國國內很多階層并沒有在冷戰中后期以來的全球化中獲得相對收益，反而因為產業外流等導致中產階級萎縮，不少美國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有所下降。根據皮尤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生活在中產階級家庭的成年人比例，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21年的50%。而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從25%增加到了29%。制造業萎縮導致失業工人過多。而與之同時發生的是，近年來，全球頂級富豪們，尤其是金融家、科技精英們的資產快速膨脹、屢創新高。這種經濟落差，推動著西方內部民粹主義抬頭，并且伴隨著保護主義思潮回歸。
皮尤研究中心報告顯示美國中產成年人比例，從1971年的61%下降到2021年的50% 圖片來源：皮尤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文藝作品都在反映這種社會現實，例如之前獲得多項奧斯卡獎提名的《無依之地》，就講述了一家石膏公司在受到全球化和去工業化沖擊后，關閉了在當地的工廠，一名失業工人隨后因病去世，他的遺孀變賣家產，開著一輛汽車在全國游蕩的故事。
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政治家會很自然地選擇將責怪中國作為一個非常好用的政治借口，從而進行政治性操作。
觀察者網：您在《南華早報》的文章中，將中美現在的競爭與發生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日美競爭相類比，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兩者的異同?
王欣：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指責與當年美國對日本的指責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試圖向美國人民販賣焦慮、販賣威脅。但是相比于日本，無疑對中國的指責更加嚴重。因為中美兩國意識形態有根本區別，而日本則是美國在冷戰期間扶植起來的一個盟國以及東亞“民主制度”的標桿。
冷戰后期日本崛起后，在美國國內引發嚴重的全民危機感。當時日本人購買了包括洛克菲勒大廈在內的各種地標性建筑，這對美國人是不可接受的。同時當時日本也在收購包括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美國環球影業公司等公司，這引發了美國人的危機意識，于是對日本的打壓在美國上下成為一種共識。
1987年，美國三名國會議員掄起大錘子在國會大廈前砸一臺日本東芝產的收音機，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名場面。
國會議員砸東芝收音機 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而在民間，在工業城市底特律，有民眾自發組織集會用鐵錘砸日本豐田汽車。每砸一次還收費一美元，并宣稱，所募集的款項會被用于援助因為日本汽車而失業的家庭。
民眾自發組織集會用鐵錘砸日本豐田汽車 圖片來源：美聯社
這些都是極其有象征意味的操作。當時，從頂層政客到底層的工人，全都有一種反日傾向，對日本文化和產品都存在恐懼和敵意。
當年關于日本的出版物和現在關于中國的書的內容和主題，包括書名，也很相似，都在渲染這兩個亞洲國家要取代美國。這和現在美國上下對中國的態度也極其相似。但不同的是，美國對于中國的恐懼和焦慮不局限于經濟文化，還包括軍事、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現在販賣來自中國的恐懼的現象相比于當年更加嚴重也更加普遍。
尤其是在數字科技方面，美國現在正在進入一個以數據為主的后現代化社會，所以美國上下在很多涉華問題，尤其是涉及數據、科技相關的問題，都將其泛國安化。2018年美國司法部啟動了一項“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以應對所謂的來自外國的“安全和技術威脅”。很多華裔教授都受到了調查和類似指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來自MIT的陳剛教授，在2021年因為未能向美國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國的工作和獲得的獎勵而被起訴和逮捕。雖然最終美國司法部撤銷了對他的指控，但是這事實上已經在為美國人民制造一個對中國的恐懼。
觀察者網：最后一個問題，您作為一位長期居住在美國的學者，如何看待未來中美經貿發展的趨勢?
王欣：我有一點悲觀。最近幾年，美國不斷提出包括“去風險”在內的各種概念和政策，推進將美國的供應鏈“去中國化”，這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看到這幾年美國將供應鏈搬離中國的政策效果并不是很好。很多供應鏈并沒有轉回美國，而是轉移到了東南亞地區;另一部分也沒有全部返回美國，而是由原來的中國廠商或者其他國家廠商投資在墨西哥、印度等國設廠。美國并沒有完全獲得理想中的收益和工業回潮，反而受困于高通脹。
但是這樣一個逆全球化的議題，并沒有因為經濟現實和經濟理性而消退。
資料圖：《世界是平的》
由于在美國多年生活，我見證了美國從支持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轉變歷程。在當年全球化最高潮時，很多美國知識分子都在為西方及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搖旗吶喊，比如托馬斯·弗里德曼著有多本推動全球化的暢銷書，包括《世界是平的》。當時美國最流行的概念就是在全球推動自由市場、市場經濟，美國人覺得全球化可以讓世界越來越平，不同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但是現在，美國已經成為了逆全球化的急先鋒，面對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不斷退縮。近期的一些電影，比如之前提到的《無依之地》，還有美國工廠，鄉下人的悲歌等，都反映了美國社會中下階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質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但他們卻要甩鍋給中國。
相比之下，中國正在不斷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基礎建設浪潮，這是之前一輪全球化沒有做到的。但是這一計劃無疑會刺激美國國內偏保守、貿易保護的政治環境和政客們，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也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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