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金融市場風聲鶴唳，各國股市、貨幣匯率紛紛出現暴跌，大有新一輪金融危機山雨欲來之勢。有聲音認為，各國應再次采取像2008年G20聯合救市那樣的手段，進行全球范圍內的救市。那么，當前全球市場是否會出現新一輪2008式的金融危機?又會否進行如2008年G20式的救市呢?
關于是否會爆發新一輪金融危機，占豪的看法是，在世界范圍內，新的危機隨時都在發生，或者說從未走遠。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觀察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匯率以及社會穩定情況，已遠不如2008年時，甚至有的國家已經改朝換代(譬如卡扎菲早已成為歷史)。只是，相比那時，這些已由經濟危機演變成的社會危機，已不會再被媒體歸于經濟領域而已。
而且，當前危機上演的模式，也不會再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或2010年后的歐債危機那樣，出現大范圍齊刷刷的金融動蕩，取而代之的將是局部的問題。雖然，在過去一些天美元加息預期、A股大跌等因素引發了全球金融和資本市場動蕩，但那并不會像2008年那樣出現全球性的一致性危機。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一、自2008年聯合救市后，各國已構筑自身“防火墻”數年。
現在距2008年聯合救市已過去近7年時間，在這7年時間里，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已做了長時間的調整，構筑了符合自身經濟情況的防火墻。以美國為例，經過了多輪QE后，已將私營部門的債務和杠桿更多地轉移到了政府部門和國際市場，其自身也通過調整會計準則、統計方式及推高資產價格等手段，實現了資產負債表的優化。與美國不同，歐盟則在過去數年一直在推動內部的權力整合和債務重組，雖自身問題仍然很多，但已經有了相應的一系列應對措施。各個國家根據自身經濟情況所構筑的一些“防火墻”和所做的應對措施，使得美國、歐盟、中國等主要國家在經濟抗壓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哪怕就是俄羅斯，在經濟因被西方制裁而出現倒退時，也依然有很強的抗壓能力。
二、各國經濟實際上已進入了新的運行模式。
2008年之前，新興市場極度依賴發達國家市場需求，那時新興市場都在進行大力投資，然后通過出口來獲利。2008年后，西方市場已無增長空間，于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開始推動新興市場內部和新興市場之間的合作，以刺激彼此間的需求和增長。經過這種調整，各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對個別國家的依賴程度也降低了，風險相對也更為分散。以中國為例，現階段雖然外貿出口依然很重要，但國內投資和消費在GDP增長中占據著絕對高的份額。
三、各國利益已經趨于分化。
這種利益分化是多層面的，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以西方和俄羅斯為例，彼此已經劍拔弩張，不但減少了合作，甚至通過彼此制裁來傷害對方。政治上如此分化，經濟上也必然分化，諸如俄羅斯式的“危機”是不可能真正傳導到美國和西方。當然，由于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轉差，與俄羅斯經濟密切的歐盟也受到了一定傷害，但這種傷害遠達不到引發危機的地步。
世界范圍內雖然不會出現2008年那樣的危機，但局部的危機會爆發將會更加劇烈。譬如，局部在持續的沖突、戰爭(烏克蘭內戰、也門內戰、伊拉克內戰、敘利亞內戰等等)，因戰亂而帶來的難民問題等等(大量中東、北非難民涌入歐洲)，這些問題會越來越困擾相關國家。
既然不會出現像2008年那樣的危機，自然也就沒有那樣的救市。退一步說，哪怕真的再出現包括中國、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市場的共振，由于各國利益取向已經大相徑庭，也基本不可能達成聯合救市的一致意見。事實上，各國已進入了后危機時代的滯漲，各國頂多是在小圈子里達成更多經濟層面的合作，卻無可能展開所謂聯合救市。之所以如此，在占豪看來，原因也有三個方面：
一、各國利益經自我調整，已很難再達成國家間統一的一致性。
2008年時之所以能在救市方面統一認識根本原因有三個：
一是美國希望大家一起救市，那樣美國即可搞QE向外釋放流動性從而將更多有毒資產釋放到世界，美國領頭這事就好辦。
二是因為當時很多國家的經濟過度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市場，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崩潰，則新興市場的商品將無處可賣，也必然會爆發經濟危機。
三是相關國家當時都認為，在美國領導下大家聯合救市，至少有解決相關問題的希望。于是，G20一拍即合，達成聯合救市的一致意見。當然，最終結果只是個別國家得利較大，這又是后話。
如今情況則完全不同了。一方面，美國不再希望搞聯合救市，因為現在美國要通過加息來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美國，從而最終解決自身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此時美國對美國之外的危機很大程度上喜聞樂見。所以，美國不但沒有聯合救市的積極性，還更希望其它國家發生些危機，如此可提高美國經濟對資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各國經過差不多7年的消化和調整，大家在利益上已很難取得大范圍的一致;拿美歐為例，一個要加息，一個卻搞量化寬松，這種情況決定了大國之間都難以達成一致的政策，更別說更廣泛的國家了。
二、大國都有自身調整思路，小國也有自己如意算盤。
美國在干嘛?制造加息預期，刺激國際資本流入美國從而刺激美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歐盟在干嘛?西歐大國在通過以資金換權力的方式進行歐債危機的解決和歐洲政治權力的重組;中國在干嘛?在進行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深化體制改革和推動大國戰略······
大國這些不同的發展思路，決定了不同國家之間在戰略上可能存在沖突，而各大國的思路又必然會影響不同的小國，如此大國之間就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大范圍的一致救市意見。連大國都“尿不到一個茶壺里了”，要靠跟著大國混才能過日子的小國，自然情況也差不太多(各國達成的都是區域合作，很難再搞全球性的、多層次的國家群體合作。譬如，中國和東盟與美國和東盟的合作就存在著根本性沖突)。大國思路的差異與小國算盤的不同，決定了大范圍內的一致救市時基本不可能達成的，哪怕進行談判，決策效率也太低。事實上，現階段各種國際平臺的合作，更多的是劃設藍圖、小范圍內的合作。譬如，中國劃出“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美國劃出了TPP的藍圖等。
三、大國的戰略方向已由更多合作轉向更多的博弈。
如果你細心觀察，進入2010年代，大國之間的一致合作正在減少，摩擦、分歧正在增加。這種分歧在大國間、小國間都廣泛存在。美俄之間，從2000年代的以合作為主轉向以對抗為主;中日之間，從過去政治關系不影響經濟關系發展到已嚴重影響經濟合作;歐俄之間，從過去談“歐俄新關系”到現在處于半冷戰狀態;美歐之間，從過去一唱一隨到現在有合作也有重大分歧(亞投行就是最明顯例子);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從過去大家一心向著合作到現在爭端增多·······類似情況，在全球范圍內非常普遍。
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大國的戰略方向、利益取向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分歧已越來越明顯。譬如，美國追求的是可持續的全球霸權，是單機世界;其它大國，則追求的是更加平等的多極化世界。在這種分歧下，越來越多的博弈成分，決定了彼此政治上已很難取得更廣泛信任和真正的共識。如此，經濟上又豈能達成完全的一致意見?
基于這種邏輯，所謂像G20那樣的聯合救市已不可能發生，真正的政要甚至都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呼吁，因為現階段已不具備相應的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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