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法不足

 紀法不足

估計很多人看不完整個文章，所以先把容易理解的觀點放到前面來。

2015年7月，東北某縣檢察院韓某與一女同學在酒店開房，媒體報道后，當地檢察院等多部門介入了調查。然而調查結論卻是韓某與女同學“合衣同床而睡，沒有發(fā)生男女關系”。

結論雖然荒謬，但確實符合司法原則，畢竟長時間后，這對男女進房間干了什么，是沒有物證可言，當事人更不會承認，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調查組只能疑罪從無，得出司法式結論。

問題是這種結論只能代表法律事實，明顯不能代表客觀事實，更不符合內部紀律需要，不能向外界交代。

“和衣而睡”這種結論，檢察院自己都沒底氣，以至于用造成惡劣影響、違反了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等為由給予處分。可是既然認定“和衣而睡”，那么惡劣影響在哪？韓某完全就是柳下惠式的道德代表了，應該成為檢察官之模范，何至于牽強處分？

2016年8月，又是一則網帖，舉報東北某縣法院王某存在作風問題。舉報帖的時間、地點都十分精確，而王某回應，“開房只是聊天，啥事都沒干”。最后該縣紀委也是以其它名義予以處分。

該類荒謬的調查結論實際反映了當前內部執(zhí)紀的混亂，人們對于法律和紀律的實質性差異根本沒有搞清楚。

實際上該案例還可以有另一種邏輯，比如與女性開房，而當事人不能解釋并證明兩人在房內行為的正當性，所以處分”，這才是既尊重證據，也符合客觀事實，更貼切內部紀律需要的邏輯。

本文目的不是否定司法邏輯，而是指出法律和紀律的邏輯性不同，其存在基礎和適用原則都存在很大差異，用法律邏輯處理司法領域之外的問題時，結果也是災難。

紀法不足

簡介

12年工作中，有一些看法，一些觀點，雖然與上級精神不符，但是切合現實問題，于是梳理成文，希望解釋體制內一系列混亂的根源，希望給需要的人們做個參考。本文主要探尋行政體制內部運作規(guī)律，內容主要由道德不足、紀律不足、法律不足、責任體制不足、權責體系不足等構成。內在邏輯實際是權力機構的分裂，導致執(zhí)行機構失去生命力，引發(fā)權責體系失衡和責任體系的殘缺，造成內部管理的崩潰，以至于領導層依賴外部監(jiān)管，可是外部監(jiān)管注定不能挽回局面，更何況內外界線不分，使得道德、紀律、法律等領域出現系統性紊亂。這篇文章的真正結論是工具無法自管，不管是行政機器，或是戰(zhàn)爭機器，還是生產機器，都是執(zhí)行機構，都依賴于權力機構，所謂強大的主人，才有鋒利的兵器，沒有強大的主人，再完美的兵器也管不好，用不好。

第一篇 強勢手段

前言：本篇旨在解釋當前執(zhí)紀程序中一系列問題，其原因首先就在于人們沒有搞清紀法的本質區(qū)別，導致喪失有效執(zhí)紀手段，造成內部治理困局。

一、道德不足

上古有畫地為牢的傳說，或許道德家認為這種懲處方式很仁慈，但是在上古時代，一個人、一家人，被社會群體所拋棄，絕對不是寬松的處置，畫地為牢的約束力并不低。當代卻以為道德只有倡議、說教、批評，細細比較之下，才發(fā)現那些最喜歡道德說教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道德是何物。

法律、道德之間并沒有本質區(qū)別，都是行為規(guī)范。法律有流放，道德也可以殺人，不過是手段而已，歷史中超出法律、道德的邊界，進行敵視、欺辱、清洗、屠殺等嚴重犯罪的事例并不少。以法律手段、原則處理道德問題，或以道德標準處理司法問題都是常見現象，雖然效果并不好。我們可以人權為標準，規(guī)定法律和道德的邊界，但是即便是這樣兩者的區(qū)別，也絕不只在于文字條款，更在于根基、手段、原則的差異。

人們不愿自己的鄰居是個不講道理的人，不愿自己的朋友是個不誠信的人，不愿自己的伴侶是個背叛的人，這類自衛(wèi)性利益需求是絕大部分人無法拒絕的，將背叛者從自己的圈子中排除掉是人類社會的需要，這種保守利益需求并沒有影響背叛者的正當利益，不是法律能管的，也不是法律該管的，但是現行法律卻管了這種正當利益。比如將不看望老人列入法律禁止之列，又比如將不道德行為當成人權保護起來，善良的人們只是想讓這些東西離自己遠些。

我們可以規(guī)定道德止于摒棄，但是摒棄實際上并不軟弱。可以參考的是“潛規(guī)則”，如果不遵守潛規(guī)則，就只能去按明規(guī)則排隊，這個威脅誰不怕？潛規(guī)則并不會去反復盤問，比如潛規(guī)則對紀檢干部的報復方式，往往是不跟我們玩了，這實際就是摒棄，就是開除，何其低調？這種方式又何其強勢！解釋的機會都不會給，就被逆淘汰了。這種威脅不在于明文，不在于三令五申，不在于嚴密的監(jiān)管體系，僅僅因為強勢的取證方式，所以人們積極遵守。這樣的摒棄，實際上正是一個群體的內部最后手段，也是一個群體的向心力所在。這種手段實際上已經被所謂的法制精神所取消，而不禁則行等原則，讓一個組織喪失了內部道德約束力，讓內部管制手段匱乏。

社會組織實施道德約束，不是靠說教。我們可以規(guī)定道德止于摒棄，但需要明白的是摒棄的威力并不是源于語言嘲諷，而是來自相關內部權益的喪失，源于實質性利害關系帶來的威懾、威脅、歧視、約束，比如信用證明、用工限制、開除等等。甚至于摒棄是敵對的開端。有實際獎懲手段，道德才都有存在基礎，三綱五常不是由說教實現的。一個組織在內部放棄強勢手段，就會讓個體重回叢林，叢林雖有自由和公平，當然這也意味著個人得承擔所有的風險，得變成超人，個人要承擔所有負擔，比如需要私人保姆、保鏢、醫(yī)生、律師、質檢員，再多的金錢也都不夠用。一個組織放棄內部強勢手段之后，還意味著出讓秩序主導權，小學生都知道拉幫結派，直至這種小秩序重新主導整個群體。

道德實際上是一種內部標準、內部規(guī)則、內部措施，這是外部手段不宜插手的。目前，由于能夠實際操作的只剩法律標準，所以道德實際上被廢棄了。（這篇文章主要是闡述執(zhí)行機構的規(guī)律，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需要的內容在另一篇文章中。）

二、三條防線

一個社會群體有三道具有不同規(guī)律的防線，分別是國法、家法、道德，如果說道德是高線，法律是底線，那么家法就是中線，家法實際包含有法律和道德防線兩種特點。比如，從高、底線不同的舉證特點看，道德審判是“疑污從有”，舉證責任主要在懷疑對象，司法審判是“疑罪從無”，舉證責任主要在調查者一方，而家法的特點，在于調查方和被調查方只承擔各自的舉證責任，而不是某一方承擔全部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家法只需要指出疑問的確鑿性，而審查對象必須畫完剩下那半個圓。

就如道德防線一樣，家法防線也被廢除了。當前所謂法治，并沒有區(qū)別內外監(jiān)管的不同規(guī)律，實踐當中只有“不禁則行”、“疑罪從無”等原則，讓內部管理者喪失了大多數內部管理手段，無法執(zhí)行家法、道德約束。

冤案中家屬并不相信所謂的法律事實，她們對于真相的追尋不會止于條文、程序、證據，她們相信的是充滿著主觀性的“真相”，這種猜測實際就是內部“家法”邏輯原則。當然據悉“真相”之后，家人選擇搜尋證據、辯護、包庇或大義滅親是另一回事，保持自我標準，本就是“家法”的規(guī)律。堅持自主判斷，也是因為完整的獨立立場，既然司法程序不受家人態(tài)度影響，也不承認那些主觀“真相”的證據效力，反過來，家人也不應該被司法機關直接影響。比如，司法處置重了，家人不作反應，則不成家；司法處置輕了，家人不作反應，則對內無以自律，對外無從交代。

不能簡單認同外部結論，更不能將內部思考權交給外部機構、外部原則，這才是家法的定位，這也是紀律的定位。新的紀律處分條例放棄自己的標準，將與法律重復的條款從黨紀之中刪除，就等于放棄黨紀的自我思考權力，等于在借著法治的名義，以法代紀。不知道以后的黨內爭論中會不會出現龐大的律師團？

三、內外紀法的差異

（一）兩種事實。

 從“開房只聊天”案例看，沒有證據未必不是事實。以證據為中心的邏輯，需要充足的證據，而缺少證據恰恰是現實常見現象。

國法和紀律的差異首先就在于兩種事實基礎。

客觀事實不僅需要建立在證據上的直觀判斷，還需要分析推理之類邏輯認識，否則就不可能形成正確的結論。

法律事實嚴謹于證據和程序，實際也就是止于條文、程序、證據、成本。正是因為過多的排除了許多有爭議、不容易界定、不容易取證、不容易取得好效果的因素，所以法律事實只是一種簡化事實，甚至是難以接近客觀事實，尤其是在復雜的協作配合和工作任務中追究責任，法律事實的標準更顯局限，與客觀事實相距千里。就如高速公路的效率就在于其排除了過多復雜因素，如果讓高速通到每個山村，讓高速變成街道，那么高速本身就不高速了。

紀律的定位是家法，起點和終點都是內部主觀認識，依賴于邏輯認識。雖然邏輯認識，存在一定的主觀性、操作性、正確率等問題，被人譏諷為“猜測”，但紀律實際上具有更多手段排除這些不穩(wěn)定因素。

（二）兩種手段。

讓對象承擔相當的舉證責任，這正是紀法在手段上的差異。

職權范圍內，并不適用疑罪從無。復雜的協作配合和工作任務難有全面充分的物證，權力甚至連眼神都不用給，就能達成目標。可以說權力人不積極配合，就難以監(jiān)管，不主動釋疑，就難以審查，不自發(fā)承擔錯誤，其系統性責任就劃分不清。這種內部問題，只有讓權力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包括舉證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的責任，才可能不留死角，這不是法律事實所能夠全面、準確描述的。

被審查人不是弱者，反倒是有著相當權力的強人，在體系內有著相當對話能力，更由于強勢社會地位和關系網絡，其話語權遠高于司法程序中的嫌犯。同時，由于紀律、道德處置措施的限制，批評、警告，最多也就是開除，所以必須具有更為主動的執(zhí)行手段，否則就是蓄意包庇。所謂官官相互并不是潛規(guī)則，而是法律原則的另一面。

（三）兩種正義。

司法原則的最大賣點是程序正義，然而司法原則的最大漏洞也就是程序正義。

司法程序可以無所謂的翻燒餅，一審、二審、三審等等，是否事實，是否正義，難以預知，可是司法結論沒有責任人！

內部管理領域，所有問題都是從責任到責任，然而司法原則卻得出沒有責任人的結論，本身就是荒謬，就是災難。司法程序無法依據程序正義追究責任人，因為在博弈過程中，當事雙方和裁判都可能舞弊，而只要表面程序到位，責任實際上怪不到任何人頭上。

紀律審查所依據的是錯誤事實，每個疏漏或錯誤，都有責任人，都可以追責。正因為有人負責，所以負責人必須考慮包括初始目標、程序手段、實際結果、各方責任、后繼影響等等因素，才需要避免疏漏和錯誤。正是因為有人負責，所以內部調查是允許主觀性存在的。正是因為有人負責，所以歷史承認這種主觀性結論，相反，開房只聊天之類的法律邏輯能不能面對外部壓力，能不能經歷歷史的檢驗？

或許客觀事實永遠搞不清，或許主觀結論在不同時期、不同層次、不同立場都可能是不同的，誰都不能保證自己能夠正確一萬年，或許我們的主觀判斷不過是就小錯而避大錯，可是這種正確性有人負責，這種責任的競爭就是歷史前進方式。

（四）兩種定位。

黨員身份、公共權力不是公民的天賦人權，對象沒有沉默的權力。該解釋的不能解釋，該證明的不能證明，就是錯誤，就應當處理，主動釋疑既是內部本分。

調查對象可以選擇沉默，而組織卻沒有沉默的余地，畢竟交代錯誤事實重要，但是認識問題和改正錯誤的態(tài)度更重要，面對質疑不能解釋就等于背叛。忽視權力人應承擔的責任義務，盲目擴大話語權，給予“沉默權”，這不是在保護對象的基本權利，而是在破壞黨內正常的權力責任關系，是在限制公共利益的自衛(wèi)權。

信任是一切內部權力的基礎，也是紀律的出發(fā)點和終點，忠誠和信任對于司法不重要，對于紀律審查來說卻是根本所在。內部審查結果，需要報告給同志、上級、外界、歷史，他們的看法才是紀律的根本意義所在。看法可以無聲息的出現，也會悄無聲息的消失，這正是內部秩序的危機所在。

四、實踐需要強勢內部管理手段

實踐中，沒有強勢手段，道德和紀律的一些基本職責就無法得到實現。

紀律所需的實際并不多，由調查組證明疑問的確定性后，剩下的就要求對象在八小時內解釋并證明清楚。我們一樣可以復制“畫地為牢”的模式。

原來的執(zhí)紀方式，不承認沉默權，不開口即視為叛黨，實際上更符合紀律規(guī)律的執(zhí)行方式。

許多人擔心，強勢執(zhí)紀可能侵害黨員干部正當權益，重演文革時期亂象，但其時混亂源頭并不在于法紀自身，作為工具，在很多問題上是沒有自由的，是不可能擺脫上層領域影響的。如果說司法政治化是錯誤的，那么執(zhí)紀司法化，也會造成災難性后果。

五、司法式執(zhí)紀的后果

第一執(zhí)紀之難。因為“疑罪從無”，案件查辦時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對象默不作聲，百般狡賴，拒不承認，讓舉證責任完全壓到調查組身上。

取證壓力之下，許多時候紀委工作人員將部分舉證責任推給了舉報人，或不告不查，或要求舉報人提供準確線索，讓出于公義的舉報，實際接近了司法程序中原告的舉證責任，好像“著火”的是別人家。

取證壓力之中，如果不是有一定的上級壓力和經濟利益，有些問題會被視若不見，審查過程中甚至出現放棄部分責任的追究、承諾減輕處分檔次等等與對象討價還價的現象。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疑問擺在前面，事實出來一半，可是“病人”不愿坦誠，拒不開口，于是有的辦案人員會選擇違規(guī)辦案。還有的人看見了案件中的經濟好處，而不愿及時移交司法機關，所謂吃干抹凈。

取證壓力之上，一些“病人”寧愿耍賴、自殘，也要挺下去，他們知道只要拖下去，說不定當晚就能回家，就可能讓問題查無實據。即便查實了，只要疑問存在，就是他們出去后翻案的希望。當然也有崩潰的，在辦案點，突破規(guī)矩后，畢竟審查對象是弱勢方，問題是有多少人愿意出于公共利益，而克服手段上的困難和局限來維護公義？

或許上級紀委的組織手段、偵查辦法多些，可以商榷的利益空間多一些，又或許上級目光所及，力度大些，喝喝茶就能談出問題，可是基層紀委的確已經沒有什么有效的執(zhí)紀手段。

第二監(jiān)督之難。“不禁則行”本身在行政領域造成的危害先不說，可是“不禁則行”隨時可能演變成“無證據則行”、“沒人告則行”、“罰不抵罪則行”。

司法邏輯用于高、中線，實際就是在放棄內部秩序。沒規(guī)定的可以不作為，沒監(jiān)督可以不作為，最后就變成了沒好處的就找理由不作為。沒監(jiān)督可以亂作為，沒證據可以亂作為，罰不及罪可以亂作為，最后變成只要有好處就以種種大義之名亂作為，突破規(guī)則創(chuàng)造性的亂作為，顛倒是非黑白的亂作為。這種規(guī)矩下，法律雖然還有，軍隊還在，但是內部秩序崩塌，沒辦法進行有效監(jiān)督。

按規(guī)定而辦事，能否辦成事尚且未知，可是源自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等標準的是非對錯，不是規(guī)定能夠規(guī)定的，不是禁止所能禁止的。大多數人總是盡量靠近標準，如果標準只剩下底線，就等于沒有了是非對錯的規(guī)范，實際上就是放棄高、中防線，只剩下違法與否。失去了中、高線約束的多數人，總有動機、理由、膽量、能力去突破最后底線，僅剩法律制度并不比一張紙牢靠，法不責眾本身就是一個規(guī)律總結。

第三問責之難。涉及利益調整等對抗性矛盾，需要源自軍隊、法律、紀律、道德的公共權威，然而上級、軍隊、法律的權威太遠，如果基層負責人沒有紀律和道德層面的實際約束手段，等于公共權威缺席，等于讓個人頂上去，等于將空間讓私人權威。如果執(zhí)行上級決議，個體往往看不見上級權威，只看見具體執(zhí)行人的不讓步、不通融，問題變成誰來擔當？現實中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沉默，這才是更需要關注的現實問題。

有領導提倡個人擔當精神，可是私人權威跑到公共權威前面去只會是更大的麻煩。現在農村基層，待遇低、手段少，任務重，尤其是源自上級的對抗性任務，如計生、征地、拆遷等等，這種惡劣環(huán)境下，能存活下來的，只有私人權威。可是私人權威從來就不好管，他們總能尋找制度空子，總能發(fā)掘利益空間，對上級任務總有著自己的利益和思考，難免打折扣，陽奉陰違。更何況額外付出，本應有額外報酬，即便規(guī)則不允許，私人權威也會不問自取。私人權威，不管是擔當還是沉默，都不是人們能夠接受的，其中責任更是無法準確判斷。

第四信仰之難。司法式執(zhí)紀，查實的只能是少數人，少量問題，少量金額，司法或許可以慰藉自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而紀律則會陷入絕境。首先，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可是能人、強人們有的是手段讓大部分問題都疏忽過去，別的人當然也不愿意遵守篩子似的制度。其次，疏漏多了，會讓小問題釀成大問題，問題太多，掩蓋不過來，當然這樣容易被查證，這才是疏而不漏的真相，可是代價未免太大了。第三，后果大到一定程度，未必不會漏，待到傷不起時，未必敢不漏。那些判決了的案件，誰敢說全部查清了？那些被以具體罪行拿掉的主官，又真正承擔了責任？司法式執(zhí)紀無法面對內外信任。

兩種事實如果差距太大，舉報人和被舉報人當然各有依據，這實際上就是纏訪鬧訪現象真正的源頭，這種疑問不可能產生正面影響。忽略被調查對象應該承擔責任義務，不但無法震懾、教育錯誤對象，還給其造成錯誤認識，以為不留證據，不開口就不要緊，形成僥幸心理，這種執(zhí)紀當然無法教育領導干部。放棄紀律立場，人們懷疑的就不只是錯誤對象，還包括紀律本身，這樣的紀律無法產生內部向心力。

六、紀律不足

紀律終將回歸，問題會倒逼回來，區(qū)別在于是正常化，還是陷入另一個極端。

問題在于即便回歸，強勢紀律也不一定能夠讓黨員干部格盡職守。盡責，并不完全在強勢手段，辦法總比困難多，所謂世上就怕認真二字，只要認真，沒有強勢手段也能解決問題。即便有強勢手段，也不一定能讓人盡責，責任心不足的問題，不是強勢手段能夠根治的。

法律中實際上也有相關強勢規(guī)定，在涉及職務犯罪時給予了調查方一定的強勢地位，如《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和《行政監(jiān)察法》45條第4款有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解釋和說明”之類的內容。當然本人不是司法行業(yè)的，并不清楚其具體含義，也不清楚司法機關在實踐中的操作情況，但是黨紀方面連這類文字都沒有。

愿法律的歸法律，紀律的歸紀律，道德的歸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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