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中央臺的《社會記錄》欄目播放了一個節目“念無名氏”，展示了抗戰期間的一些慘烈畫面，其中一幅照片，是一個犧牲在徐州會戰中的年輕國軍川軍士兵的照片，衣著襤褸，腳穿草鞋，令人肅然起敬，可以說，犧牲在抗戰前線的每一個先烈，都值得我們紀念，中華民族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犧牲，盡管他們的姓名已經無從考證。
由此，草民聯想到近來某些精英人物借“紀念抗戰”引發的一種思潮或者說鼓噪，就是要“正名”，為誰“正名”呢，為“抗戰領袖”蔣介石先生，意思說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抗戰史”是“埋沒”甚至“歪曲”了蔣領袖的作用與形象，所以要“正名”，其中，以發表馬立誠先生的“對日新思維”文章而聞名的《戰略與管理》雜志主筆黃鐘的一篇討伐式的“檄文”最為轟動，標題是“中國應該重寫抗戰史”，當中就為蔣“領袖”頗為不平。
記得小時候看電影、課本、書籍的時候，就曾經奇怪于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什么頂著國民黨的“十二角星”帽徽，稍通歷史后，就懂得了當時共產黨為民族大義，摒棄前嫌，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包括接受國民黨政府的統一整編，擁戴蔣介石為國家抗戰的共同領袖，所以才有了八路軍(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路軍)、新四軍(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番號，共產黨執政以后，并沒有對這些歷史真實有絲毫避諱。但是，從抗戰歷史來看，蔣介石先生“內外有別”、“派系親疏”、對“黨外”外反共滅共、對“黨內”鏟除異己的思維卻是一貫的，沒有絲毫動搖的。
如果說國民黨當局對八路軍、新四軍停發軍餉，甚至反動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變等屬于國共兩黨斗爭的歷史其本質使然的話，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察蔣領袖對待“黨內”國軍抗戰將士的情況，看歷史有沒有“冤枉”了蔣“領袖”。蔣介石把國軍分為嫡系中央軍和非嫡系雜牌軍，因為共同抗日的理念，國民黨新軍閥們也停止內斗，擁蔣抗日。然而，嫡系部隊獲蔣特別照顧，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都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的軍需糧餉則常被克扣。在使用方針上采取驅遣收編，派往剿共、抗日前線，俟其傷亡殆盡后乘機裁撤其番號，或將余部遣散、改編歸并其它部隊，空出的番號則由嫡系補充。(據香港南粵出版社《李宗仁回憶錄》)。
比如，退入關內的東北軍，吳克仁部第67軍在滬戰中英勇作戰，作出重大犧牲，不但不獲補充，反被取消番號消滅。在抗戰期中被取消了番號的還有何柱國的第15集團軍，第51軍郭希鵬部騎兵第3軍，徐良部騎兵第2軍;騎10師師長檀自新于抗戰初期以貽誤戎機被槍決。東北軍入關的4個軍10個師一個獨立旅兩個騎兵師，到1947年2月只剩下周福成的第53軍殘部，第53軍在平漢線撤退時留下了呂正操一個團，和八路軍創造了冀中解放區。
東北軍一團上尉營長高競榮說：“我們進關后，中央不惜用種種毒辣手段排擠我們，抗戰前把我們放在剿共內戰的第一線上;抗戰中不給我們補充，編來編去我們都成了有職無權，連個正規番號都沒有。”少尉副官丘長明說：“編來編去，把我上尉降為少尉，還要開除我。今天把我弄到內戰火線上當炮灰。”(《陸軍新編11旅曹旅長痛陳國民黨消滅雜牌罪行》)
比如，抗戰中四川是全國服兵役人數最多的省份，雜牌軍部隊參加抗戰的也以四川為最多，至1940年統計為6個集團軍，12個軍36個師。計為孫震第22集團軍，;楊森第27集團軍，建制部隊為第20軍;李家鈺第36集團軍;王瓚緒第29集團軍;王陵基第30集團軍;留在川康后方的有潘文華的第28集團軍和劉文輝的第5軍團。川軍在抗戰中傷亡迨盡，國民黨政府不予補充，或取消其番號，或把長官替換為中央嫡系，達五個軍之 多。抗戰后，國民黨政府以整編為名，借機大量裁減川軍。
在抗戰后的軍隊復員裁編中，編余復員國軍官兵的命運最為悲慘，“編余的282名四川軍人‘5月1日起發給旅費一萬元，薪餉兩月，二等兵得二萬七千元，自揚州購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還鄉，至沙市宣告斷坎，宜昌縣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無半文，無力還鄉。’”(1946年5月31日天津《益世報》);“各部隊中之湘籍子弟以及來自田間籍隸冀、魯、豫、鄂、贛、蘇、皖等之編余士兵，今日彼等之家鄉大部都因受兵災匪禍，發生嚴重之糧荒。據可信估計，若干部隊中之農家子弟，為數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成‘有甲可解，無田可歸’之難兵。”(1946年3月27日上海《申報》);“欲從商，無資本;欲從工，工廠已關門。且八年打仗，家破人亡，田園荒蕪，亦無力重建家園，當前大部分已淪為乞丐，沿途討飯，少數以挑水擔柴擦皮鞋為生，夜間露宿街頭。”(1946年6月1日天津《大公報》)。
與此同時，一些在抗戰中投降日軍，蹂躪同胞、無惡不作的偽軍，卻被蔣領袖收編為嫡系，參加進攻解放區的內戰，國民黨收編加委的偽軍共有68股之多，50萬人之眾。如龐炳勛、孫良誠、張嵐峰、孫殿英、吳化文(后來起義投降解放軍)、門致中、李守信等十大股偽軍被收編加委為第一路至第十路軍。閻錫山在山西將所有偽軍、偽綏靖軍、偽保安隊改編為六個“省防軍”。以溫懷光、趙瑞、楊誠、王干元、韓步洲為分任軍長。任援道、程道生、李雨霖、李英、王自全、蔣希圣、郭任民、郭清、侯殿卿、侯如墉、厲文禮、趙維藩、曹凱、秦潤普、李瑞章、孫文明、何連順等27股偽軍加委為“先遣軍”。原偽軍將領吳化文坦白地說：“我是1943年1月5日奉蔣委員長手令加入偽軍的，專門對付‘奸黨’”。據不完全統計，停戰命令生效后，由1946年1月13日至3月31日止，偽軍向中共解放區進攻458次，侵占195個村鎮。國民黨軍聯合偽軍向解放區進攻126次，侵占50個村鎮。(1946年4月24日《新華社記者評論何應欽談話》)。
蔣領袖的作為，當然令抗戰后被拋棄的國軍將士心寒，1947年5月13日，一些失業，而且無法過活的退役軍官，包括退役軍官中央訓練團的將官級團員一千四百余人，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他們哭訴：“如果我們的中央要我們活，他們應該賞給我們一碗飯。如果他們要我們死，他們應該給我們一口棺材。”(1947年5月14日香港《華商報》)，這種卸磨殺驢，只顧內戰，不管抗戰將士死活的倒行逆施，當然激起了眾多前國軍官兵的義憤，其結果就是參加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隊伍，蔣介石之子蔣緯國說：“當時國軍被編余之各地軍官總隊，曾經流傳一些順口溜：‘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當八路!’;‘老蔣不要，老毛要;歡迎你們整批來投效!’”;“當年由于這批龐大數目的編遣官兵一時未及加以妥善安排處理，亦無法還鄉復員，結果都投向共軍。”(蔣緯國：《軍事調停問題之經過與概要》)。
周恩來曾經說過，“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投共)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對于俘虜，我們實行即俘、即查、即補、即訓、即打的辦法，就是說士兵一俘過來就補充到部隊，經過訴苦教育，就參加作戰。”(周恩來：《關于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這些參加了解放軍的前國軍，當然也受到了應有的尊重，草民原先呆過的國企的一位領導，就是如是的“解放”戰士出身。
歷史是公正的，當年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眾多的派系顧及抗戰大局，擁戴蔣為代表國家的領袖，無論國軍、共軍，一致 對外，奮勇殺敵。然抗戰后蔣繼續其排除異己、消滅共產黨的政策，正是導致其政權崩潰的原因，也是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的真實寫照。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是人心向背的真實反映，是歷史的必然，合理合法。然而，有人卻借紀念抗戰之名，大肆鼓吹所謂“歷史真相”，要“重寫歷史”，目的何在，無非是想借為蔣領袖“正名”的由頭，質疑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合法性，現在有人就在所謂“外戰”、“內戰”上大做文章，將中國革命歷史上多達300萬以上的革命烈士稱為“偽烈士”，這是這些年來一些所謂文化“精英”們思想戰略的一個部分，其作用與危害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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