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完成一個重大變革，即權貴暴富和房地產暴富時代終結，一個真正靠實業和制造業暴富的時代開啟。舊的權貴經過政府的嚴厲打擊而退出中國政治和經濟舞臺，新的貴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產生。隨著已經暴富的大房地產商退出中國并將資本轉移到歐美國家而宣告靠房地產暴富的時代終結。
首先是經過五年的強力反腐，一些依附于權力和官場生存并暴富的權貴要么在政府的打擊下被繩之以法，要么已經完成了黑色資本的漂洗，要么已經完成了向境外的資本轉移，我們不敢說今后不會再有新的依附于權力暴富的權貴產生，但大規模依靠權力暴富的生態已經不再存在，隨著反腐敗利劍的持續高懸，官員腐敗的風險越來越大，政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機制開始被摧毀，現在我們基本可以判斷權貴暴富時代已經結束。
其次是隨著房地產商通過與政府勾兌關系而獲得巨大利潤空間的渠道越來越少，加上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處于高房價的風險期，政府又強力打壓房價，擠壓房地產利潤空間，那些已經賺得盆滿缽滿的大房地產商開始全線撤離中國房地產市場，可以預計，依靠房地產而大賺特賺的時代也已經結束。
最近李嘉誠以402億港元的價格出售了其家族在中國的最后房地產項目——香港中環中心75%的股權，完成了從中國房地產的最后撤離。如果我們將中國前首富王健林大規模從中國撤離與李嘉誠從中國撤離看成中國房地產時代結束的話，基本可以肯定這也是中國房地產暴富時代的結束。
李嘉誠將他從中國大陸和香港撤出的資金幾乎全部轉向了歐洲特別是英國，投資額高達3000多億元人民幣之巨，王建林則將他在中國大陸的資產幾乎全部清空，向美國轉移資產也達到了數千億元人民幣。這里我們不從道德層面來對李嘉誠和王健林這些從中國房地產賺翻了的房地產商的裸逃進行審判，但在他們出逃之際，有一點我們必須說明白，這些靠中國房地產起家最后又大規模出逃、做空中國的資本家們，從中國所帶走的每一塊金幣并不是他們所稱的通過完全的市場經營所得，而是依賴于中國政府大量的優惠政策、政商關系、權錢交易所獲得，在他們合法的背后是一些難以見光的內幕，留下的是高房價和無數的房奴，他們的暴富帶有血腥味，我們不能讓他們一邊卷著巨款逃離中國，一邊還被人們稱之為愛國商人。
權貴是每個國家每個朝代都會產生的社會毒瘤，日本和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都產生過政商勾結的大財閥，日本的大財閥在美軍占領時期遭到了嚴厲打擊，雖然后來又有復興，但已經不能壟斷和控制日本經濟，而韓國經濟的起飛完全依靠財閥，雖然經過無數次的打壓，卻無法撼動這些財閥的根基，幾乎每一任總統最后都因為與這些財閥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身陷囹圄，包括最近的樸槿惠總統。美國和歐洲國家歷史上也都產生過大量依附于權力的大財閥，直到如今這些財閥依然存在。中國權貴的情形雖不似韓國那么嚴重，未能對國家經濟形成壟斷和控制，但中國權貴通過權力變現、權錢交易所獲得的財富亦十分驚人，大量非法所得被轉移出境，一部分官員將家屬和子女送往國外生活和學習，自己成為裸官，他們成為了中國最先富起來并享受西方生活的一部分人。現在隨著中國反腐敗的深入，這些權貴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已經開始瓦解，但他們被轉移出去的資產中的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追回。
權貴暴富時代和房地產暴富時代的結束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從前那種幾百個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潤抵不上買一套房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更多的社會資本將會進入實體經濟和制造業，促使制造業繁榮，產生更多實業家和企業家，制造業領域將產生更多億萬富豪。將來中國的富豪榜將會減少房地產商，而會有更多實業家進入，更多創業者將獲得成功。今后我們社會并不缺乏暴富的機會，不過不會在房地產，也不會是權貴，而是在實業界和制造業。
無論是李嘉誠還是王健林，某種程度上都是靠政商關系獲得巨額財富的商人，我們不能排除他們的政治嗅覺和對商機的捕捉，但他們暴富之后不是留下來回報自己的祖國，而是帶著巨額資本逃離自己的祖國，我并不想譴責他們，但他們已然是一個道德的侏儒，行尸走肉一般。
我最佩服的是像任正非那樣的以實業報國的偉大企業家，立定中國，一輩子專注于制造業，一輩子只為打造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品牌，不上市，不融資，不搞房地產，不依靠權貴。我相信今后的新時代將是一個產生無數個任正非這樣有著家國情懷的偉大企業家的時代。
李嘉誠和王健林向歐美轉移了他們的巨額資產，也帶走了毒害中國經濟的病毒，中國從此將從一個嚴重依賴房地產和虛擬泡沫的經濟體變成一個以制造業為主體而健康成長的經濟體，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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