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這樣的歷史主題仍須繼續

——今年“九一八”紀念日之所想

 張志坤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中國的延續，當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一脈相承，這里所謂的“一脈”，就是有那么一條歷史主線貫穿始終，這條主線就是中國實現現代化，趕上并屹立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潮頭，簡單地形容就是“富國強兵”，這是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的主題，依然也是今天中國的歷史主題。

　　古代中國這個問題并不突出。在歷史上的多數時候，中國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產大國，用一種時髦的表達方式就是，GDP占全世界很大部分。這方面有許多具體的數據支撐，是國內外學者們對古代中國世界地位現代方式的一種考證。對此，大多數國人的感知是，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歷史，基本上是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技術、文化輸出的歷史。這是建立在先進而強大生產能力上的必然結果，這使得中國不但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生產與財富源地，而且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制度與文化的源地。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吸收、融合了很多的外來文化，但主要的是輸出，正是因為這種輸出，所以中國才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居于世界東方文明中心的地位不動搖，沒有人能替代中國在人類世界文明中心的位置，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生產與財富源地的地位每況愈下，一方面是中國傳統的經濟體系在西方工業生產面前不堪一擊，一方面則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不能應對近代西方的文明體制，兩者結合起來，中國的遭遇就是不但國窮民窮，且屢屢挨打，歷史在下坡路上急遽下滑，直至到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

　　所以，歷史研究都把1840年——1949年這百年間的歷史主題定位于“救亡圖存”，這完全是正確的。因為“救亡圖存”，所以才先后發生了洋務運動、改良維新以及造反革命，才引進大量的西方思想與西方制度，才對中國傳統社會與傳統文明做顛覆性改造與重塑。在這個長達百年的歷史時期里，“富國強兵”不過是夢想，很少有人將其作為歷史主題提出。

　　“富國強兵”真正開始其歷史進程是在1949年以后。新中國建立，對內開展疾風暴雨般的建設，以只爭朝夕和大躍進的精神去建設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與現代農業體系，對外走出國門，敢于在自己戰略利益邊界處同對手較量高低勝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許多嚴重失誤，所付出的代價也很驚人，以至于很多人被這一階段的歷史浪潮所顛沛所吞噬，問題與情緒遺留至今，使一些人直到今天說起這段歷史還咬牙切齒。但不管怎么說，1949年之后的中國是戰略實力與全球地位直線上升的歷史，如果有誰從歷史的九霄云外加以俯瞰，而不是計較算計個人或者某些人的恩怨情仇與雞蟲得失，那么這個階段最鮮明的歷史主題就是“富國強兵”。

　　前面有“救亡圖存”，后面接下來是“富國強兵”，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邏輯聯系嗎?

　　筆者以為，這是一個“二而一，一而二”的問題，二者同質而異表，只不過是一前一后、一低一高而已，“救亡圖存”是前期鋪墊，是“富國強兵”的前提與基礎;而“富國強兵”則是“救亡圖存”的高級發展階段，是“救亡圖存”所追求的目標和所要達成的任務。

　　現如今應該如何評價“救亡圖存”與“富國強兵”目標實現與任務完成的情況呢?

　　應該說“救亡圖存”基本上已經完成，現如今的中國并沒有亡國滅種現實而直接的危險，但“富國強兵”只是部分地完成，甚至說才剛剛有個起步。就富國富民而言，現如今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財政實力不可小覷，但如果因此就說已經是一個富國，恐怕還難堪其實，因為人均財力畢竟有限，建設與發展項目有時還捉襟見肘，至于富民，現在確實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與此同時，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更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相對貧困人口，所以任何公允的評價都是，中國富民之路道阻且長，任務依然艱巨;在“強兵”方面，眾所周知，這是要用實際戰果來說話、做實證的，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遂行了抗美援朝，之后又進行了抗美援越等斗爭，“強兵”有了良好的起步與開端，遺憾只是僅此而已，后來遠未在此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甚至可以說是淺嘗輒止了。所以就總體而言，“富國強兵”的目標還遠遠沒有實現，未來的任務還十分艱巨，這也就意味著，“救亡圖存”只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還沒有取得全過程的結果，正因為這樣，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仍然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體現著一種歷史的責任與延續，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共和國締造者的遠見與卓識。

　　既然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得出關于中國歷史未來指向的結論來。

　　有關未來中國的道路應該指向何方，今后歷史主題應該是什么，長期以來爭論不休。一些中國人認為，中國須趕緊離開現有的政治道路，應該取道西方，向西方靠攏，實現西方化。他們認為，西方化是“根”，現代化是“表”，實現了西方化也就等于是實現了現代化;而沒有實現西方化，即使中國在經濟技術上怎樣發達，不管GDP多大，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都難免于封建、專制、獨裁、陰暗、落后諸般罪過。在這些人看來，前蘇聯顯然不如菲律賓，這些人寧要菲律賓式的西方發展，寧要伊拉克式的政治框架與社會狀態，也不要現如今中國這個樣子，他們認為，中國建立自己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根本沒有必要，而只要依托資本主義現代工業體系，自己只搞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了，只需做“國際社會”的一個卒子或一個零件就樂不可支了。所以，從根本上說，他們事實上是全面否定中國近現代以來所走過的歷史道路，完全不認可中華民族從1840年直到1949年間救亡圖存的歷史奮斗，他們認為把西方殖民者和帝國主義侵略者趕走不是勝利而是莫大的悲哀。這些人也更徹底地否定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一切社會構建，在這些人看來，如果赫德的海關總稅務司一直延續至今，美國的軍事顧問一直把持中國的軍隊，這樣的中國才像一個現代化中國的樣子。所以，這些人堅定地認為，未來中國的歷史的主題就是西化，這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而具體辦法就是對現有的中國進行顛覆性的改造。

　　但是，筆者以為，不管上述這些人為他們的理論營造怎樣華麗的邏輯關系，也不管這些人為他們的理論渲染出多么熱鬧的輿論圍場，但事實上都缺乏起碼的歷史依據，或者干脆一點說，在歷史事實面前不堪一擊。事實上，從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任務完成的情況看，中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是基本正確的，作為現代國家的共和國，其制度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因為如果道路不正確，就不可能完成救亡圖存的任務，從而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如果基本制度框架不合理，中國就不可能有前后兩個三十年的大發展，就不可能有事實上長達60多年的歷史上升期，而且預計今后還將持續地上升。所以，現如今中國的問題在于“政”而不在于“制”，就像柳宗元評價歷史上秦朝那樣，所失在“政”而不在于“制”，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也是這樣。

　　現如今的中國不能搞歷史顛覆、社會再造與制度重塑，而應該沿著現有的歷史軌跡繼續發展中國，在現有的基本制度框架內繼續發展中國。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把中國搞起來再折騰一番，出現這樣的進程，那么將誰也無法把握和駕馭中國，其結果更是無法預知。這等于是把中國置于非常危險的地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可能因此而中道崩殂。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中國國內“左”“右”兩派最大的區別在于，“左”派瞄準的是“政”，而“右”所瞄準的是“制”，這才是當代中國政治的要害之所在。

　　所以，完成“富國強兵”的任務，這仍然是中國今后歷史的主題。實現這一主題的具體辦法就是推動國家的進一步現代化，既要進一步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現代化，使之具有強大的體系力量，也要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使之從農業社會經過短時期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過渡而達成現代模式的新型社會，從而在社會模式上同世界上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看齊，也要實現治理現代化，在中國東方政治倫理及文化架構的基礎上，通過對“政”的不斷打掃與滌蕩，完善并發展現有的政治制度，使現有的治理體系在未來臻于成熟。

　　一句話，中國的力量還在積累發展，這樣的中國需要“善政”而并非另起爐灶，任何推到重來的想法和打算，都是不負責任的歷史無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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