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慶安槍案
多年以來，被那些利令智昏精英喜聞樂見、津津樂道并以此彰顯“特別是”私有化改革巨大成就的無非是所謂世界第二的GDP數據，而在這些看似龐大、貌似輝煌卻實質意效用相去甚遠，一定意義而言只是起到為私有化精英臉上貼金，為某些資本主義強國經濟發展竭力盡心作服務，為一個自稱的“發展”、“強大”與“負責任”大國以求虛妄河蟹而作歲幣外交服務之用以外，更多被當做“特別是”發展代價的普通老百姓，非但是基本無緣享用這些所謂的改革紅利，更難以理喻的還是在這些所謂的經濟發展數據背后，其實無不更飽含了辛酸與沉甸甸的血淚。
讓人們不得不沉思與警覺的是，在日趨催生了喪地離家之侵襲，造就了更多的社會流民、更多的妻離子散、親人天各一方之外，一部曾經的打工辛酸史、常年不固定奔波遷徙史也隨之發生著變異。在上述被提及的背后，逐漸凝結而成的血腥也開始彌漫于一個特定社會之特定時期，分明有一股暴戾之氣伴隨了權力的野蠻與失控（或曰蓄意放縱），正不斷腐蝕著一個特定社會的亞健康肌體。
最可怖也最可恨還是，竟有了所謂主流媒輿還為此樂此不疲做著辯護與釋義，竟而面對了暴戾之氣大聲唱著贊歌。決無可否認，于此，那些所謂的主流媒輿，是屬于傾向性站隊，它們或為了利益，或忌憚強權，或拋棄正義良知而選擇與暫處于弱勢的人民背道而去。
“特別是”以來，伴隨了官方公布的GDP數據的不斷飆升，以及一個社會被處于人為的強力的，更還被稱為是“倒逼”與“啃硬骨頭”式非此即是“死路一條”的所謂轉型期間，那些迅速暴富的大量資本大佬，一個特定社會的光鮮一面正被選擇性作褒揚，而上述所得、所成、所有的背后，那些被不幸淪為“特別是”轉型與作發展代價的更多普通百姓，除過為了維持一家老小日常生計而不得不常年奔波于沒有盡頭的打工路上，更還充當了“特別是”各種匪夷所思“死法”的對象。即如人所周知的諸多死法，現在又被擴充了“自找之死”的范圍，即如近期就有發生于山西太原的“扯蛋死”，以及黑龍江慶安的“乘車死”。
如是將時空倒回于幾十年前，誰敢大膽想象一下，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憲法所稱的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一個人民之一分子，攜老母、子女外出乘車乞討，卻不慎、不幸于車站候車室被警察一槍擊斃。人是被依法擊斃，然而事后的系列“依法”做派，卻讓人們更見識了這個光怪陸離之社會的詭異面目。我們且不論該槍擊事件之事發視頻的荒誕與難以經質疑，隨著候車室那一聲槍響，一個生命消失了，而另一方涉事警員甚至已經得到當地政府領導的慰問與表彰。更改令人難以想通的是，將人擊斃了，勿論是否開槍適當，是否須一槍致命，現在當地政府力排眾議，還對其作出慰問與表彰，但涉事的開槍警察卻還表明“心情很復雜，也感覺很委屈”。
想問問的，復雜嘛也屬正常，畢竟死者再也難以開口，而事發視頻都被傾向性作了對開槍者有利之公布，也許終究內心有愧吧，所以，復雜一下心情也應是人之常情。但又那里來得什么委屈？他已擊斃一人了，更還因擊斃有功受到表彰與慰問，那么，所感委屈何來？難道一旦開槍就難以收手？感覺當時只是斃了一人猶還覺不過癮？是否將一家幾口都盡數擊斃了，所受表彰與慰問也將會更加那個些？
無論是周秀云被致死案之遷延日久未判，還是慶安槍案之表彰與慰問，其實都不同程度反映出一個特定社會之變異步伐。由于私有化發展所導致的巨大社會分配不公，遂使得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間矛盾不可抑止作凸顯與放大。而表現于人們眼中的，實際演繹的，也正是強強聯手，有時候還是權錢聯姻，而媒體與政法機關選擇性、傾向性站隊問題也不容忽視。所以，人們會看到一幕幕的血腥，正對準了一個社會的最底層，肆無忌憚般發作。
提請人們注意，近期極其引人注目也是飽受爭議的兩個事件，都與警察有關。而兩起事件的結局，都無一不是與警察發生糾紛方死亡為代價。太原周秀云一案，雖是進行庭審，但審而未判，遷延至今仍無結果；黑龍江慶安槍案，徐純合被擊斃，其家屬被安置，開槍警察受表彰慰問。而兩起死亡案中死者身份也基本相一致，一是農民工，一是上訪者兼乞討者。總之都是一個社會的最底層。所謂“特別是”改革的陽光均沒有普照至他們身上，當然，改革的“紅利”他們自是無福享用了。
為什么會是這樣？
即便是慶安槍案中的被擊斃者徐純合，死后被媒體有意描述為好吃懶做，不出力發財致富而專事上訪為地方政府出難題，為一方政府官員臉上抹黑涂污，所以，今次遭警察李樂斌果斷開槍處置，應該說的確是為一方政府去除一大麻煩，所以，此時根本不具任何爭議之必要，由于襲警在前，在高喊依法治國的今天，還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既然如此結果，可見其沒有受改革“紅利”所蔭也是想當然了。但周秀云呢？她生前沒有什么好吃懶做之劣跡，依她所受到的不公正之際遇，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如果周秀云真的是好吃懶做，那么，也不會前往太原工地出賣苦力，更不會因為討要不到工錢再被致死。即便是無辜被致死，也還遲遲未討還一個公道的案件審判結果。不知人們從中可能得到什么結論？
即如有媒體刻意渲染那樣，徐純合是因懶致窮，再因窮而發瘋，屬于自取滅亡；那么，周秀云又是什么？她總不會是好吃懶做之輩吧？那又為什么要死于特別是警察之手？因為警察要依法治國，而一個依法治國之社會要樹立警察于威嚴，所以，周秀云也必須死了。是不是這樣？但事實的演繹確實如此。
竊以為導致徐純合、周秀云之死的原因有二，第一，乃是其時代背景。他們都不幸遇上一個大力倡導依法治國之社會，又“有幸”遭遇“特別是”警察，由于社會發展所必須，警察威嚴所必須，他們只能做槍下鬼與腳下鬼了。第二，他們不幸有著相似的社會最底層身份，試想，如是將徐純合之身份換做一個暴富、巨富的人大代表或是政協委員，即便是當時有著比徐純合更激烈的行止，試問“心情很復雜，也感覺很委屈”的李樂斌會依然果斷出槍開槍嗎？同理，周秀云如果不是一個農夫，而是一個貴婦人，王文軍之輩還會那樣肆無忌憚張揚嗎？
如果上述之問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也只能有一個結論，徐、周二人都是一個社會的最底層，是“特別是”社會的最弱勢者。所以，商品社會里，叢林法則致勝所決定，他們只能死去了。并且，如果硬要書寫墓志銘，依照“特別是”慣例，也實在難登大雅之堂。
無論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抗美援朝戰爭，乃至于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道路實施，中共所依靠的無一不是最廣大人民團結奮斗之合力。堂堂正正的立意，堂堂正正地進行，也都收完勝之功。更獲得最大多數人民群眾之擁護與支持。那時有一句話叫“組織起來”，無論在什么問題上，同群眾相結合，最廣泛宣傳與團結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越是做到這樣，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績才越大。但后來的“特別是”改革，所作所為正好與前述相反。我們知道，所謂的“殺開一條血路”之改革，破釜沉舟之改革，“啃硬骨頭”之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之改革，諸如等等、等等的，誰能列舉出改革是做團結、依靠人民群眾的，讓人們群眾舉雙手擁護之改革的？
譬如一件事，一件不想為人所知內幕的事，一件不敢公布其內幕的事，它隱瞞得了一時，卻隱瞞不了一世。它雖能一時蠱惑得人心，卻難以永久贏得人心。后來，諸般手法使盡，伎倆用盡，連做夢的法子都試出來了，也難保不出岔子的。所以，也就有了備用之招術，不行就來硬的。
是否槍桿子里面也出改革成果？槍桿子里面還出河蟹治世？
血色漸濃了……卻也未必都是壞事。
依照事物矛盾轉化規律，此時的弱者，誰敢絕對肯定彼時不會變為強者？而此時的強者，彼時還將依舊呼風喚雨、肆無忌憚般作為嗎？
似還可以肯定的是，徐純合、周秀云之死決不會只是“特別是”詭異社會之孤例，也不可能就此終止此等血腥之事件再發生。但卻可以絕對肯定的是，流出的血多了，代價高昂至某一節點了，也就是發生變化之時！
……
時至今日，依然苦口婆心提醒某些利令智昏精英注意，無論是人們上訪，或是再作出輿論呼聲，都表明還依舊對一個政府不曾死心，但若是連如此之愿都不能滿足，但若是一再放縱將槍口對準了社會之底層，突然之間筆者想起唐朝的一個人魏征的那句話，什么水熬什么“粥”的……呵呵，扯得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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