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元指數沖擊100點關口的時刻，美國兩大分別代表經濟(金融)與政治(安全)的重量級人物卻同時聯袂訪華。這是非常罕見的。
顯然，代表美國資本利益的保爾森與代表美國國家利益的基辛格同時訪華是為了美國的整體利益而來。
盡管從公開渠道獲得的此兩人訪華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從有限的信息中還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此次接見保爾森的是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以前基本上是總理出面接見)，且新聞通稿的內容集中于張高麗的講話，保爾森的講話內容則幾乎一語帶過，而張高麗的講話核心就是“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與世界人民利益的事情”。通過上述有限信息，中國政府對美國資本利益集團的態度已經非常明朗了。
至于對基辛格，中國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態度，不但國家最高領導人出面接見，而且邀請其參加了中國發展論壇。
盡管公開的信息渠道所披露的有關基辛格此次訪華的信息量要比保爾森訪華的信息量要稍微豐富一些，但是仍然十分有限。不過從公開信息渠道所披露的信息來看，“利誘”與“威逼”無疑構成了基辛格此次訪華的主基調。
在與習近平會見時，基辛格一方面不得不認同中方有關“構建中美之間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另一方面“相信習主席今年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將是一次歷史性訪問并預祝訪問成功”。考慮到說話的對象，基辛格的講話“利誘”的成分居多。
如果說，在與習近平會見時考慮到對象，“利誘”的成分居多的話，那么，在參加中國發展論壇上，基辛格的“威逼”的面目就暴露無遺了。
談中國夢。基辛格先以評價中國過去的發展然后極為巧妙與隱蔽地過度到評價“中國夢”，并且認為“是超越人類極限的一個夢想”。也許很多人將基辛格的這句話視為盛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績，而完全忽視了基辛格所要表達的真實意思卻恰恰相反。“超越人類極限”的真正意思就是“人類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中國人不是人類而是異類)，而“夢想”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成為現實”。將這句外交辭令翻譯成日常用語就是“中國夢是不可能實現”的。基辛格的這句話等于直接對“中國夢”潑了一瓢冷水。這句話本質上與奧巴馬2010年早澳大利亞所講的那句“如果十三億中國人過上美國的日子，那將是人類的災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談中美關系。基辛格說“美中兩國需要在一些問題的中間地帶找到合作領域，共同探討應對全球挑戰的戰略，共同治理國際秩序”、“我40多年前來中國的時候，我們處理的是雙方之間的分歧;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機遇，40年前我們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脅，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來影響整個國際體系，避免不同地區出現的危機和沖突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只不過是多年前美國向中國拋出的“G2模式”翻版罷了。看來美國的“G2模式”至今揮之不去。為什么美國對“G2模式”情有獨鐘呢?說到底就是美國希望中國繼續扮演美國經濟殖民地的角色。因為無論從工業體系的完整性、基礎設施的完善度、人口規模及整體素質(與印度相比較)而言，中國均是美國最理想的經濟殖民地對象國，也是美國霸權延續的最理想的宿主。可見，基辛格此次的訪華使命就是為美國的利益來中國當說客。
至此，基辛格的政治邏輯也就非常明了了：首先以“超越人類極限的夢想”否定“中國夢”的現實可行性，然后再向中國兜售陳腐的“G2模式”給中國指出一條出路。基辛格真可謂用心良苦了。
談中俄關系。"現在俄羅斯和中國確實走的很近，這是在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正常選擇"。一方面以“正常選擇”來顯示自己對中俄關系“泰然處之”的心態，另一方面以“特殊情況”來暗示中俄戰略協作關系的“暫時性”，言下之意只有中美關系才是普遍情況下的長久選擇。
談國際體系與秩序。基辛格以“聯合國會員國的擴充”、國際事物的相互影響以及外交政策擴大到每一個大陸、每一個大洲作為論據，從而得出“國際體系已經完全發生變革了”的結論，其潛臺詞就是“(已經發生變革的)國際體系無需進一步變革”。
事實上，在有關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問題上的態度，中國不但在眾多國際場合無數次反復聲明過，不久前王毅外長在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更是清晰地表明了。中國強調與維護的恰好是二戰后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但不是美國一家或者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中國不但沒有追求在現有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體系之外另外打造一種新的體系與秩序，反而極力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因此，中國不但不是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的顛覆者，反而是參與者、建設者與維護者。相反，對聯合國經常或蔑視、或棄之不用的恰好是執行實用主義路線的美國與西方。尤其9.11事件發生以后，由于聯合國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霸權政策的最大障礙，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但自己之聯合國于不顧、拋棄聯合國執行單邊主義政策，更是肆無忌憚地調唆慫恿或者默許日本等二戰戰敗國極力挑釁戰后秩序。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才是真正的戰后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的顛覆者。因此，基辛格顯然是想混淆視聽，倒打一把。
基辛格進一步援引(最近幾年)中東發生的事件，來證明“任何一個地區出現的問題都會影響到其他的地區和整個世界”。其中的“警告”意味與蘊含的“殺機”已經不言而喻了。
“在歷史上我們看到國際社會從來沒有出現過有效的協調，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需要通過協調來向對方說明自己的立場，我們需要有一種全球的視野”，這句話算得上基辛格為數不多的“識時務”之言了。也表明了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精英已經意識到過去那種處理國際事務中“任我行”的霸權做派已經難以為繼，需要做出一些妥協與調整了。至于是真心妥協還是權宜之計恐怕仍然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談亞投行。“發展需要更多的資本，現有架構和新的架構的共存應該是有可能的。諸多事情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國際體系，中美間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很重要。”、“歷史表明，從沒有任何一個單獨國家可以獨自打造國際體系。中國打造新的地區發展和開發機構的努力，需要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其他支柱性力量合作”。基辛格的上述表態，與其說表達了美國的擔心與顧慮，還不如說顯示的是美國的“焦慮”。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從來沒有想過也從未天真的認為憑一己之力去獨自打造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同時美國也不應寄希望于中國如果沒有得到美國的首肯(所謂的“與美國達成一致”、“與國際社會的其他支柱性力量合作”)，中國就只能“裹足不前”、“無所作為”。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在事關中國發展與進步、事關國家與民族未來命運的問題上，中國不但不能消極地等待或者順應美國的態度，也不應該唯美國的馬首是瞻，更不應該因為美國的反對就放棄。在這一點上，基辛格所代表的那種陳舊過時的“霸權思維模式”恐怕也得與時俱進了。
中國不但應該在國內堅持走群眾路，在國際上也要堅持“群眾路線”，中國不會像美國一樣成為“獨行俠”，這一點基辛格不用擔心，也無需懷疑。
“中國現正經歷著一個非常時期，一旦這個時期的使命被完成，將載入史冊，影響深遠”。基辛格作為一個資深的外交家，其語言的使用當然是爐火純青的。“非常時期”的“非常”指的是什么?“使命”又是什么?這句話給了國際國內不同的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間。
縱觀基辛格此次來華，其言行無不飽含了“威逼”與“利誘”的成分與元素，可以說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
作為美國精英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利用各種場合與機會處處維護美國的既得利益無可厚非。但是透過基辛格的言行，我們不難發現，作為長期生活在美國霸權框架內為美國霸權服務的政治家、戰略家、外交家的基辛格，其霸權思維是根深蒂固的。我們常說：人最難做到的就是戰勝自己。其實這句話適用于每一個人，基辛格也不例外。
山人看到中國媒體長期以來對基辛格使用最多的一個稱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山人認為貿然地將“人民”加進去，這個稱呼則未必恰當了。作為一個長期研究中國的戰略家，基辛格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恐怕仍然停留在一種淺層的狀態。如果基辛格真正的了解中國的歷史、認知中華文化的精髓的話，那么基辛格就不應該前來規勸中國，而應該去更多地從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中汲取營養，并認真地反思美國的所作所為。
基辛格應該明白的是，他最多也就只能獲得中國媒體或者中國領導授予他“中國人民老朋友”這一稱號(盡管這一稱號也未必合適)，但他應該沒有資格享受“中國人民歷史老師”這個稱號。中國對于“霸道”與“王道”孰優孰劣的歷史命題早在兩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哲學思考中就已經解決了，但是美國歷來的政治家卻從自己的“霸權思維”出發一再質疑中國一再聲稱的“永不稱霸”的承諾，僅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諸如基辛格之類的美國精英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還僅僅停留在多么膚淺的表層。
文化上的差異必然導致思維模式的差異，而思維模式的差異必然導致行為模式的差異。這一點上，即使象基辛格這樣的戰略家仍然不能跳出既定的窠臼，擺脫固有的思維定勢。這不得不說是美國的遺憾，同時也是美國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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