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共產黨員應追求什么?
——有感于“紅二代”任志強的墜落
9月22日，“優秀黨員”任志強、北京市華遠集團原董事長，因犯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北京市二中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8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20萬元。任當庭認罪服判、表示不上訴。
任志強頭上曾經閃爍著諸多光環：
北京市華遠集團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長、總經理，北京市商業銀行(北京銀行前身)監事、新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執行會長、“影響中國”2013年度教育人物;北京西城區人大代表、北京市勞動模范、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還在多個社團組織、大學等機構任顧問、理事、兼職教授、副主席等職務。
任志強，1951年3月出生于一高干家庭(父親任泉生是“老革命”、副部級干部)，是一位“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早早戴上紅領巾，從小受到紅色教育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他就讀于首都干部子弟比較集中的北京35中，1969年1月作為“知青”到延安馮莊公社郭莊大隊插隊，同年底入伍38集團軍。在11年的軍旅生涯中，他表現優異，入黨提干，先后任排長、參謀等職，榮立過一次二等功，六次三等功。1981年復員入北京怡達公司，任該公司副總經理。1984年入北京市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任建設部經理，后步步登高，直至任華遠集團總裁、華遠集團公司黨委副書記、董事長、總經理等職，并成為中國房地產大佬。
作為“紅二代”、“改開”風云人物，任志強一路走來，順風順水，養成了“高調做人”的風格。他贏得的外號是“任大炮”，其名言是：“我是一個商人，我不應該考慮窮人”;“富人覺得房子很便宜，窮的人覺得房子很貴”;“貧富差別恰恰來自于你對資產的投資，過去投資了房產今天都是富人，過去沒投資房產的人，舍不得買的人活該，該你窮。”
就是這樣一位鼎鼎大名的“公眾人物”，邁入“庚子”年，運交華蓋：4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西城區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7月，被開除黨籍，移送檢察機關審查涉嫌犯罪;9月，判刑入獄。一名中共“優秀黨員”，就此成為一名服刑罪犯。
任志強為何會從青云高端墜落? 表面看來，是經濟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思想問題。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該從入黨那一刻起，就明確自己的人生追求：將一切獻給黨，為世上最壯麗的事業——埋葬資本主義，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入黨誓詞)。要不，何需入黨?
應該說，任志強曾經也有過這樣的人生追求，要不然，他也不會在“文革”期間能在部隊入黨、提干，并多次榮立“軍功”。如今，他所以會成為一名令人不齒的罪犯，歸根到底，就是他的人生追求——世界觀出了問題：
他從追求崇高，“異化”為追求低俗;從追求人類解放，“異化”為追求“一己私欲”;從追求消滅剝削、壓迫，“異化”為追求“金”字塔式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從崇尚公有制、埋葬私有制，“異化”為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共產黨員信仰徹底喪失。
任志強的人生追求，為何會有如此天壤的改變? 除了有其本人的內因——信仰不固的因素以外，更是遭受外因——腐敗的環境侵蝕所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存在決定意識，這是人們的一般認識規律。
毋庸諱言，自從“文革”失敗以來，鼓吹私有制，變相走資本主義道路，早已成了一種“政治正確”;“打‘左’燈，往右拐”，言行不一、亦已為世人心照不宣;主流媒體公然宣揚“人性自私論”，鼓勵人們追求“私利”、“私欲”;“大寨”精神被砍，“小崗”旗幟高揚;集體主義成“極左”，個人主義成了“香餑”;雷鋒成傻瓜，英雄被抹黑;一切向“錢”看，儼然成為社會“全民共識”;等等、等等。
試問：年復一年遭受這樣環境氛圍的薰陶，除了極少數堅定的共產黨人，還有幾人能不被這股思潮所淹沒? 還有幾人能守住做人“底線”? 結果就是：官場貪腐，商場皆奸;黃黑毒賭，四處泛濫;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顯然，任志強的墜落，不僅是任的個人品質問題;更是一個社會整體墮落的產物。
最能反映任志強背叛自己信仰、徹底改變人生觀——完全站到反共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立場的，是2015年9月21日發表的一條長微博《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在那條微博中，他以冷嘲熱諷的手法，褻瀆、攻擊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實現共產主義”，說它是“欺騙”、“愚弄”人的，說自己“曾經被這個口號騙了十幾年”。他諷刺萬千中國共產黨人為實踐這一偉大目標所付出的犧牲與奮斗;徹底否定前30年為建設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惡毒污蔑、攻擊黨的領袖毛澤東。任志強認為：受“人性自私”所決定，根本就不會有什么“共產主義”，可“有”與可“要”的只能是：西方的“民主與自由制度”——也就是資本的民主與自由，資本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西方的“世界共同的價值觀”，一句話：就是只有全盤西化，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毛主席早在1959年11月的一次談話中，就在擔心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認為“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
毛主席要“紅二代”接好老一輩革命的班，不做紈袴子弟;主張不斷改造世界觀，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要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號召年輕人到三大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中去經受鍛煉。1967年4月，他在一個材料(《觸詟說趙太后》)上寫了一段批注，指出：
此文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73頁)
任志強的墜落，再一次證明：事物總是在矛盾斗爭中不斷變化著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紅二代”，并不是生活在“紅色保險箱”里。
共產黨員究竟應該追求什么? “紅二代”們究竟應該接什么樣的班? 我們的社會應該怎樣發展? 這難道是當今一個可以回避、不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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