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產業規劃
11·18火災之前,北京要清除“diduan人口”的說法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了,很多人誤以為是政策文件。此說,應該源于“低端產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實質上是一個針對北京的新的產業規劃,希望借助行政手段,讓北京快速實現產業調整,留下首都功能性產業,讓其余的非首都性產業全部搬離。 同時,這一產業規劃是在“京津冀”三地之間展開,河北和天津成為從北京遷出的產業的承接方,尤其是河北,專門規劃了一個雄安新區。因此,河北被認為是最大的受惠方。河北通過承接被北京疏解的產業,可以實現對經濟的快速拉動,而北京則實現了首都功能的優化。這一規劃看起來似乎完美。
規劃落地之偏離
但是,為何落實下來,這一規劃卻走形成簡單粗暴的清除“diduan人口”,而激起民憤?“diduan人口”或許只是媒體對政策的誤讀,但媒體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誤讀,是因為事實的存在。誤讀的是政策,但是沒有誤讀事實。事實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簡化成驅趕“diduan人口”了。 因此這就非常值得重視,因為這事關政府是以什么態度看待人民的問題,而尊重人民,密切聯系群眾正是新中國的立國之基。
1992年的十四大的報告中,在總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清晰和明確地指出,“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直至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仍然在提“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這里的群眾就是指最基層的農民,因為中國的改革就是從農村起步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由農民“首創”的。因此,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目前北京的所謂的“diduan人口”,也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基層農民。何以昔日可以“首創”出改革的人,現在卻被叫成了“diduan人口”?
產業規劃理應尊重民意
事實上,農民不僅是改革的“首創”者,“農民工”也是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石。當年自發分田到戶固然是一種“首創”,現在他們遠離故土,跑到大城市艱難謀生存謀發展,也是“首創”,也應該象享受當年一樣的尊重,而非象現在一樣,被蔑稱為“低端”。不能一邊鼓勵全國人民創新,一面卻把人民的“首創”視作低端。當一項政策傷害了民心時,就有必要冷靜下來,看看哪里出了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本質上是一個產業規劃,現在出現的問題,也屬于產業規劃的問題。
前一段時間,經濟學家曾就這個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尤其在同為北大教授的林毅夫和張維迎之間展開。張維迎絕對否定產業規劃固然不可取,但是林毅夫忽略產業規劃中過分行政干預的危害也不明智。兩者都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市場主體。誰是市場主體?是人民。所以,應該把產業規劃理解成政府與人民間的互動。
政府為什么要做產業規劃?為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為了什么?是為人民,讓老百姓的生活能夠得以改善。所以,歸根結底,產業規劃是為人民服務。而非反過來,人民為產業規劃服務。
一項符合人民整體利益的產業規劃,自然會得到人民的歡迎。一項符合少數人利益,讓更多人寒心的規劃,自然會招致人民的非議和反對。所以,一個產業規劃絕不僅僅是成型的文稿,還包括人民的反映,以及因人民的反映政府所做出的調整。因此,產業規劃應該是一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動態的互動過程。
建議
在產業政策在過程中出了問題很正常,并不可怕,因為規劃本身就是要面對和解決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解決問題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過程。
政府不應把自己視作“頂層設計”的規劃者,一個對規劃自上而下的執行者,而應該把自己視作問題與人民之間的協調者。規劃和執行規劃是為解決問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和溝通方式。 問題要解決,但人民更要尊重,這應該是一切規劃的基本原則。問題和規劃絕不能超越和凌駕于人民之上。
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出于對首都的熱愛,全國人民當然都希望這里更空氣更清新,交通更順暢。但是,也正因為全國人民都熱愛首都,全國人民也都愿意到這里來。也正因為全國人民都愿意到這里來,出現了很多經濟機會,容易賺錢。所以全國人民更愿意到這里來。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也是一個惡性循環。良性循環是全國人民對首都的熱愛。這種熱愛孕育了經濟機會,經濟機會又進一步刺激了熱愛。惡性循環是,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生態系統承受不起。
所以,在解決北京人口問題的同時,一定不能傷害全國人民對首都的熱愛,不能以犧牲全國人民對北京的熱愛為代價去換取人口的減少。
有兩個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第一個是,在疏解產業時,順序不是從“低端”到“高端”,而是從“高端”到“低端”。先把“高端”端的政府機構、名牌大學、央企總部之類從北京搬離,最后讓菜市場、小門店之類的“低端”產業搬離。第二個辦法是直接遷都,遷到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既從根本上解決擁堵問題,而且可以拉動當地經濟。如果新首都人口又多了,那就再遷都。(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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