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相超何許人也?山東某大學教授，某研究所所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山東省政協常委，還是政府參事(相當于顧問一類的職銜)。除此之外，還有一串顯赫的頭銜。——一句話概括：功成名就的社會精英階層典型。
他最近成為網絡熱點，因為長期在微博上散播各種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被山東省人民政府解聘省政府參事職務。還被學校處理了，記了過，提前退休。——反毛反黨幾十年年，最后結果看來也是平安落地。拿著退休金安享老年，更不要說這些年撈到的名利好處了。
不過，他不是共產黨員，是民進(大陸的民進)。我黨向來寬大，估計以后也不會找他秋后算賬。此事熱點一過，到后面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聯網熱點轉換極快，那位黨校的王教授不也就辭職了事。
其實，我一點都不想多寫他。這種端著共產黨的飯碗，享受著體制的種種好處，既出名又牟利，轉過身就大肆謾罵體制，詛咒中國的跳梁小丑，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不過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馬前卒而已。
鄧某被查處，并不是組織上的主動作為。這廝此次作死作得太大，超過了底線，竟然在毛澤東誕辰123周年之際，大放厥詞——事后還撒謊說自己微博賬號被盜，想一躲了之。只是這一回，引發了群眾自發的批駁，順便把他的老底，曝光了個底朝天.輿情風暴之下，誰也罩不住他，名利的小船說翻就翻。
算起來，微博大坑里長長的名單，這一次又添加了一個“名人”。
我堅決不玩微博，平時也偏居一隅遠離圈子，互聯網江湖的是是非非，我多半視為浮云。只是這一次，輿論開始傳播另外一種聲音，將掀翻鄧某的人民力量，直接隱喻為現代義和團，甚至映射當今的某某人為慈禧太后，利用流氓群眾來反政敵。
聯想到長期以來，把網絡正能量群眾隱喻為“愛國賊”的說法，我覺得該說點別的東西了。
今天察網頭條，發的是李北方的文章——《偉大的義和團精神萬歲，兼談鄧相超的“倒掉”》。其中提到：關于義和團運動，一百年前有兩種針鋒相對的看法，今天仍是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認為義和團是仇視西方、仇視現代文明的頑固舉動；而進步的知識分子，比如容閎，則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華民族民氣未死的象征，是中國免于被西方列強瓜分的關鍵因素……
義和團的反帝往事，不必詳說。關于鄧某，后面不會再提半個字，放在歷史場合里，他的那些下三濫的抹黑文筆，沒有任何留存歷史痕跡的價值。
【義和團運動后的1900-1931年】
義和團運動最終是失敗了。它招致了洋人的瘋狂報復，在八國聯軍侵入中國以后，清政府后來被逼簽訂《辛丑條約》，除了賠償白銀4.5億兩，還要清政府做出保證，嚴禁人民參加反對列強的活動。不僅參與義和團的群眾被大量屠殺，同情和支持義和團運動的官員，也被查辦革職斬首。
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后果其實遠比《辛丑條約》之上的條款更為嚴重。它意味著另一場對中國的隱形戰爭的全面發動。——那就是對中國人弱化洗腦運動開始(以傳教為主要手段之一)。
《辛丑條約》簽訂之后，舉國上下，從官員到普通百姓，畏懼洋人如虎。《官場現形記》里面有一節《制臺見洋人》，就是真實的寫照。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洋人在中國境內，就是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辛亥革命之后，買辦出身的國民黨人，自然不會收拾這些洋人，所以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統治，后來變成軍閥割據而已——這實際上對洋人是有利的，軍閥割據比統一的中央政府好對付，起碼可以分而治之。
在1900-1931(我寧可認為9.18是抗戰開始)販賣鴉片一類的買賣，對洋人來說變成了次要的生意，因為中國人自己在種植，自己在吸食。洋人除了做殖民地經營之外，大肆輸出精神毒品——傳教。
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并不是傳播先進文明。而是傳播一套逆來順受的思想，寄命運于上天和來生。——印度是天然的活樣板。
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主教，在紐約一次基督教儀式上說：“傳教士剛到非洲時，他們手里拿著《圣經》，我們手里有土地。傳教士說：‘讓我們祈禱吧!’我們便閉目祈禱。可是到我們睜開眼時，發現情況顛倒過來了：我們手里有了《圣經》，他們手里有了土地。”——這就是全部的真相，只不過同樣的套路，他們在非洲成功了，在中國并沒有成功，因為中國后來有了毛澤東。
前幾天我有一篇文章，講述30年的國家氣運浮沉。在義和團被絞殺之后的三十多年，中國大部分的“發達”地區，在鴉片和宗教的雙重毒品作用下，整個國家上下，從官員到民眾，普遍喪失了反抗的“血性”。
國民沒有了血性，于是我們看到后來的“濟南慘案”、看到了9.18的不抵抗，看到了“低調俱樂部”的投降主義，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慘劇——在敵人屠刀之下，綿羊一樣的國民。諷刺的是，在日軍屠刀之下，拯救了大量南京百姓的拉貝先生(他的《拉貝日記》是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證據)，是一個德國傳教士。
從這個角度來看，義和團運動之后的30多年，整個中國都在被有計劃地進行文化閹割——同時，我們看到了那么多妖艷罌粟花的“民國大師”，這都是精神麻醉的一部分。
國民血性淪喪，后果當然非常嚴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當然也充分評估了中國人的反抗精神。結論當然是中國人沒有反抗的“血性”，所以才有“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口號。
整個抗戰期間，戰場上的主力士兵，大量來自四川、廣西、湖南、江西、云南、山西、陜西、甘肅等等這些偏遠省份——因為這些地區，洋人傳教還沒有那么深入，精神沒有被閹割得那么徹底。說這些，并是地域歧視，而是說明精神毒品的危害。
【卷土重來的精神毒藥】
因為中國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有了精神的支柱，現在更提出了“三個自信”。我們的自信從何而來?從不斷的勝利而來，從民心向背而來，從歷史的發展規律而來。
自然，我們的敵人對此恨之入骨。當年他們在非洲成功了，在印度成功了，在很多國家或明或顯地也成功了(現在的殖民地2.0版本)。他們想要摧毀中國人的自信，重新奴役中國人，把1900-1931的把戲，再玩一次。
看看他們在TW，在HK，給年輕人洗腦的效果吧。他們把“普世價值”以宗教的方式來推廣——順便買通各種各樣的官員、名人、文人，讓這些人替代他們發聲。大陸近在咫尺的成就，他們都假裝看不見——他們捧紅的是龍應臺這一類的買辦文人。
當他們那一套伎倆，被一個個識破，被人民群眾唾棄的時候，他們就給愛國群眾戴上各種帽子——“毛左”、“義和團”、“愛國賊”種種名目。他們多么希望中國人沉默著，麻木著，順從著，一如一百多年前那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對TW、HK的精神下毒，是很成功的。他們是多么希望在內地青年人中間，復制出一批批黃x峰、“太x花公主”之類的腦殘。
只可惜，中國不再是一百多年前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中國人民早已覺醒，那一套東西，想要再忽悠中國人下坑，并不容易。
【“人民戰爭”也需要體制力量一起前行】
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很大程度上震懾了西方人，讓他們對于瓜分中國有了一些忌憚。——畢竟有一批洋傳教士被殺，很多西方人對這篇東方神秘土地，有心理陰影，需要更長時間才有更多人有勇氣過來。因此列強雖然侵入中國，并不急于立即推翻清政府，轉而尋求通過代理人來控制獲益，再通過長時間的精神毒化，慢慢消化肢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人民戰爭”的早期模式。只是缺乏優秀的領導，也沒有先進的思想引領，反帝的目的，也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雖然失敗是必然的，但是我們不能跟著西方人的輿論導向，把義和團運動污名化。
時代變了，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就轉移到了互聯網上，(就不提那些被color革命的國家了)，2016年7月份，針對當時趙V事件的輿論斗爭，我寫過一篇文章《資本操控下的互聯網媒體&新時代的人民戰爭》，打贏輿論戰，不能只依靠官方，更需要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
回顧這半年互聯網上的輿論斗爭，無論是“趙V”、“支付鴇”、“王長江”、……無一不是先從人民群眾發起的輿論熱潮，然后“有關部門”再介入，有時候當事方頂不住壓力，主動改正。——這顯示了網絡上“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更值得欣慰的是，人民群眾發起的輿論戰，雖然偶有一些過激言論，但是整體上充滿了理性，這是比激情更強大的力量。
只是，在人民群眾的覺悟面前，我們的“有關部門”似乎應該反省：誰縱容了體制內那么多的“推墻黨”？誰讓這些人，不僅十幾年大搖大擺地散布謬論，而且還名利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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