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的破產，標志著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已經徹底失敗。不是自由派經濟學者不想樹立榜樣，而是他們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出來。
一、溫州悲歌：經濟發展速度長期處于浙江末端
從2000年代初至2011年，現代公司制雖然得到繼續發展，但是溫州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逐步弱化，對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有所減弱。2011年，在溫州市4161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除國有、“三資”工業企業外，民營工業企業3832家，實現工業總產值3713.63億元，分別占規上的92.1%和88.1%。其中民營公司制企業3718家，實現工業總產值3654.74億元，分別占規上工業的89.4%、83.3%，與2002年相比，提高33.2個、29.4個百分點。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及隨后人大通過立法明確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全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民營經濟發展大環境迅速改善，各地民營經濟發展步伐明顯加快，但溫州民營經濟比重在快速提升后趨向穩定，先發優勢弱化明顯。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本輪經濟危機對溫州的影響遠甚于其他地方。2002-2007年，溫州GDP年均增長13.7%，低于同期浙江省平均水平0.2個百分點，也分別低于杭州、寧波0.7個和0.4個百分點，在其他地方的追趕下，溫州市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逐步弱化。
從十年時間跨度看，2002-2011年，全國GDP年均增長10.6%，增幅比前十年提升0.3個百分點；浙江省GDP年均增長12.3%，增幅比前十年低2.0個百分點；而溫州GDP年均增長11.9%，增幅比前十年低7.8個百分點，比杭州、寧波、青島、廈門四個標桿城市多回落4.0、4.7、8.2和3.7個百分點，回落幅度更加明顯，民營經濟對溫州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呈現逐年減弱趨勢。
表：溫州GDP前后十年平均增速與兄弟城市比較
1992-2001年 2002-2011年 提升幅度(百分點)
全國 10.3 10.6 0.3
浙江省 14.3 12.3 -2
溫州 19.7 11.9 -7.8
杭州 16.8 13 -3.8
寧波 15.7 12.6 -3.1
嘉興 14.5 13.2 -1.3
臺州 16.3 12.4 -3.9
青島 14.1 14.5 0.4
廈門 19.1 15 -4.1
表：溫州GDP前后十年平均增速與兄弟城市比較
1992-2001年 2002-2011年 提升幅度(百分點)
全國 10.3 10.6 0.3
浙江省 14.3 12.3 -2
溫州 19.7 11.9 -7.8
杭州 16.8 13 -3.8
寧波 15.7 12.6 -3.1
嘉興 14.5 13.2 -1.3
臺州 16.3 12.4 -3.9
青島 14.1 14.5 0.4
廈門 19.1 15 -4.1
二、溫州劣勢：私營企業主導經濟存在先天性弊端
1．以傳統產業為主，先進制造業相對滯后。溫州民營經濟仍以電氣、鞋革、服裝、塑料制品等傳統產業為主，先進制造業相對落后，尤其是石化、醫藥，通信電子設備等先進制造業，溫州市相當薄弱。2011年，電氣、鞋革、服裝、塑料等4個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2034.48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46.4%，而石化、醫藥、通信電子設備三個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119.47億元，僅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2.7%，表明了溫州市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結構層次相對較低。
2．科技投入不足，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較弱。2011年，溫州全社會科技經費投入總額57.02億元，占溫州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7%，在省內僅高于麗水（1.15%），明顯低于杭州（5.06%）、寧波（3.25%）、嘉興（4.04%）、紹興（3.53%）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R&D經費投入36.80億元，占溫州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08%，也遠低于杭州（2.88%）、寧波（1.89%）、嘉興（2.20%）、紹興（1.86%）等城市?？萍冀涃M投入強度偏低，這是溫州市技術創新相對薄弱的原因所在，也是缺少核心技術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響，溫州市新產品產值率一直偏低，根據科技進步監測結果顯示，2011年度溫州市新產品產值率為11.6%，在省內各市居第11位，比杭州、寧波、嘉興、紹興等城市分別低10.6、7.0、19.4和13.1個百分點。顯然，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限，新產品更新換代速度慢，難以根據市場變化及時開發出新產品，這無疑減緩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腳步。
3．行業人才缺乏，高學歷人才比重偏低。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溫州市常住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占7.1%，比浙江省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溫州市高學歷人才比重偏低，科技活動人員更是偏少。2011年末，溫州市擁有科技活動人員4.86萬人，比上年增長7.2%，增幅居浙江省末位；平均每萬人口科技活動人員53.22人，居浙江省第9位，僅相當于杭州的28.0%、寧波的38.2%。科技活動人員偏少除了跟溫州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少有關外，跟眾多民營企業對科研技改重視不夠也緊密相關。
4.企業管理機制不健全，家族式管理難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溫州民營經濟主要是以家庭作坊形式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發展路徑使得大多數企業停留在傳統型家族制管理模式，公司法人治理機制還不完善。家族理念曾是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初期的傳統優勢，尤其是對于組織管理單一，人力資源、資本需求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家族式管理的代理成本較低，有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創造穩定的經營環境。隨著民營經濟的壯大，家族“本位制”逐漸顯現出與現代企業制度相悖的一面：缺乏專業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組織結構封閉、排外，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實現合理分離，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擴張能力、融資能力和創新能力，而且家族管理的多重權力結構導致了規則的不透明和家族成員的利益糾紛，不利于企業發展。家族式管理已成為當前溫州市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障礙。
2．科技投入不足，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較弱。2011年，溫州全社會科技經費投入總額57.02億元，占溫州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7%，在省內僅高于麗水（1.15%），明顯低于杭州（5.06%）、寧波（3.25%）、嘉興（4.04%）、紹興（3.53%）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R&D經費投入36.80億元，占溫州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08%，也遠低于杭州（2.88%）、寧波（1.89%）、嘉興（2.20%）、紹興（1.86%）等城市?？萍冀涃M投入強度偏低，這是溫州市技術創新相對薄弱的原因所在，也是缺少核心技術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此影響，溫州市新產品產值率一直偏低，根據科技進步監測結果顯示，2011年度溫州市新產品產值率為11.6%，在省內各市居第11位，比杭州、寧波、嘉興、紹興等城市分別低10.6、7.0、19.4和13.1個百分點。顯然，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限，新產品更新換代速度慢，難以根據市場變化及時開發出新產品，這無疑減緩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腳步。
3．行業人才缺乏，高學歷人才比重偏低。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溫州市常住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占7.1%，比浙江省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溫州市高學歷人才比重偏低，科技活動人員更是偏少。2011年末，溫州市擁有科技活動人員4.86萬人，比上年增長7.2%，增幅居浙江省末位；平均每萬人口科技活動人員53.22人，居浙江省第9位，僅相當于杭州的28.0%、寧波的38.2%。科技活動人員偏少除了跟溫州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少有關外，跟眾多民營企業對科研技改重視不夠也緊密相關。
4.企業管理機制不健全，家族式管理難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溫州民營經濟主要是以家庭作坊形式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發展路徑使得大多數企業停留在傳統型家族制管理模式，公司法人治理機制還不完善。家族理念曾是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初期的傳統優勢，尤其是對于組織管理單一，人力資源、資本需求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家族式管理的代理成本較低，有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創造穩定的經營環境。隨著民營經濟的壯大，家族“本位制”逐漸顯現出與現代企業制度相悖的一面：缺乏專業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組織結構封閉、排外，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實現合理分離，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擴張能力、融資能力和創新能力，而且家族管理的多重權力結構導致了規則的不透明和家族成員的利益糾紛，不利于企業發展。家族式管理已成為當前溫州市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障礙。
三、溫州魔咒：自由放任的溫州模式妨礙了溫州經濟的轉型升級
在中國，活躍著一個非常強勢的所謂經濟學者群體，包括厲有為、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許小年等，他們非常崇拜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發瘋似的推崇一切所謂市場的東西，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等，仇視國有企業，仇視強勢政府。與此同時，他們還非常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一整套的學說，恨不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全面推翻?！ €人不認為他們是什么“經濟學家”，充其量也就是“學徒”。這些人頭頭是道，但是卻不去認真的研究中國的國情，不肯去總結中國的經驗，找不到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只會匍匐在西方的腳下，亦步亦趨的跟著西方走。與此同時，他們還非常反對不跟著他們向西方下跪的人進行堅決的斗爭。要找一個人來類比的話，個人認為王明是最合適的，王明當年對共產國際的書本了如指掌，頭頭是道，但是就是不了解中國國情，正如中國的自由派經濟學者厲有為、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許小年等。
溫州模式的破產，標志著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已經徹底失敗。不是自由派經濟學者不想樹立榜樣，而是他們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出來。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自由派經濟學者就曾經力捧過“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其中所謂的溫州模式，大致就是指政府放任不管，民間自發的投身經濟活動，民營經濟發達并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在80年代背景下，確實有其先進性和合理性，引領風氣之先，溫州人撈到了第一桶金。不是開玩笑的說，當年去溫州學習的人把公路都堵塞了。
80年代還算是先進的東西，到了九十年代就非常落后了。自從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后，中國進入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新階段，全國上下都在大搞經濟建設，80年代的所謂先進先后都落伍了。所謂的蘇南模式沒落了，集體經濟后來搞得也不怎么地，有的變成私營企業，有的被淘汰。后來蘇南之所以迅速崛起，靠的是招商引資，尤其是大量臺灣的企業云集蘇南，才促使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所謂的溫州模式也沒落了，單純依靠民間自發發展的溫州，面對全國各地政府大搞開發區、大搞招商引資，大搞城市建設，按兵不動，加上溫州土地資源稀缺等因素，不但不再領先全國，反而逐步的落伍了。非但落后，溫州還成為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根據地，投機倒把的根據地，金融風險高發地。
溫州模式的破產，標志著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已經徹底失敗。不是自由派經濟學者不想樹立榜樣，而是他們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出來。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自由派經濟學者就曾經力捧過“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其中所謂的溫州模式，大致就是指政府放任不管，民間自發的投身經濟活動，民營經濟發達并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這在80年代背景下，確實有其先進性和合理性，引領風氣之先，溫州人撈到了第一桶金。不是開玩笑的說，當年去溫州學習的人把公路都堵塞了。
80年代還算是先進的東西，到了九十年代就非常落后了。自從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后，中國進入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新階段，全國上下都在大搞經濟建設，80年代的所謂先進先后都落伍了。所謂的蘇南模式沒落了，集體經濟后來搞得也不怎么地，有的變成私營企業，有的被淘汰。后來蘇南之所以迅速崛起，靠的是招商引資，尤其是大量臺灣的企業云集蘇南，才促使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所謂的溫州模式也沒落了，單純依靠民間自發發展的溫州，面對全國各地政府大搞開發區、大搞招商引資，大搞城市建設，按兵不動，加上溫州土地資源稀缺等因素，不但不再領先全國，反而逐步的落伍了。非但落后，溫州還成為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根據地，投機倒把的根據地，金融風險高發地。
一直到2000年左右，溫州經濟總量在浙江全省都算比較發達的。然而，由于固守自由放任的溫州模式，嚴格按照自由主義設定的“守夜人”角色，溫州市政府在全國經濟發展風起云涌之時卻一直無所作為。當杭州、寧波以政府為主導大搞城市建設、大規模搞產業發展平臺、大搞招商引資的時候，溫州市政府卻無動于衷。其實，溫州市人口總量占據浙江省第一位，而且當時溫州經濟相對比較發達。假如從2000年左右溫州市能夠以政府主導大搞城市建設，溫州市完全有望發展成一個大城市，與杭州、寧波三足鼎立。由于十年無所作為，溫州市的城市框架一直拉不開，城市規模只能與內地一般中等城市類似，根本無法與杭州、寧波相提并論。當義烏、紹興、海寧等地政府主導建立大市場的時候，比如義烏市政府控股小商品城，把一個浙中小縣打造成全國、全世界聞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溫州還是無動于衷。溫州市政府10年的無動于衷、無所作為注定了溫州的悲劇，正是溫州市尊崇所謂的“溫州模式”，片面推崇私企作用，不注重發揮政府和國企的主導作用，導致溫州經濟日益沉淪，轉型升級無法進行進行，溫州模式終于走到了他的末路。
四、溫州突圍：金改三年后銀行新增貸款和民間借貸規模都在萎縮
2008年，由于要應對華爾街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4萬億的大規模金融擴張計劃，這成為溫州私企大規模破產的導火索，私企的投機性、分散性的缺陷一覽無余。溫州游資到處出動，有的去山西投資煤炭，有的搞金融權錢，更多的資金去全國各地炒房，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投機，越來越少的人專注于實業。很快，中國政府意識到過多投放流動性的危害，銀行開始催促企業歸還貸款，溫州很多企業開始大批量的倒閉。中城集團董事長倪明連這樣描述公司資不抵債的原因：受內外金融危機影響，國家4萬億元政策刺激，投資擴張，越融越大，房地產形勢下滑，互保聯保又受牽連，官司贏錢拿不回錢，銀行不貸，資金鏈斷裂。
溫州私企的大規模破產倒閉引發了自由派學者的危機感。吳敬璉、張維迎等開始大聲疾呼。但是他們這回卻完全沒有一點真正經濟學家的風范，他們一點都不強調企業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必然性，沒有強調相信企業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走出危機。而是把板子都打在政府身上，比如國進民退、政府擠占企業空間，等等。2011年，國務院原總理溫家寶來到溫州，強調要給予溫州更多支持，要求銀行不抽貸、不壓貸，要求銀行給予不良貸款更高的容忍度。為了貫徹這一指示精神，溫州市政府向各大銀行派出監督組，強行要求各大銀行不得抽貸。2012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私營企業的投機性和分散性注定了他們是一群游兵散勇，成不了主力軍。雖然溫州的游資不少，但是真正用來發展實業、推進轉型升級、長期發展的卻很少。兩年多過去了，中國其他地區基本上已經走出危機，但是溫州的危機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態勢。2014年，溫州金改進入第三個年頭。從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數據可以看到，從2012年至今，溫州市銀行新增貸款大幅下降。2012年新增貸款為597.7億元。2013年新增貸款規模較上一年縮水近三成，為201.08億元。2014年上半年，全市新增貸款僅64.24億元。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認為，在溫州借貸市場頂峰時期，規模很可能不止1000多億。如果說當時曾達到2000億、3000億的規模，那么現在這個市場可能還有1000億左右；但如果說最高峰也只有1000多億，那么現在很可能只有百億元數量級的規模。根據浙江法院司法統計數據，2014年上半年全省新收金融糾紛案件3.35萬件，涉案標的912.7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68.27%。其中金融借款糾紛2.59萬件，涉案標的824.9億元，數額增幅為79.87%，而溫州增幅為全省最高，達到102.33%。統計還顯示，自2013年二季度開始，溫州破產案件大幅增加。位于海港大廈的溫州民間資本投資中心卻早已停辦，一些辦公室現為原理事單位所用。而2010年成立不久，該中心就已登記、核實資本投資人、機構55個，可運作的資本上百億元。
五、溫州啟示：全盤私有化的中國沒有未來
私企為主導的溫州模式的破滅告誡我們，全盤私有化的中國沒有未來。溫州的今天，將很有可能是全盤私有化中國的明天。中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藍圖，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探索。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這一偉大探索過程之中，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大膽借鑒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但是絕不照搬西方模式。當前，尤其要警惕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在經濟上大搞全盤私有化的傾向，有些人想借混合所有制改革搞垮國企，有些人妄圖把養老金造成虧空人為制造危機迫使國企減持，有些人不斷給國企壓擔子不斷給私企減負。對于這樣一些人，我想請他們看看溫州這些年的發展情況。過去10年，溫州正是由于片面強調了私企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政府和國企的作用，導致了產業結構低下、公共服務能力低下、宏觀調控能力低下、技術含量低、企業規模和抗風險能力小、管理機制不健全，最終導致在經濟危機中一蹶不振。
1.假如全盤私有化，中國將無法發揮大型規模企業的集群優勢。如果說在小溪小溝里船小好調頭，以私企為主的小企業可以贏得先機率先發展的話。那么，當代我們進入了現代化的大規模生產，國家面臨世界經濟的汪洋大海，我們必須組建以國企央企為主的大型航母編隊，才能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和抗風險優勢，不斷在世界經濟大潮中贏得生存取得勝利。一旦全盤私有化，各個分散的私企為了自己的蠅頭小利，爭先引入國外資本，將導致國家產業被各個擊破，國內市場必將操縱于國際資本寡頭之手。這個悲劇在汽車、日化等領域一再出現。一旦全盤私有化，鋼鐵、石油、飛機等更多領域也將重演中國產業被國際資本主導的悲劇。
2.假如全盤私有化，中國將無法完成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萍歼M步和產業升級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過程，國家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升級和進步。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早已占據了產業鏈的各個尖端，搶占了生產鏈的有利位置。私企的逐利性和投機性，以及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等特點，注定了他們只能隨波逐流，擔負不了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的重任。我們想要取得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必須集中國家力量，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精神，長年累月、堅持不懈、不計名利、不計得失的態度，在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中不斷取得積累和進步，才能有望有朝一日取得重大突破。中國這些年在造船、航天、衛星、高鐵、鋼鐵、先進制造、石化等方面取得的進步，主要依靠的是國企長年累月的積累和默默無聞的攻堅克難。正是由于有了這樣一批大型國企作為主心骨，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才有希望。假如全盤私有化，中國將無法完成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
3.假如全盤私有化，中國將缺乏足夠的公共產品。所謂的公共產業，包括基礎設施、環保、教育等等，眾所周知，全世界基礎設施建設成就最大的當數中國，中國的高鐵、高速公路已經分別位居世界第一，這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國有企業。正是有了政府為主導的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才為經濟發展和人們出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果沒有這些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經濟建設成就將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中國全盤私有化，資本的逐利性將導致基礎設施變得支離破碎，中國就不可能有如此豐碩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成就。此外，在教育、環保領域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投入，中國很難籌集如此巨大的資金去進行普惠制的教育，教育產業化將導致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讀不起書。
4.假如全盤私有化，中國政府將缺乏足夠的宏觀調控能力。何謂宏觀調控能力？不僅僅是指政府有行政權力，有行政強制性，位高權重，更是與所掌握的資源和力量息息相關。正是由于國家掌握了大型國企，這些大型國企基本上控制了經濟命脈，才能從根本上掌握國家經濟的走向。為什么說中國政府調控能力比較強？關鍵就在于注重發揮政府和國企的作用。為什么說中國經濟的回旋余地比較大？關鍵也在于政府和國企作用發揮比較好。為什么政府的產業引導有力？關鍵在于政府掌握了銀行這一現代經濟的命脈。假如全盤私有化了，國家沒有幾個大企業，沒有掌握經濟，尤其是沒有掌握金融，那還有什么力量？還有什么宏觀調控能力？恐怕到時候，政府只能轉變為資本家的打工仔，根本就無法調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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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流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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