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年了，它不是在和風細雨、溫良恭儉讓的歷史環境中誕生的。
事實上，在其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以及是否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劇烈爭論。
我們都知道，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孕育了理論基礎和干部基礎，但是事實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過程中，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陣營里，也逐漸發生了分化，而圍繞這種分化展開的最核心的爭論，就是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么主義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爭論。
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經在五四運動初期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們不愿意看到新文化運動發展成了馬克思主義運動。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并嘲諷“空談好聽的主義，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胡適反對人們談論各種主義，實際上是在這種說法下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改良主義，宣揚中國不需要經過革命就能解決他所說的一個個“實際問題”。
他反對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不承認事實上正是因為存在著階級斗爭的事實，所以才有了階級斗爭的理論。
他后來自己承認，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讓人們不要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
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同志隨即于1919年8月撰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了批駁。
李大釗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克主義的”；“布爾扎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
他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并不矛盾，一方面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主義作為指導。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因此談論主義是必要的。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沒有解決的希望。
另一方面，“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
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
他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要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子女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一并解決。”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的希望”。
針對胡適反對階級斗爭的觀點，李大釗強調：“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要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斗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這場胡適與李大釗的爭論，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不需要社會革命的爭論，背后的本質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理論與剛剛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和理論的一場爭論。
而隨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史，革命和斗爭史，恰恰就是通過實踐去驗證哪個理論才是正確的，哪個理論才是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歷史。
二、
在李大釗同志與胡適關于是否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之后，在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還發生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爭論。
1920年，張東蓀在陪同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過程中，發表了文章，宣傳羅素的主張：“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開發中國資源，發展實業經濟”，認為只有實業才可以拯救中國。
其實他們這個觀點，就是當時買辦階級的熱衷觀點，所謂的發展實業，在當時的情況和國情下，就是發展帝國主義買辦實業，發展帝國主義掠奪經濟。
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也撰文表示支持這一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絕對不能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可能建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只能是“冷靜研究”，連宣傳“亦可少做”，否則就是制造“偽勞農革命”。
與胡適不同，他們并不否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迫是中國落后的根源，但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癥就是窮，救治的辦法就是用資本主義的辦法發展實業。
張東蓀和梁啟超關于發展實業的主張，雖然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經濟思想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明白，在一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制度下，在買辦經濟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的情況下，你指望發展實業完全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為此，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發表文章給予駁斥，他們指出：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但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態，出路在于社會主義。
“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這場爭論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從本質上說，就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爭論。
雖然后來的歷史證明，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第二步才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但是自從那時候起，走社會主義道路，并最終將目標定為實現共產主義，就成了共產黨人孜孜不倦，前赴后繼，英勇犧牲為之奮斗的目標。
即使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國共舉行和平談判，希望成立一個由各階級聯合起來的聯合政府，但是毛澤東同志也時刻沒有忘記提醒大家，我們的未來總是要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這是共產黨人的終身信仰。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毛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
三、
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年了，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
當時的舊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態之下，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在共產黨誕生之前，維新變法、改良主義、實業救國、辛亥革命統統都試過了，可是它們根本無力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這里面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些辦法沒有一個是聯合無產階級、聯合人民群眾的。
那些在共產黨之前組織起來的團體、政黨、政權，沒有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工農群眾的政權。
而共產黨的成立，是因為那些辦法都試過了，在反復的比較和驗證中，才確定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才終于明白了，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推動歷史的根本動力，于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而后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恰恰證明了，確實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推動歷史的根本動力。
共產黨的勝利，取得的成功，本質上不是一黨一派的成功，而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功。
今天的黨史教育里，不斷的提到不忘初心，這是因為共產黨的初心已經被歷史證明了，它是正確的。
這里面初心包含著很多內容，比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比如緊密聯系群眾，比如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比如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等等。
但是總結起來還是毛主席的那句話：
“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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