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逝世，官方給予了高度評價與極高規格的待遇，甚至下半旗致哀。但最讓人關注的還是小崗村人對萬里的態度。作為改革開放的先鋒，萬里與小崗村典型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公知任志強到了萬里追悼會現場，并在自己微博發布了現場有人打起的條幅：“想吃米找萬里，小崗人懷念您”。泰安晚報記者來到小崗村，專訪了“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和村里的村民。嚴宏昌現場手寫了一份唁電，稱“如果沒有當年萬書記的鼎力支持，也沒有今天的小崗村。”那么，今天的小崗村到底怎么樣呢?
“分田單干”并非一“包”就靈
按照官方的宣傳，人民公社時期，小崗村的懶是極其出名的，寧愿餓肚子討飯、讓土地荒蕪，也不愿在公社出力，年年吃國家的救濟糧。如果全國大多數農村都像小崗村民這樣懶惰，恐怕公知說的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的謠言就要變成事實了。然而，客觀的事實卻是國家能夠拿出別的公社生產的糧食救濟小崗。這就說明小崗只是那時少有的奇葩落后典型。與小崗同處安徽鳳陽的白山凌生產隊卻成為了毛澤東時代晚期“農業學大寨”的典型，人民日報報道，“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白山凌貧下中農高舉‘農業學大寨’的旗幟，用自己的雙手在歷史上多災低產的窮山溝里畫出最新最美的畫圖：水庫塘壩緊相連，三年無雨保豐收，隊里有了儲備倉，家家戶戶有余糧。全村糧食產量連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九年又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年以來糧食畝產跨《綱要》，棉花單產也有大幅度增長，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全隊連年超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可見，萬里為了搞包產到戶可謂煞費苦心——找了小崗這么一個“典型”。
然而，小崗村自從被萬里樹為分田單干的農村改革典型，發展并不順利。
據說，大包干后的最這初幾年，風調雨順，糧食連年豐收，小崗村農民的日子還不錯。但是沒過幾年，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糧食價格不升反降，農民開始出現賣糧難、種田不賺錢的問題。真是“一年跨出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
政府大力扶持扶不起小崗這個阿斗
國家從資金到政策方方面面給予小崗村大力扶持。例如，1993年2月安徽幾大職能部門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幫助小崗村發展經濟，一次下撥1300多萬元。省里還出資200多萬元幫助小崗村修筑了一條柏油路，又幫助興建了自來水供應系統和村辦學校;當地政府在小崗村村頭修建了巨大的牌樓。還有大量來自企業機構和社會的贈與。但是，小崗村仍然不能自主致富。鳳陽縣電信局免費安裝的電話，有些農戶因為太窮從沒打過;外界出錢捐助了衛星電視接收系統與彩電，不少農戶因為太窮從來不看，兩口“大鍋”(衛星天線)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內;雖然省里出錢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是除了拖拉機和每天一班的長途公交車外，平常基本沒有汽車通過，落滿了牛糞……
上級政府不僅從物質上給予援助，還在人員上提供支持。從1993年到沈浩之前，上級給小崗村先后派過3任書記，但都毫無起色，黯然離去。
據新華社報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低于安徽省農民人均收入2127.5元， 也低于當時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2622.2元。只比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6個偏遠省區強點。村集體還欠債3萬元，村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人心渙散，貧富參差、房屋亂建、垃圾亂倒，更別提“精神文明”了。
靠造假維持改革典型的形象
由于小崗村的狀況與中國改革典型的形象相差太遠，以致上級來視察時不得不裝門面。村民嚴立坤反映說： 1998年中央領導要來小崗村視察，人還沒有來，鎮上早早就打招呼說，有意見，有問題，先不要談，你們放心，以后一定解決。鎮上打過招呼以后，縣里又來第二次打招呼?？h里打過招呼以后，地區還不放心，又來第三次打招呼。另一方面，突擊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當地政府在“友誼大道”兩側突擊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爛的房子遮攔起來，以免影響觀瞻。甚至派人從外地把兩卡車飼料拉到小崗村充數，等中央領導一走，又把飼料拉回去了。
一位大學生調查小崗村，當向一位中年村民問起道旁的蘑菇大棚時，這位中年農民描述了其中的玄機：原來這蘑菇大棚，并非如宣傳的那樣是大學生自主創業的項目，而是官員們為了糊弄上級視察而專門搞出來的面子工程。只要上級一離開就停止。
在統計匯報時，也弄虛作假。例如，在計算分田單干前的產值產量時，計算的是小崗生產隊的產值產量;在計算分田單干后的產值產量時，計算的卻是原來大嚴生產隊和小崗生產隊(合并成了現在的小崗村)的產值產量之和。
扶持政策助長了小崗村人的懶惰與自私
當年分田單干、按紅手印的18名發起人之一的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4年2月，安徽省財政廳副處級干部沈浩，作為安徽省優秀年輕黨員干部被省委組織部選派到小崗村任黨支部書記，掛職鍛煉。
作為農村改革的典型，政府對小崗村的扶持是一貫的。沈浩也竭盡所能為小崗村爭取資金，中心任務變成了接待上級考察與社會參觀，應酬陪酒。爭取到的款項不少：一筆800萬元的財政專款，作為小崗村發展基金;一筆補助資金，給每戶補助2萬至8萬元;爭取到300萬元，建起了“大包干紀念館”;爭取到1200萬元，修建了“小崗快速通道”……
沈浩讓小崗轉型的失敗嘗試
沈浩對小崗村病根認識很清楚：“單靠種糧食，只能解決溫飽，小崗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實踐證明：毫無組織、一盤散沙的農民是難以走出溫飽、實現富裕的。必須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要加強各類專業合作組織建設，通過成立各種專業協會、合作社，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當年11月，沈浩組織了一場“紅色考察”，參觀了堅持走集體共富道路的大寨、紅旗渠、南街村等。參觀結束后，沈浩在南街村檔案館留言簿上寫道：“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其他到訪的小崗村人也一致表示：南街村之行讓他們大開眼界，要向南街村學習，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
沈浩曾對大寨的郭鳳蓮說：“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而我們小崗村卻是‘按’出來的。”確實，分田單干的做法并沒有讓小崗村富裕起來，小崗村今日的富裕是因為享受著“改革第一村”的招牌帶來的種種好處。嚴俊昌說：“小崗村更需要造血。小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這棵搖錢樹。”也就是說小崗村一直以來靠外部“輸血”維持著富裕的表象的，維持著改革的典型。
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全體村民召開土地經營動員大會，宣布要建立“農業合作農場”?？?ldquo;合地入股”、年底分紅;不愿入股的，村里以每畝地每年500元租他的地，本人安排進廠工作。嚴俊昌等村民予以了熱情的支持。嚴俊昌說“只要能創效益，把地再次歸攏起來也值啊。”
但卻遭到嚴宏昌等人的強烈反對：“這豈不是又一輪新的圈地運動”“這不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作為農民，土地丟掉了，怎么辦”“回到大集體時代會沒有飯吃”等等。
嚴宏昌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能照著領導的意思講話”(嚴俊昌語)，作為“大包干”帶頭人，成了省里的人大代表，曾三次面見萬里。萬里甚至還帶著嚴宏昌逛了中南海。
2003年，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陳映芳老師為學生開設了一門《社會學論文寫作》課程，他們后來到小崗進行了社會調查，學期結束時學生寫了一些論文。陳老師認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興奮和驕傲。她推薦了幾篇給大家讀，其中陳媛媛在她的《小崗調查手記》中披露了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貪污10萬元的事實。北京某集團曾捐給小崗村10萬元錢，嚴宏昌打下收條后沒有將錢用來搞建設。嚴俊昌到省里反映，省里稱：“老嚴啊，你也不要再折騰了。你和嚴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帶頭人，我哪個都惹不起。他拿了十萬塊，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們也不會去找你的。”對于這位大包干帶頭人，沈浩這個正牌的村委書記、省里派來的干部也不得不屈服。嚴宏昌不把沈浩放在眼里，據說他的兒子還動手打過沈浩肚子，沈浩只能吃啞巴虧。
2010年，北京某高校學生社會實踐組赴小崗村做暑期社會調查，發現小崗村的富裕也不是普遍的，貧富差距很大。有個采訪者走進一家村民家里發現，雖然房子很新、墻面潔凈(顯然是村里統一粉刷的)，但是家中卻沒有什么家具。在村子深處，還隱藏著一些低矮、破敗、屋頂蓋著塑料布的小屋。而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家則是天藍色的三層闊氣歐式建筑，在小崗村顯得格外惹眼，裝修十分豪華，柱子上還盤著幾條金燦燦的飛龍。堂屋正中擺著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子，專門接待訪客。條幾上放滿了和國家最高或高級領導人的合影，以及各種改革開放帶頭人的榮譽證書。
走集體化道路不僅遭到嚴宏昌明地里的反對，暗地里也有人阻撓。嚴宏昌說他曾接到一個外省人的電話，對方對嚴宏昌說：“送你幾句話，我覺得你們當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給全國農民帶來了飯吃。這么多年好日子，現在，你們又重走集體道路，是不是吃飽飯撐得?”不管是真的還是嚴宏昌杜撰的，都說明反對走集體道路的，不僅是出于嚴宏昌個人的利益，也是一股看不見的勢力竭力要維護的紅線，哪怕這對小崗村的發展有利。最終，在巨大的壓力下，合作社的事情不了了之。
沈浩曾在自己的日記里抱怨與自己對著干的嚴宏昌“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是不是指嚴宏昌三次面見的萬里我們不得而知。然而，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會主義教育之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讓農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萬里同志在鄧小平等同志支持下，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決頂住了這股“錯誤”思潮。萬里又豈能容忍小小的沈浩在自己親手樹立的典型頭上動土呢？
沈浩悲劇
2006年11月，沈浩任職到期。98名小崗村村民摁手印挽留沈浩。他們還到安徽省委選派辦和省財政廳，請求將沈浩繼續留在小崗村。而組織這次“留人行動”的恰恰是強烈反對沈浩重走集體道路的嚴宏昌的兒子。村民的理由很簡單，他背后有個“大財神爺”做靠山，對小崗村有好處。
由于長期的陪酒過度和工作苦悶，沈浩健康狀況一直不佳。短短六年，原本滿頭的烏發變成了灰白色。就在沈浩第二個任期將滿之時，他在小崗村離開了人世。有人稱沈浩就是被嚴宏昌氣死的。
沈浩身后留下的小崗村，由于改革典型的名氣，長期得到國家扶持、社會捐贈，走上了一第畸形的發展道路。村民“等、靠、要”慣了，根本沒想過要自主致富，形成了惰性。上面說到的暑期調查團的高校學生看到有的村民家里一片臟亂，主婦也懶得打理。人們都很自私，村民之間關系冷漠，很少走動來往。大包干的兩個帶頭人嚴宏昌與嚴俊昌之間也充滿矛盾，一個主“分”一個主“合”。嚴俊昌曾對采訪他的大學生評價嚴宏昌說“那是小崗村發展的絆腳石”“他離共產黨員的標準越來越遠”。
對于為小崗一心操勞、殞命崗位的沈浩，某些大包干帶頭人非但不感激，反而向學生調查團給沈浩潑臟水，稱沈浩“修路貪污”、在小崗“包養情婦”……沈浩九泉之下又該是何等寒心。
多余的話
當年小崗人被人當槍使，成了瓦解人民公社的罪人，30多年的政策扶持讓他們不用再出去乞討。而今，瓦解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的歷史使命早已完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不符合資本集團的需要，土地流轉成為新的潮流。新潮之下，小崗由當初的改革先鋒搖身一變成為新一輪改革的受害者，2013年，嚴宏昌等人再按血印拒絕土地流轉。
沈浩走了，安徽省又給小崗村派來了一位財政廳的干部當“財神爺”。如今萬里走了，阻擋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的嚴宏昌們又該去哪里找救星呢?小崗人為何懷念萬里，先富起來的嚴宏昌自然是心知肚明。然而當小崗人集體淪為新一輪改革的絆腳石，即便萬里在世還能救的了嗎?會不會救都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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