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本是高山》的爭論應該再激烈些，求得徹底澄清思想混亂

　　《我本是高山》所反映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

　　當持久而激烈的爭論進行的時候，通常經過一段時間就開始顯現出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點，而戰斗的最終結局如何，就要看這些爭論點是怎樣解決的，而斗爭中的所有一些細枝末節問題，同這些基本爭論點比較起來，都會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關于《我本是高山》的斗爭情況也是如此。這個斗爭（爭論）已經進行了半個多月了，一些基本爭論點也已經明了。

　　我以為的基本爭論點有兩個：

　　第一，階級斗爭的問題。即是共產主義理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

　　第二，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問題。即是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中的問題，也就是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也是《我本是高山》反映出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像張桂梅校長這樣的人，生于1957年，處在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正在如火如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時代，這是一個共產主義理想信仰濃厚和堅定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張老師剛好20歲。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可以說人生觀，價值觀等都基本定型。又成長發展于新時代脫貧攻堅等具有新的偉大斗爭的時代。電影根本不去反映張校長在兩個偉大時代生長發展的特征，反而狂熱地用小資產階級文化情調取代張桂梅校長同亡夫的共產主義信仰的愛；更是狂熱地將沒有學上只能淪為低齡新娘的山區女孩篡改為曠課逃學上網吃燒烤的叛逆少女等等。極力地宣傳資產階級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想但又還沒取得的宣傳資產階級文化的地位，就對資產階級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弘揚“主旋律”的紅色旗號來歌頌，甚至還用資產階級人性自私論來襯托，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張桂梅校長的偉大共產主義信仰，污蔑新中國建設的歷史和新時代改革的歷史，污蔑中國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偉大精神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我本是高山》的出現，特別是近年來電影乃至整個文藝領域的風向，對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歌頌時不時就充斥著銀幕，動不動就上下其手大肆推廣，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也說明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文化主陣地，爭奪領導權是多么的激烈。

　　這次對《我本是高山》的斗爭，實際上是多年來關于這一問題的總爆發。

　　就像毛主席說的，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和資產階級殘余，而是像《我本是高山》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否定真正堅持和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否定他們為共產主義奮斗一生的崇高，向反動的封建殘余和資產階級者投降。

　　每個人都是時代的個人，都是階級的個人，他們的身上有著屬于時代和她所屬階級的烙印。張桂梅校長奮斗不息的信念，是共同富裕、“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平等、人盡其能的共產主義信念，是扶貧路上一個都不能落下的社會主義信念，而不是發善心、可憐窮人的施舍愿望。她的榜樣是江姐。她的信仰是共產主義。她的工作是文化教育扶貧。她對亡夫的愛是屬于那有信仰時代的純真的愛。

　　看圖，丈夫董玉漢用二胡伴奏，張桂梅唱起了《毛主席來到咱農莊》——

　　“麥苗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千家萬戶齊歡笑呀，好像那春雷響四方。”

　　我們的電影創作者不去研究張桂梅校長出生的時代的歷史和她思想深處的信仰，不去研究她創辦華坪女子學校的初衷動機，不去研究張校長創之艱難又是如何堅持直到成功培養了那么多優秀的人，幫助那么多女孩子走出大山，改變自己和家鄉的命運？反而用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東西去篡改并為資本服務，向其投降。

　　我們的電影創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各領域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過去退步的、走歪的（經濟、文化）新的變化，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甚至，當電影一公映，觀眾有了批評聲音時，我們的創作者還以出乎意表的憤怒姿態、近乎詛咒的言辭反擊，甚至自以為聰明的辱罵觀眾的批評（你奶奶我生來就是高山，我看你奶奶的就是陰溝，在覺醒的人民群眾面前，陰溝里翻船吧！）甚至這些創作者不是認真聽取觀眾的批評聲音，反而將本片的批評者“描述為‘節奏大師’，‘狼心昭然若揭’，‘有組織的詆毀聲音’，最嚴重的是指責對方是‘境外勢力’”。還說，觀眾批評不懂文藝創作的立場，是從自己的政治立場“上綱上線”，這是什么狗屁話，去讀一讀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吧！

　　這些創作者，被觀眾批評者點中了死穴，打中了七寸，于是氣急敗壞了。

　　一群假信仰的創作者，遇到真信仰的張桂梅校長，全都露餡了。露餡了這群創作者以一種夏蟲不可語冰卻偏要語冰的傲慢，從一種小資產階級市儈的、低級趣味的精英式的個人主義立場出發，去想象有著擁有崇高崇高共產主義信仰且在偉大的時代中踐行這種信仰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張桂梅校。那就只能露餡了。

　　這些人，吃著牛排、喝著紅酒就以為這就是今天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樣子，用自己圈子里的知識偏見去看待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活，他們的普遍心態是：他們是國家的精英，國家建設離不開他們。國家要想搞建設，就要有求于他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自信，中國的電影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他們，實際上在待價而沽。他們沒有絲毫自我革命的愿望和想法，沒有絲毫走到人民群眾中去，走進偉大而生動的新時代實踐中去尋找創作素材的想法和行動。

　　像張桂梅校長這樣的主旋律電影創作，需要創作者經過這一番思想和精神的“淬煉”，和人民群眾融為一體，在新中國的偉大建設和新時代的波瀾壯闊的改革實踐中，在張校長身處的具體環境中，去感受，去體驗，去學習，甚至堅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才能拍出張桂梅校長的偉大，才能解決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問題，最終贏得觀眾，贏得票房，贏得掌聲。因為，這樣做了，就是在贏得共產主義信仰和時代發展的歷史必然的掌聲。

　　這次對《我本是高山》電影的批評，我認為還應該再激勵些，徹底地暴露問題，嚴肅地解決中國電影發展的方向問題。

　　這種事情，在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人民電影”的輝煌，而為人民電影開辟道路的，正是建國之初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毛主席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編者按《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電影工作者最根本的是應該搞清楚，

　　“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毛主席還強調說，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這些話，放在今天對《我本是高山》的語境下，依然切中時弊，振聾發聵！

　　當年，毛主席主持的對《武訓傳》的批判以及由此展開的全國大討論，澄清了大是大非，也讓電影工作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文藝界蔚然成風，人民電影也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起來了。

　　今天，為了解決《我本是高山》反映出的根本性問題，應當展開關于電影《我本是高山》及其它有關“主旋律”著作和作品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正如張桂梅校長說：

　　我幾乎付出的是生命。我們這里面是用命換來的，確實是的。

　　張桂梅校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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