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題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一位普通勞動者通過自述，用質樸的語言，真摯的情感，喚起了許多網友的共鳴，收獲了眾多的贊嘆和淚水。
在2017年04月26日《人民日報》05版的右邊，刊登了人民日報評論員張鐵的一篇題為《感謝那些心懷文學的人》的文章。作為中國主流媒體的《人民日報》，也能開始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發出正義的聲音，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文章的最后一個自然段的文字：是的，因為好看，《我是范雨素》一文展現出文字表達、文學書寫對于個人、對于社會的意義與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個體遭遇、社會問題。從農民工子女就學到農民征地補償，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動問題的解決、公義的到來，也就能在實現文學社會價值的同時，展現人文精神的另一個向度。
一、底層的勞動者的遭遇。
《我是范雨素》中寫道：我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京城，做了育兒嫂，看護別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
范雨素是個底層的勞動者，育兒嫂、保姆都是全天候的工作，不會象《勞動合同法》里規定的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五天。碰到好的雇主還好，一旦遇上了一些不好的雇主，簡直就是受罪。如果受到雇主侮辱虐待，或者發生如拖欠工資之類的勞資糾紛，因為雇主不是用人單位，不具備用人資格，勞動仲裁部門不管，只有通過法院打官司來處理。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提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
司法公平正義最深層次的問題是處在弱勢群體地位的勞動人民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要解決這個深層次的問題，只有回歸社會主義制度，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在資本主義私有化社會中，在沒有錢辦不成事的社會氛圍下，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解決這個“深層次”的問題的。
“打官司”對于底層勞動者來說，是最大的不幸，因為底層勞動者是當今社會的弱勢群體。在強存弱死的叢林法則中，弱勢群體的遭遇是悲慘的。他們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在強存弱死的叢林法則中，法律的天平是傾向于強者。我們回到現實社會中就可以看到或聽到許多悲慘的故事。
打官司首先是要請律師，請律師就要花錢。全世界都知道，正是因為沒有錢才貧困，正是因為沒有錢才成了弱勢群體?，F行的律師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因為律師制度的本質是為資本(金錢)服務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打官司，搞選舉本來就是有錢人玩的游戲，都是金錢的作用，法律是為有錢人服務的，誰錢多誰就會贏得官司。打官司要花錢請律師的制度是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經驗后，中國的法律天平開始向有錢人傾斜的最明顯特征。
其次是打官司要耗時間，現在一場官司下來，少則半年，多則好幾年。勞動者是靠勞動生存的，不勞動就衣食無著落，無法生存。勞動是需要時間的，一個為了生存的勞動者哪來這么長的時間去耗官司?弱勢群體的人們玩不起。
再次就是當今社會有目共睹的司法腐敗現象，沒有錢去打官司等于是“天方夜潭”。
那些身居廟堂之上的一些官僚和社會精英們，因為忘記了中國共產黨當年帶領人民鬧革命的“初心”，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不了解勞動人民的疾苦。他們以為天天胡喊著“法治”，這個社會就會變好。好象社會上的一切亂象，只有高喊“法治”就能擺平。他們也許不知道底層勞動人民的具體遭遇，難道還不知道所有的“法律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這個真理?
要在中國實現“法治”社會，首先必須遵照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勞動人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所以中國的“法治”必須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向資產階級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離開了這個原則的“法治”就成了資產階級向人民群眾專政。
現在中國所采用的“法”是學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用資主義國家的“法”來治理社會主義國家，這就等于是“削足適履”。中國政府的官員現在是用資本主義國家買來的小鞋穿在社會主義國家這雙大腳上，不得不要削小自己社會主義的腳來適應資主義義這雙鞋。用資產階級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法治”，勞動人民還有活路嗎?
二、是誰“忽略了文章指向的個體遭遇、社會問題”？
《我是范雨素》一文展現出文字表達、文學書寫對于個人、對于社會的意義與力量。確實讓許多人產生了共鳴，所以覺得好看?！度嗣袢請蟆吩u論員的文章說：“我們卻不能因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個體遭遇、社會問題。”
文章中所指的“個體遭遇、社會問題”有哪些?
1、一夫多妻的社會問題：
跟著范雨素的描述，范雨素到北京后，做了“育兒嫂”，負責看護一個三個月大的小女嬰。 范雨素說：“我運氣真好，我做育兒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潤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兩個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給男雇主的如夫人看護嬰兒的。”
范素雨的雇主是一個上了胡潤富豪排行榜的土豪，她所看護的是這位土豪的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所生的嬰兒。“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歲。”也就是說，這位土豪的小老婆比他小25歲。
文中說“”有時我半夜起來哄小嬰兒，會碰到女雇主畫好了精致的妝容，坐在沙發上等她的老公回來。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臉比那個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宮斗劇里的娘娘一樣，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赡苁撬那吧咽軌蛄丝?，不作無用的奮斗。
每每這時，我就會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還是大清帝國，還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可我沒有特異功能，我也沒有穿越過呀!
在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那怕女人比男人年輕25歲也不是資本，還要“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社會現狀，導致作者恍惚起來。
有的人因為窮，娶不起老婆或者說是不敢娶老婆。有的人因為有錢，有幾個老婆，這是由于財富的分配不公而導致的婚姻不公。聽說中國有個著名的導演有許多老婆，生了7個孩子。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個，就算現在放開生二胎，也有許多人不敢再生，因為沒錢，養不起。有錢人不但能娶幾個老婆，還可以生許多孩子，這就是金錢的作用。這種社會現象是因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搞私有化而形成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的。
2、子女受教育的問題。
從《我是范雨素》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邊是土豪的如夫人所生的“大兒子在國際學校上學前班”。
另一邊是范雨素的大女兒交的兩個同齡不上學的朋友，一個叫丁建平，一個叫李京妮。“丁建平不上學是因為媽媽拋棄了爸爸，爸爸生氣。爸爸還說，公立學校不讓農民工的孩子上，上學只能到打工學校上，這樣的學校一學期換好幾個老師，教學質量差。反正上不成個器，就省點錢不上。”
“李京妮不上學，是因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還去騙李京妮的媽媽，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媽媽發現受騙后，氣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個善良的人，沒有拋棄李京妮。可爸爸說，李京妮是個戶口也沒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學校，都是沒辦學資格的黑學校，娃子們在里面上，沒有教育部的學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學。李京妮是黑人，沒必要再上這黑學籍的學校，來個雙料黑。”
針對這一社會現實，范雨素產生了同情心，并發出了路見不平的聲音：“心想，這倒霉催的教育部，誰定的這摧殘農民工娃子的政策呢?報紙上說，教育部這樣做，是為了不讓下面的學校虛報人數，冒領孩子的義務教學撥款?？山逃繛槭裁床粡椲览糁?，非要折磨農民工的娃子?”
一邊是土豪“給大兒子雇了一個少林武校畢業的武術教練，在自己家蓋的寫字樓里辟出了一塊三百個平方的場地，裝上了梅花樁，沙袋，單雙杠…… 給庶子一個人使用。除了學武，又找了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學霸，做家庭教師，包吃住，負責接送孩子，指導孩子寫作業，領著孩子去習武，還教六歲的孩子編程序。”
另一邊是范雨素說的，“大女兒學會了看小說后，我陸陸續續去潘家園，和眾舊貨市場，廢品收購站，給大女兒買了一千多斤書。為啥買了這么多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論斤買太便宜，二是這些進過廢品收購站的書太新了，很多都沒有拆下塑封。一本書從來沒有人看過，跟一個人從沒有好好活過一樣，看著心疼。”
我在廣東深圳，對于隨父母進城的農村孩子在城市上學的問題深有同感。政府的城鎮化政策說是號召農民進城，可這種城鎮化政策只接受有錢的農民進城買房，對買不起房的農民則拒之城外。深圳一直打著“來了就是深圳人”口號，對農村來的買不起房的農民，深圳這座城市從來就沒有把他們當作過深圳人。最近出臺了政策說只要父母有居住證，隨遷的孩子在深圳就有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可是辦理居住證的首要條件是先要有社保。試想，象范雨素之類的育兒嫂、保姆以及各類非用工單位雇請的人，流動在建筑工地、室內搞裝修的工人，實行代理制與保險公司合作的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以及保險代理人(經紀人)中收入較高的團隊管理者由于工作量大需要私人雇請的助理、秘書，還有長期在深圳打臨工的搬運工、鐘點工、私家司機、外包的勞務派遣工，拾荒者……這些眾多類型的外來者在深圳不下百萬人，他們哪來的社保?沒有社保辦不了居住證，沒有居住證的眾多類型的城市建設者永遠成不了深圳人，他們的隨遷子女也永遠享受不了國家的義務教育。更有一些父母因為違反計劃生育而出生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在計劃生育政策中已經受到過處罰，就算犯了罪也不可能一罪多罰吧?更不應該把父母的錯誤由孩子來接受懲罰。以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為理由拒絕這些孩子享受國家義務教育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更是沒有人性的。
3、貧富兩極分化引發的社會矛盾。
在《我是范雨素》文中，記敘了這樣一個故事：“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國人都知道，京郊農民戶戶都是千萬富翁，他們的房產老值錢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車炫表，炫皮包，炫衣食。這些炫法，我們皮村都不屑。我們皮村群眾炫的是狗，比誰家養的狗多。……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領著一支由十二只狗組成的狗軍隊，去工棚巡視，羞辱住在工棚里的農民工。”
這樣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常有發生。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有錢人生活反而越來越空虛。為了打發時間，中國舊社會的有錢人一般都熱衷于栽花、養草、喂鳥，一些有文化的人閑聚在一起時還搞什么擺弄字畫、猜謎、猜拳、行令、吟詩、賦對等。如今的人們有錢了，對這些傳統文化的東西并不愛好，一味追求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學習西方國家的人們養起寵物來了，這些人以養狗為樂，養狗為榮、養狗為優，養狗為尊。就象范雨素所住的皮村一樣，養狗是有錢人炫耀富貴的一種方式。幸運落到了狗狗頭上，狗狗由原本吃屎的動物上升到吃狗糧超越人類的享受，因為這些狗糧的價格比一般的人吃的食物價格還要貴，遛狗也就成了他們最大的樂趣。有的富婆自己暴露無遺，卻給遛的狗狗身上穿上華麗的衣帽，養寵物狗也就成了中國富人炫耀財富的表達。更是有的人因為學習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居然公開以外國人的口氣，要改變中國人民的飲食習慣，要求中國人必須按照西方國家的飲食標準，“不準中國人吃狗肉”!這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養寵物狗只是中國貧富差別的一個方面，由養狗引起的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有人驅狗咬人，有人強迫他人向狗狗下跪，在江蘇的連云港市，一個小伙子和女朋友一起走在路上，經過一個小區時，遇到一條寵物狗，惡狗咬傷了小伙子的女友，女友住進了醫院。小伙子再經過這個地方時，這條寵物狗再次要咬人，被這個小伙子打死。連云港公安部門沒有追究狗主人縱惡狗咬人的過錯，反而把因惡狗咬人為了自衛打死惡狗的年輕人抓進監獄。連國家的公安部門都護著養狗的富人，這個世道還有什么法理可講?
貧富兩極分化所導致的貧富社會矛盾，有些別有用心地人把這個責任強加在窮人頭上，說什么是窮人“仇富”，說這種話的人不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邏輯么?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窮不與富斗，富不與官斗”的古訓，富人不欺侮窮人，窮人會仇富么?貧富矛盾的惡化是有錢人為富不仁造成的，就象官民矛盾的惡化是為官不正的官員造成的一樣，怎么能夠反倒過來責怪窮人呢?
4、征地補償問題。
《我是范雨素》文中揭露的因征地補償問題而引發的當地政府與人民群眾矛盾惡化的問題只是中國社會現實中的一個小小的鏡頭。
文章中說：“村里征地，一畝地只給兩萬二千塊，不公平。……母親告訴我，她跟著維權隊伍，去了鎮政府，縣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推推搡搡。維權隊伍里，隊長六十歲，是隊伍里年齡最小的，被維穩的年輕娃子們打斷了四根肋骨。母親八十一歲了，維穩的年輕人是有良心的，沒有推她，只是拽著胳膊，把母親拉開了，母親的胳膊被拽脫臼了。”
“一畝地，二萬二就全部買斷。人均地本來就很少，少數不會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沒有當權者愿意想這些，沒有人愿意想靈魂。神州大地的每個旮旮旯旯都是這樣，都認命了。”
范雨素說得對，在整個中國，強征暴斂又豈只是她的老家?更何況她老家湖北襄陽這次征收土地是為了“建鄭萬高鐵的火車?？空?rdquo;，應該屬于國家建設項目吧!看看正在熱播的《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為了政績，為了GDP，為了光明峰的項目，單單大風廠的廠地就值十個億。腐敗官僚和山水集團資本集團勾結在一起，由市委書記李達康親自帶著拆遷隊對私有化后的國營企業大風廠實施強拆，引發了一場大火。這樣的群體事件和各地發生的個體事件，正如范雨素文中所說的：“神州大地的每個旮旮旯旯都是這樣”，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有什么辦法呢?
1956年11月15日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毛主席堅決支持河南農民用民主的方法，集體抗議官僚主義者強迫農民搬家的行為。毛主席說：“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可是，毛主席已經逝世幾十年了，沒有毛主席領導的中國農民都成了弱勢群體，他們也只好“都認命了”。
回過頭我們再來看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郊的土地補償是個什么樣子。范雨素文中寫道：“京郊農民戶戶都是千萬富翁”，為什么“京郊農民戶戶都能成為千萬富翁”?相比之下，過去貧窮到討不起老婆的深圳農村，現在建市后也同樣都是千萬甚至億萬富翁，為什么?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原來城郊的農民比別的地方的農民聰明能干嗎?顯然不是。我看到，過去身份是深圳農民的深圳人現在什么都沒干，除了收房租就是享受村里的分紅，錢多得沒地方放。當然這些錢都不是他們勞動得來的，是黨的私有化政策恩賜給他們的“改革紅利”。
《我是范雨素》文中所提及的問題，看書的人并沒有忽略。忽略這些問題的是制造這些問題的人。一些高居廟堂之上大力主張搞私有化的人，如果不是忽略人民群眾的這些種種遭遇而執意要搞私有化，那就是大大的惡人了。
《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最后說：“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動問題的解決、公義的到來，也就能在實現文學社會價值的同時，展現人文精神的另一個向度。”說得有點道理，但如果寄希望于一個普通勞動者發出的聲音，是不可能。
《我是范雨素》是發自底層勞動者的聲音。今年的“五一勞動節”即將到來，我們只希望這種聲音能夠讓高居領導聽到，然后仔細分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是如何惡化的，能夠反思“私有化”的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哪些災難，這就是中國人民之大幸。
一篇文章能夠起到的作用有限，要“推動問題的解決、公義的到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制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中國共產黨政府才能重新得到人民群眾的充分信任，才能重新建立黨群之間血肉相連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希望越來越富強，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才能夠如期實現。
賀濟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1cf8160102wtv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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