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對于《覺醒年代》，我評價很低。
先感受一下那個著名的老段子。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一個月八塊錢，這個時候的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每天見到的，都是將來會在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大人物。
十多年后，毛主席對斯諾回憶說，他想和那些文化運動的名人們交談，但沒人愿意理他，只把他視為一個湖南鄉下來的鄉巴佬，看不起他。這個采訪發生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陜北，毛主席和紅軍的處境依然非常困難，他的心情應該也不會太好，談到早年的這些經歷，多少會有些“孤軍苦斗”的意思。
新文化運動近四十年后，胡博士在臺灣也談起了他在北大見到毛主席時的情景，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胡博士風格的輕浮。他和他的得意門生傅斯年、蔣廷黻等等，都跟著常公一起敗退到臺灣了，對自己的失敗仍然毫無反思，談到早年和毛主席僅有的這點交集，還是一副居高臨下的不屑。
這時候的新中國已經打贏了朝鮮戰爭，正在進行恢復和建設，各方面都在蒸蒸日上，胡博士依然沒有學會尊重他眼里的那個湖南鄉巴佬。這不叫知識分子的風骨，也不叫文人傲骨，這叫無知的傲慢。常公從三十年代就開始反思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差異，大家感受一下這個差異。
失敗并不可怕，學會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失敗才不會白白付出代價。常公雖然一直在反思，也并沒有從失敗中得到什么教訓，但起碼還知道反思，胡博士比常公差了一萬個蔡元培。
但這并沒有妨礙這些年來，各種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中，都把焦點對準北京的精英群體們。十年前的《中國1921》，尚且有北洋政府的腐朽無能這條線索，這次的《覺醒年代》，就剩下北大教授們的慷慨激昂，揮斥方遒了。
雖然這次陳獨秀、李大釗變成了主角，比前三十年把焦點放在胡博士、蔡元培以及一幫北大學生身上，算是略有進步，但也仍然是精英的視角。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北京，而且就是在北大，這是不是事實?確實是。但另一個事實是，參加了一大的北大的人總共有四個，全部背叛了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是張國燾。走到最后的是當初北大師生都看不起的那個湖南來的鄉巴佬。
但這些年來對新文化運動，無論是學界的研究，還是官方的宣傳，都始終盯著北京，盯著北大，就在那個文化精英圈子里打轉轉。學術界連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另一面的保守派都已經挖得底朝天了，還是沒有說清楚，新文化運動這件事，和北大的精英圈子、和北大之外的那些中國的鄉下的地方，到底有什么關系?
當然，學術界本身是很分裂的。他們一方面其實是想著胡博士、蔡元培、傅斯年這些人的，心眼里并不認為陳獨秀、李大釗和圖書管理員有多重要，但為了過審，又不得不把他們并列在一起，所以，就把這些人都打扮成了胡博士、蔡校長這種精英人士。甚至連毛主席被看不起的事實，都變成了這些人折節下士，熱情接待了。
但這種敘事始終回避了的是，到20年代之后，他們就各自分道揚鑣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博士繼續留在北京吹牛扯淡，跟著北洋政府混，鼓吹什么好人政府，甚至連北伐都表示反對，后來到抗戰初期參加低調俱樂部，銜命出使美國，更是怕自己祖國在苦難中掙扎的同胞的慘叫聲打攪了美國的清夢，連常公都看不下去。
至于蔡校長就更不用說了，著名的反G老手，直接參與了四一二的策劃，而且終生反G，從未改變。
無論是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還是五四運動本身，身在北京的湖南鄉下人始終沒有參與，只是冷眼旁觀。他不想參與嗎?也不完全是，畢竟他也才二十五六歲，正是熱血的年紀，但他沒有。因為在胡博士、傅斯年這些人看來，我們在談論救國救民的大事，你一個鄉下人，湊什么熱鬧?
在南下去上海的途中，途徑曲阜，他特意下火車，參觀了孔府。到南京浦口下火車的時候遭竊，身上的錢全部丟完，只能給人打短工，掙了一點錢，又買了火車票，到了上海。
即便是參加了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火燒趙家樓的風云人物，除了張國燾參加了革命，其他人也都是五花八門，但到1949年開國大典的時候，一個都沒有了。站在他身邊的那些百戰余生的開國將帥們，雖然在思想上都或多或少受過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他們大多數和他一樣，來自遙遠的鄉下地方，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后排觀眾。
所以，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重要嗎?確實重要，但已經研究了一百年了，眼光還是盯著北京，盯著那個文人小圈子，連文化名人們在風俗場所爭風吃醋打架都研究透了，能不能換個角度，研究研究北京這場小圈子里的高談闊論，是如何影響了那些偏遠山區的年輕人的?
畢竟，無論是北伐，還是國共兩黨的軍事政治斗爭，還是抗日戰爭，主體人群是這些偏遠山區的青年。因為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他們無法直接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等到北京的文化思想風暴傳到他們那里的時候，已經只剩下了蝴蝶扇動翅膀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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