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國務院的一份文件引發全國熱議。著眼中國的未來和企業良性有序發展，文件要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這是中央首次聚焦“企業家精神”和提倡“企業家精神”。
這文件出來后，引起了全國的熱議。畢竟這涉及到國人每一個人的利益，涉及到改革開放國家精英階層的歷史定位，在中國，“【歷史記載】筆墨重于斧鉞”，以厲以寧為代表改革開放理論派以及實業家從“江胡時代”就開始推動了這一事件的發展及定位，現在他們余日不多了，對此事的實現更為迫切。“知我罪我唯有春秋”，歷史的發展趨勢和傳統的歷史認識，“史”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價值高度，所以厲以寧派在“江胡時代”推動的企業家定位不了了之，但問題就順延至習近平時代。
中國在習近平時代社會發展更快了，貧富差距也更大了。中國改革開放原罪的企業家知道自己原罪，害怕秋后算賬，紛紛狡兔三窟，在國外都給自己留一退路，在國內和西方國家一些機構茍合，西方國家的投資移民，中國人占到一半份額。
面對巨額的國家財富的流失，習近平政府審時度勢，2015年3月，國家就出臺了對私人資本的認可和保護制度。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財富流失仍然如洪水一樣的洶涌，尤其是2015年的“股災”，典型的內外敵人勾結的掏賣中國行為。
“股災”之后，國家反腐進入國家金融領域，扎緊中國的金融籬笆，防范金融財富流出中國。但原罪的改革開放企業家比以往更為的擔驚受怕，中國有可能內耗。國外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陷入停滯，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復蘇乏望，中國是不多的高速發展的國家。在中國“兩個百年”復興的最關鍵時刻，我們自己絕對不能陷入內斗和內耗里，這時間對改革開放原罪的企業家既往不咎，著眼未來，共同發展特別重要。他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復興，關系中華民族復興的提前到來。從去年中國實行外匯管制，紐約，墨爾本，溫哥華，悉尼，倫敦和東京房產都在下滑，都在崩潰路上行駛，西方國家媒體不約而同的把這一問題和中國的金融管制劃等號，可以想象外匯不節制的流出對中國崛起的負面作用有多大!對改革開放原罪企業家既往不咎多么的重要。
中國之所以在五千年的人類歷史璀璨耀目，就是中國歷代一直遵從“重農輕商”的“重本”制度。工業革命之后，世界的產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國之本從草木經濟，變成了新時代的草木和礦石雙重經濟，所以從事制造業的第一行為人之一的企業家，就成為國家政策需要倡導的從業者，這是國家既往不咎改革開放原罪的企業家的又一原因。
從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發達國家都陷入了經濟發展停滯，其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制造業空心化問題。他們社會生產跟不上他們的社會消費，寅吃卯糧，這是他們爛下去的主要原因。而中國制造業發達，是世界全工業唯一生產國。尤其是民生工業，更是世界老大，其他國家人民要生存，奢侈品可以壓縮，但民生基礎品壓縮不了，所以哪些國家，雖然國家經濟困難，為了國家生存，節衣縮食，也要到中國進口民生工業品，這是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一枝獨秀的原因。
我們中國很多人在西方經濟學里來回踟躕，談起來滔滔不絕，極有大學問。其實就是一個學問管道，沒有獨立思考，一無所有，嚇唬人的徒有其形俑而已，充其量不過是濫竽充數的家伙。
GDP和人均GDP就非常好的說明了上面的問題。一位在紐約工作多年的國人從紐約回來，他吐槽說，本以為紐約廣場的大屏幕廣告非常了不起，回到國內才知道，在家鄉的華東小鎮，都有很多。另一位網友說，門禁門卡在泰國只有國有機構和國際公司才有，在中國一個個出租屋都實行了，這就是差距。另一位網友說，土耳其和墨西哥人均GDP都比中國高，但他們國家的生活，和中國比起來，可就不在中國之上了，所以GDP和人均GDP和母豬上樹一樣的靠不住。而這靠不住的中外真實差距其中的功勞有一份就來源于中國的企業家和他的辛勤員工。
在世界文化傳播的競爭里，軍事文化和經濟文化是傳播的主導力量。
昔者秦朝大亂，劉邦起義，與人爭雄，孔武有力和智謀雙全者為劉邦膀臂。有儒生不合時宜的求進，劉邦侮辱儒生，在儒生冠冕的拉屎撒尿，儒生憤恨而去。后劉邦得天下，有一儒生讓同窗同往漢營。有人不愿，此人說不去者死腦筋，不明時勢，不知事宜，活該一事無成。于是往漢營，幫助劉邦定正朔，明禮儀，知進退，漢朝遂安定，走向繁榮。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世界雖然不太太平，但和平發展卻是世界的主流。這時間文化想走人世界，經濟是最好的載體，而經濟的載體是實體經濟，所以發展實體經濟，弘揚企業家精神對于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特別重要。這是中央政府此時弘揚企業家精神的主要原因。
但企業家的利己性，短視性，缺少整體思想和大局觀，是這一群體弊端。西方國家的目前的社會問題，就是他們企業家在這一問題犯得致命性缺陷所致的，這也是中國企業家一再要求中國政府對他們放行的政策，他們喜歡“小政府大市場”，而一旦問題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反過來詢問政府“為什么在管理里缺失”，總之人的無恥性，企業家比一般人還要無恥。“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畢竟財富多，得失的意念在企業家心理，“得”比“失”更深。所以國家對這一群體的管理和引導特別重要。好與壞的分野很低，比如晉商，比如和西方國家合營的中國商用車公司。
在歷史的發展里，政治是個比較特殊的社會問題，他沒有對錯，沒有是非，只有合不合事宜，合不合趨勢，能不能為本國家民族帶來發展，只要國家民族大踏步發展了，就像孔子評價管仲，雖小德有虧，大德可補。但政治家決不可為所欲為，歷史是顯微鏡和放大鏡交替使用的工具，大歷史我們需要放大鏡觀察，可以忽略歷史人物的私德問題，但大歷史是小歷史編織的，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為了能夠解析大歷史，必須用顯微鏡著眼小歷史，這時間政治家的私德就一覽無余了，這就是中國的歷史人物害怕“筆墨”，害怕春秋，害怕自己在歷史定位低的原因。
史的嚴謹性和史的公正性，是每一個中國政治家向善的坐標，也是中國在人類社會發展里璀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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