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忌辰，夜赴韶山。
從上海出發，途徑南昌，行程1124公里，歷經兩天一夜，終于在8日晚間第一次抵達韶山這座心中的圣地。
1
韶山又喚“韶山沖”，“沖”是韶山一帶的方言，也可以說是韶山一帶的平地區。
這里是一條長五六公里，寬三四公里的谷地，在一百三十年前主席出生時，這里極為貧窮且極為封閉，但群山起伏，林竹繁茂，風景甚好。
今天，這里早已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向往毛澤東思想的無產者們心中無與倫比的“革命自留地”。
韶山沖倚著巍峨挺拔的韶峰——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陡峭雄偉又氣勢非凡。
相傳唐虞時代，舜帝曾南巡蒼梧之野，路過這里看到崇山幽谷之中、人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非常欣慰，便令樂師演奏起莊嚴雄渾的《韶樂》，引得“鳳凰來朝”，韶山因此得名。
一百三十年前，這里住著六百多戶人家，他們當中有毛、孫、李、鄒、彭、郭幾姓人，但十之八九姓毛。
毛氏家族源遠流長，據《韶山毛氏二修族譜》記載：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吉州龍城。明朝洪武十三年因毛氏始祖太華公立有軍功，而封官人湖南，最后定居韶山。
自此，毛家世代務農，祖祖輩輩都是勤勞厚道的農民。
從太華公算起，毛主席是第二十代子孫。
毛主席的父親毛順生，名貽昌，號良弼，年輕時因家庭負債過多，不得不典當部分祖傳田產。
為還清債務、贖回土地，毛順生曾當過好多年兵，回來后用積攢起來的餉銀還清了債，成功贖回田產。
毛順生身材不高，但體格強健且個性倔強。他克勤克儉，為人精明，農閑時還做些買賣，又用賺到的錢又買了一些地，這樣他很快成了當地的富農。
主席也由此得以在八歲時即開始讀私塾。
那時，他的私塾先生也是啟蒙教師，是鄒春培。
私塾先生常穿長袍馬褂，帶領弟子們在牌位前磕頭作揖，以示崇敬。教的是《四書》《五經》一類經書，總是搖頭晃腦地拖長音調讀，然后叫學生跟著念，讀熟后便叫學生背。
主席和大多數孩子一樣，都是從讀《三字經》中的“人之初，性本善”開始，繼而點讀《論語》《孟子》和《詩經》等古典詩文。
鄒先生的教授方法也是老一套，一味地叫學生死記硬背；但是背下來的這些東西是什么意思，鄒先生并不講，講也講不清楚。
結果，學生們對背下來的書有的完全不懂，有的似懂非懂，這樣的教授方法自然令那些孩童學生生厭。
不過，先生和家長都相信“油鹽出好菜，棍棒出好人”，對這種沿襲已久的學習方法深信不疑，日以貫之。
在私塾里，主席學習很刻苦，加上天資聰穎、記憶力強，凡是教過的功課都能很快地背誦和默寫。
一次，鄒先生要給他點新課，他就對鄒先生說：
你老人家不要點，省得費累，你點的這篇我都背得。
說完就背誦起來，使鄒先生吃驚不已。
原來，他偷偷學會了查《康熙字典》，先生點的這課早已自己查字典自學過了，所以背得。
由于博聞強記，過目成誦，不需先生在他身上多費心勞神，因此同學們送那時的主席一個諢名：“省先生”。
鄒春培雖然喜歡這個“毛孩子”的聰穎和好學，卻不喜歡他的倔強和任性。
一天，鄒春培要學生們站起來背書，主席不肯站起來，硬要坐下來背：
先生坐著，我也坐著，我聲音大一點,你一樣聽得清楚。
看來平等的思想，自幼即有。
鄒老先生氣得直咬牙，卻又毫無辦法，差點就要用篾片抽他一頓。
1904年夏天，主席在半年前就滿了十歲，在鄒春培的私塾里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
這一天，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學童們在書房里溫習功課，等他回來再背書。
時令正交三伏，天氣格外燥熱，學生們坐在木樓上就像悶在蒸籠里一般，只讀了幾頁書就覺得板凳上長了刺，一個個都坐不住了。
有人就提議到外面去玩耍，到樹林里捉斑鳩、稻田里摸泥鰍……主席則主張到前面的池塘里洗澡，又涼快，又可以學習游泳。
于是，大家歡叫著出去，來到池塘邊脫掉了衣服，一個個赤條條跳進池塘里……
正在這時，先生回來了。
看到他的弟子們一個個赤身裸體，有的泡在塘里，有的在禾坪里飛跑，非常生氣……叫他們到孔夫子的牌位下面罰跪。
眾學童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反抗。于是，水淋淋地跪成了一長溜。
然而主席就是那個特別的學生，他偏偏不跪：
洗冷水澡是我帶的頭，你要打就打我。
鄒春培一聽便火冒三丈，舉起那根二指寬的竹篾片就追打起他……
鄒春培一口氣沖到了上屋場，進了毛順生家的大門，在碓屋里找到了正在和雇工們一起舂米的毛順生。
他火氣很旺，大聲說：
你家石三伢子不得了啦，他無法無天啦，我教不了啦！
2
1921年之前的主席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他出生富農家庭，自幼從習私塾，此后更是可以在東山小學堂（一個基層官紳富戶出資建立的精英學院）入學，甚至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脈遍布達貴的恩師楊昌濟的家......他可以找章士釗借銀子，可以令北大校長蔡元培替他給李大釗寫舉薦信。
事實上，以俗世的標準，他并不是一個日后國民黨首腦集團嘴里被稱為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輩的家產坐擁二十畝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
1924年1月，主席為國民黨的一大代表，代表號碼39，為湖南區代表。
而那時的蔣介石什么也不是，國民黨一大代表中浙江區只有六人，沒有蔣介石，且這六個浙江代表中有三個為孫中山私人指定。
而主席這個湖南代表卻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國民黨集體推選。
在大會上，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一共只有19位委員名單，主席便是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主席就被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正職是誰？大名鼎鼎、位高權重的汪精衛。
同樣在1925年的廣東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會宣言的起草人還是主席。
一個湖南人跑到廣東省，孫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這就是主席當時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在主席等人的影響下，一盤散沙、組織不力的國民黨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基層隊伍，很多有為的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的基層隊伍，成為了國民黨基層單位的基石。
可以說，在共產黨較為弱小和分散、而國民黨又十分貴族化的歷史當口，只有年僅而立的主席在20年代精準覺察：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是未被除盡的土豪劣紳，由于基層社會無組織、群眾沒有被動員，因而新生權力單元的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總能夠結合在一起。國家也好，百姓也罷，對他們無可奈何。
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一針見血指出：
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些階級代表著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國民黨右派。
自上而下的所謂“改革”，只能暫時地觸及官僚，而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雜亂無章的無組織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依然有不少以擁護袁世凱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權者，又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爭奪分封地盤……
官僚階級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死了嗎？并沒有，他們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軍閥因全力于戰爭、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
國民革命發生后，隨即產生了大批新官僚——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未亡的士大夫階級、士人階層，后來稱為「民國知識階級」，混跡于國民黨高層，同法西斯軍人集團共同組成了國民黨的權貴中樞。
他們依舊是官僚，他們的家人、親屬、同窗、弟子依舊盤踞在中華大地的各領域中樞，乃至與外國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換。
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主席有如此論述：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最終，主席還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因為他不需要一個事實上舊制的「階級高位」的身份。
這一點，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經注定。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將“毛蔣”并列相稱、動輒“爭奪江山”之辭，這是十分可笑和淺薄的。
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奪中國江山”之人，同樣也是言“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奪黨內領導權”之人。
在這樣的言論框架里，中蘇矛盾、文革斗爭，仿佛都是狹隘錙銖的私欲暗斗……
以降維思維解史，除卻辱沒主席之余，徒增抹殺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的哲學性和普適性。
從中國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主席與蔣介石就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和維度之上。
主席這一生的所謂對手、所謂敵人，從來就不是一個區區蔣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軍閥。
他一生的敵人，是歷史周期率，是如何將人民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侵略文化的雙重壓迫解救出來、并重置人民在社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從而取得政權穩固的「人民性」，并將他作為「中國方案」，獻給轟轟烈烈的國際共運。
蔣介石等曲曲輕廝，不過人民洪流碾過的一粟。
正如國民黨從來就不配成為共產黨的“敵人”，中共的大會已召開三屆，國民黨的一大才姍姍來遲……
就歷史幕布而言，國民黨只是一個時代性的反面，它最大的作用，或許就是用來警醒這一百年來共產黨自身在階級屬性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退步。
對于這一點，主席無疑是看得最清楚的。
如主席在革命勝利后所言：
沒有蔣介石，中國人民就不能進步，就不能團結起來，也不能武裝起來。單是馬克思主義是不能把中國人民教育過來的，所以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教員以外，請了另外一個教員，這就是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國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現在還在盡他的歷史責任。
3
據此可明確辨析：主席到底要的是什么？
這位從韶山沖走出的青年，要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圖景。
這種圖景的實現，只能依托于新的階級統治。
而新的階級統治的前提，則是必須砸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讓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主體階級完成從肉體到精神的“土改”。
從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階級依舊遍布中國的核心權力層。
他們只是趕走了拖著長辮的滿旗馬褂，卻讓自己成為了依然未變的「少數人」。
這種舊制的士族身份所帶來的獲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經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偽現代、偽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讓各大軍閥感到自重，可以讓孫中山感到寬慰，可以讓蔡元培感到舒適，可以讓蔣介石和汪精衛拿到大把資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睞，可以讓日本人、歐洲人、美國人繼續把攥著在華的勢力范圍。
甚至，可以讓共產黨內的陳獨秀走向幻想與妥協；甚至之甚至，可以影響大家族出身的周恩來其一生……
但是唯獨，不能滿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已經堅定了暴力道路的、成為了革命者的主席。
這就是為什么，如果“人民萬歲”是上聯，那么必須得有一個下聯：“繼續革命”。
土地與農民之間的生產關系也好，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系也好，社會與農民之間的階級關系也好，所有的現狀都無法向1929年時年27歲的主席解釋：為什么中國農民的數量多達四萬萬，可是他們卻吃不飽、卻穿不暖、卻老婆女兒被人搶。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為什么《后浪》中宣傳著自己是社會的主人、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但是擺在面前的，卻是掙脫不盡的996和難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樓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涼山深處被遺忘的墨茶。
百余年前的主席，同樣不明白。
他不明白為什么人數如此之眾的農民階級不是國家的主體，并且如果不是主體，那么農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農民中走出的知識分子，并從舊式的知識分子蛻變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農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為不明白，所以他沒有和大批的同儕志士一同前往法蘭西，而是選擇留在了中國，留在一個生他養他卻沒有任何一種階級身份可以滿足他、解答他的國家里。
他要去尋找這種讓他孜孜渴求的階級身份，以及這種身份能夠帶來的自我認同。
1915年6月，他對湖南一師的同學說：
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對瞿秋白說：
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綠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對李德說：
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
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國民黨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對全體中央委員說：
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
1956年11月，他對鄧小平說：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對丹東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的工人們說：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對陶鑄、王任重、陳郁、張平化說：
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
百余年來，只有主席是不變的。
百余年來，只有主席還在尋找著。
他老得站都站不穩、路都走不動、話都說不利索，但他依然在尋找，宛如當年那個27歲的灰衫青年。
如果找不到，那就去創造；
如果無血革命創造不了，那就用流血革命去創造。
所以他認為：
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跋
1966年6月17日，主席回到了韶山。
這是他生平第十四次來（回）到韶山，也是最后一次。
主席當時住進了湖南省委專門為他修建的韶山滴水洞一號樓。
一下車，望著蔥綠的群山，他對隨行人員說：
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吶！唉，好吧，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
那次回韶山，主席一是休息，二是讀書，三是思考正在開展的大革命的一些問題。
住進滴水洞后，他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 就是獨自思考問題。
6月28日的早晨，主席要離開，湖南省委的王延春、徐啟文、華國鋒及其他七十余人為他送行。
王延春問是否可以讓報紙、電臺發個消息，主席聽后搖了搖頭說：
回來沒有與鄉親們見面，他們也不知道我回來了，還發什么消息？不要擾民！
說完，與大家一一握手道別。
當他與滴水洞管理員廖時雨握手時，鄭重地說：
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還要回來的。
汽車早已安排好，為主席開車的趙毅雍站在汽車旁等待主席一行上車，大家分立在道路兩側送行。
見此情景，他突然說道：
你們都走吧，我還要進去休息一下。
然后，他走進一號樓前廳默默地坐下。服務員郭國群、曾彩謀知道老人家舍不得離開這里，含淚為他泡了一杯茶，又洗了幾個水蜜桃放在他面前。
郭國群動情說：
這是您房子東頭桃樹上摘的，您嘗嘗鮮吧，下次可就難得吃到了！
主席聽她這么一說，高興地吃了好幾個，直夸：
甜！真甜啊，你們手藝好啊！
休息了一會兒，起身，打量了一下房子周圍，出來后又看了看左右的山巒，上車了。
我還要回來的！
離開韶山滴水洞時，他對著群山大聲說的這句話，久久縈繞在韶山上空。
然而，他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他又一次，從韶山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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