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亡黨亡國，雖然各有其特殊性，但卻都貫穿著一條普遍性規律，這就是：它們并非亡于國力的物質落后，而是在國力有所發達以后，亡于國家的精神墮落、理論謬誤、意識形態腐敗、顏色革命危機。也就是說，它們主要亡于國運衰竭，即主要亡于體制內反馬、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由量變到質變泛濫的顏色革命。
中國的鄧相超類現象——如：茅于軾現象，賀衛方現象，王長江現象，張鳴現象，袁騰飛現象，薛蠻子現象，任志強現象，畢福劍現象，劉勇現象，左春和現象，南方系現象，炎黃春秋現象，中央黨校現象，法律黨現象，漢奸文化現象，第五縱隊現象，等等綜合現象——是比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更為嚴重的意識形態腐敗、顏色革命危機。
把顏色革命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外因，是錯誤的。外因再重要，它也只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不得不承認，我國的意識形態腐敗、顏色革命危機，主要是在全面否定大眾民主的“歷史決議”和營造私有化的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伴隨著妖魔化“人治”、宗教化“法治”的唯法制建設，同步泛濫起來的。換句話說，主要依靠“法治”，根本不能遏制法律法規政策和思想理論路線自身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病毒感染的頹勢，從而不能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腐敗和顏色革命危機。
近來，山東省政府對鄧相超事件的處理，河南漯河市電視臺對劉勇事件的處理，河北省石家莊市對左春和事件的處理等，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黨群互動的意識形態人民戰爭的偉力。習總最新指示，要把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作為政法機關的首要工作來抓，防止顏色革命，警惕顛覆勢力。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強調，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堅決抵制西方憲政民主錯誤思潮，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些新的情況，綜合體現了18大中央核心對顏色革命危機應對方式的重大政治轉變——即在一定程度上向黨群結合的群眾路線鋤奸方式的令人期待的飛躍。這是有效解決體制內外意識形態腐敗、顏色革命危機的唯一正確方向。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理清人治、德治和法治之間的辯證關系。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意識形態腐敗(精神墮落，理論謬誤)，是經濟、政治腐敗的思想靈魂根源，是導致政黨和國家敗亡的最可怕的腐敗。
在現實中，人們對同一事物的認識，可以有千千萬，但真理性認識，卻只有一個。有了真理性認識，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會有正確的指導。
真理性認識的軌跡，就像一個螺旋式大圓圈，它上面的任何一個小的認識點，都不是一個純粹的直線段，而是曲線的一部分，是直與曲的對立統一。對一個圓進行無限分割，可以無限趨近直線，但永遠也達不到真正的直線極限。如果從圓上的任意一點沿著切線方向飛出去，它就脫離了圓，成了直線。也就是說，脫離了辯證認識的螺旋圓，沿著切線認識方向飛出去，就成了形而上學的直線式謬誤認識。真理和謬誤，不是絕對分離的東西(就像曲與直不能絕對分離一樣)，而是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對于任何一個真理性認識，我們只要在理解和運用中，一走極端化(切線方向)，就一定會陷入毛主席經常批評的“形而上學猖獗”的歧途。所以，我們要對真理保持至高的敬畏。列寧說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出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謬誤。”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57頁) 而法律黨所誤導和扭曲的法律、法治，何止只是“形而上學猖獗”!
改革開放以來，“法治”不絕于耳，法律被抬到了大于天的至高無上地位，法律黨也成了太上皇，而“人治”卻被踩到了腳下。可問題是，“法治”就不需要“人治”去“治法”?
事實是，“槍不殺人，人殺人”，“法不治人，人治人”。所謂的“法治”，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人運用統治階級的法實施的統治階級的“人治”。資產階級的法治，就是借助于資產階級法律的資產階級專政的人治;而無產階級的法治，就是借助于無產階級法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治。
對于治國來說，僅有“法治”，只是一條腿走路，古今中外普遍的治國方式，本質上都是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即“人治”統帥下的“德治”和“法治”的混合或者有機結合。
所謂“德治”，就是統治階級通過道德教化、文化教育、藝術熏陶、風俗引導、思想政治運動等等進行的綜合治國方式。德治是法治的統帥，法治是德治的工具，換句話說，法治只是人治中治標的強制性工具，德治才是人治中治本的靈魂教化。當然，德治也有階級性。無產階級的德治，是最進步的德治，而剝削統治階級的德治，在社會上升期，有一定的歷史進步作用，而在社會沒落期，就是愚民教化。例如，西方的普世價值，修正主義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和以經濟建設為綱等等，就是這種愚民教化。
把有階級性的法律吹噓成天王老子(即把剝削統治階級的利益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把法治宗教化、愚民化(即對資本人治或官僚人治的神化)，是連處于進步上升期的剝削階級優秀思想家、政治家們都不齒的。一個社會如果主要依靠強制性的法治了，說明這個社會已經到了道義上和發展上的沒落期了。
國家，法律，法治，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所以它們都有階級性。而法律法規的階級性是由執政黨的政治路線的階級性所決定的，在不同階級性的政治路線的統帥下，可以對包括憲法和黨章在內的法律法規進行指向不同階級性的制定、修改和運用。也就是說，執政黨及其政治路線的階級性，統帥性地決定著法律、法治等政治工具手段的階級性；而社會的經濟基礎，則是基礎性地決定著法律、法治等政治工具手段的階級性。可見，主要依靠法治，決定不了政治路線的階級性，也就決定不了憲法和黨章的階級性，從而遏制不了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向官僚化和資產階級化的內在自然蛻化;遏制不了無產階級革命黨向官僚資產階級執政黨的內在自然蛻化;遏制不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向資產階級專政的內在自然蛻化。
改開以來，主流精英墮入了法律拜物教的境地，認為人治不可靠，只有建設好法治社會，才能使我們的國家走上一勞永逸的規范發展道路。這是主流精英染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瘟疫所產生的社會發展幻想。
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經過了數百年的法制建設，法治不可謂不發達，然而，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這個不治之癥，卻是愈演愈烈，市場經濟社會也病入膏肓。可是，法律黨卻還在大肆鼓吹西方的法治理念!其實，封建社會強調君權神授，不就是在神化官僚民主（官僚專制）的君主人治嗎?西方國家強調法律和法治至上，不就是在神化資本民主（資本專制）的資本寡頭人治嗎?官僚社會主義國家強調法律和法治至上，不也是在神化官僚人治嗎?只有毛澤東的人民至上的大眾民主（人民民主專政)，才是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治。
在無產階級大眾民主集中制人治統帥下的德治和法治，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德治和法治。社會主義的法律和法治，只能是大眾民主人治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工具是不可以篡據主人地位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排斥大眾民主、強調法律和法治至上的極端，就必然陷入官僚民主、精英人治的歧途。而官僚民主比資本民主還要落后。在市場經濟基礎決定憲政民主上層建筑規律的作用下，官僚民主必然會最終墮落成憲政民主。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占絕對主體的經濟，是資本專制經濟，而資本專制經濟是拒斥共產黨一黨領導制的。針對這個問題，王長江曾經鼓吹，共產黨必須由革命黨轉型為領導市場經濟的執政黨(搞憲政民主，多黨競爭執政)。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黨建思潮，然而它卻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是憲政民主顏色革命亂象的經濟策源地(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不過是“鄧**神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是王長江離職講話的文眼——“這件事本身，我自信過一、二十年再評價也不算晚”——底氣十足的經濟根本原因。可以肯定地說，共產黨既要堅持市場經濟，又想長期拒斥憲政民主，是根本做不到的!實際上，官僚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短暫的社會過渡態，它的自然演化的邏輯終點，只能是通過憲政民主顏色革命質變為正統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往往伴隨著大國被肢解的厄運)。而改開后鄧相超類現象的泛濫，就是肢解中國的憲政民主顏色革命的量變積累。所以，只有逐步但堅定地回歸大眾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有機結合的毛澤東之路，才能真正遏制憲政民主顏色革命，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復興社會主義。關于這一點，我也來PK一下王長江離職講話的那種自信：這件事本身，我自信過一、二十年再來評價會看得更清楚(當然，若王長江們得逞，很可能歷史已經不會再給中華民族一次機會了)!【王長江的黨建理論，是自我搞顏色革命的高層木馬病毒。因為：共產黨在執政之前，是同“物質的敵人”斗爭奪取無產階級行政統治權的革命政黨；而共產黨在執政之后，則是同“精神的敵人”（私有思想文化觀念）斗爭奪取無產階級思想文化統治權的革命政黨。而王長江卻鼓吹共產黨必須由革命黨轉型為領導市場經濟的執政黨，這不就是讓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向資產階級投降、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嗎?!】
所以，排除大眾民主的群眾路線，只想主要通過法治“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一勞永逸地解決執政的共產黨官僚化、腐敗化的問題，只能是一廂情愿。在資本專制時代，脫離無產階級大眾民主約束的法治，只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沒有“大眾民主把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關進籠子”里，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就只能官僚化資本化。而當市場經濟基礎坐大、買辦資本勢力膨脹以后，國家權力就只能陷入“資本把權力和民眾關進籠子里”的憲政民主資本專制結局!
總之，法律和法治至高無上，是形而上學猖獗。只有運用無產階級大眾民主集中制人治統帥下的德治和法治有機結合的手段，才能有效遏制共產黨思想政治路線的資產階級化頹勢，有效遏制執政黨的官僚化、腐敗化和資本化頹勢，從而從根本上遏制鄧相超類顏色革命現象的燎原之勢。
然而，“我們在為祖國高興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目前要打倒反毛勢力和鏟除漢奸，還面臨著的極大困難和阻力，其中最大的困難和阻力，就是來自于鄧小平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對毛主席三七開的‘歷史決議’。……中國的反毛反共浪潮，完全是從‘歷史決議’開始的，并且也是在‘歷史決議’的保護下愈演愈烈的。不改變這個反毛反共保護傘的‘歷史決議’，反毛反共浪潮就遏止不住，包括孟建柱這個講話本身也難以落實，習總所講的政治安全更是難以實現。……但是，由于中國左翼愛國力量不掌握國家資源和國家政權，能夠直接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所能做到的只是避免人民大眾被極右勢力忽悠發動內亂，防止西方國家趁機侵略和解體中國，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改變‘歷史決議’的自殺性判決，則只能依靠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我們才呼吁黨中央盡快解決‘歷史決議’造成的被動狀況，盡快砸碎‘全面否定文革’這把反華勢力宰殺我們的政治尖刀，真正保障國家的政治安全。”(《張宏良：國家政治安全才是最根本的安全》)
【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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