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舉世矚目的中國兩會閉幕式剛過，人們還在仔細回味李克強總理妙語連珠的答記者問，午間卻又爆出一條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這無疑是王岐山所領導的中紀委給兩會獻上的又一個彩蛋，用以調劑舒緩人們這些天倍覺緊張的神經。仇和的落馬，讓中紀委導演的反腐敗特別劇目《盛會打虎》以十天打三虎而達到高潮。之所以有高潮，是因為有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直呼意外的反差：與前兩虎景春華、栗智不同，落馬前的這十天，仇和正是作為云南省的第三把手，以云南省兩會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完兩會，也一定在臺下仔細聆聽了習主席堅定反腐敗的鏗鏘話語。就在落馬當天，仇和還以省委領導的身份登上《云南日報》的頭條。
但與落馬前這些小的前奏所形成的落差相比，讓人們深感意外的原因更多地是——十多年來仇和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作為改革派明星官員的耀眼光環與鮮亮形象，著實難與權錢色濁臭交易等對腐敗分子的慣常聯想掛起鉤來。十多年的中國政治場上，仇和是一個被賦予了太多象征意義的官員。因為這種象征意義，他的身上滿負著爭議，圍繞他形成的輿論劃分甚至成為中國改革思路爭論的一個微觀樣板。雖然毀譽參半，但仇和本人無疑是這種爭議的受益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是“被一路舉報，仕途卻一路驚喜”。
充滿爭議的“仇式改革”固然與仇和個人的思路、風格關系密切，從根本上說還是他極端市場化、激進私有化主導思想的表達。在仇和政治上的發跡之地宿遷，仇和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作為這一思路的注腳，在仇和的主導下，2001年起，宿遷全市開始強力推行改革，公立醫院、衛生所、學校、幼兒園等紛紛變成民營。這也引起了強烈的民意反彈：泗洪縣幼兒園的老師們在市委門前靜坐示威;沭陽縣中醫院數百位職工用大鐵鎖將門診部大樓鎖了3天;央視《焦點訪談》三次質疑宿遷教改醫改。但在改革強人仇和“不換思想就換人”的鐵腕氣概面前，這些質疑聲音最終還是被有意屏蔽或無意中淹沒。以完全市場化、私有化、全面出賣變現公總資產為特征的改革仍然被推進下去了。
仇和上述敢想敢干的做派并非來自他一個人的頭腦風暴。他還有一位指導自己的“洋教師爺”——薩繆爾森，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是全美國大學生的通用教材，已經不斷修訂出版到第十九版。雖然薩繆爾森也注意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并從凱恩斯主義的立場強調政府進行必要的善意的市場監管，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其作為西方經濟學者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美化和崇拜的總基調。據仇和在宿遷時的秘書謝新松說：“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文版，他就從第12版一直買到第17版”，讀了整整六個版本。理論上的服膺變為實踐上的大力推行，但吊詭的是，縱觀仇式改革，卻又將薩繆爾森對自由市場的反思警誡置諸腦后，變成一種市場萬能論的宗教崇拜。他曾將自己的執政信念明確表述為“公權支配最小化，市場支配最大化”，“資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動力”。
仇和的上述信念的形成，和他一段曾給自己仕途鍍上一層金箔的學習經歷有關——1995年，身為江蘇省科委正處級干部的仇和，參加江蘇省高級管理人才經濟研究班，赴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進行了為期半年多的學習培訓。這段學習的具體內容是什么，20年后的今天，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看見的影響有兩點：一是作為參見去美國學習歸來的高級經濟管理人才，仇和很快得到重用，升任副廳級的宿遷市副市長;另一點則從他后來以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宿遷市下轄的沭陽縣委書記時推行的改革思路中初現端倪。仇和在沭陽的施政思路是積極推進私有化、相信市場萬能的新自由主義思路。
更詭異的問題在于，向來對中國人民充滿友好情誼的山姆大叔還特意為仇和所參與的赴美高級經濟管理人才學習班開了小灶——仇和他們所接受的這套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私有化理論，在當時的美國也并不吃香，美國政府也沒有在實踐中完全采納。因此，華裔學者、曾在仇和學習過的馬里蘭大學任教的李玲教授就驚呼“后來他回國后推行市場化醫療改革，把公立醫院全都賣了，我非常驚訝：他是不是學錯了!仇和在美國期間應該看到，即使在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國家，醫療衛生領域開始也是以國家干預為主”。
實踐上的效果也并沒有好到哪里去，由李玲教授牽頭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醫療衛生改革課題組發布的《江蘇省宿遷地區醫改調研報告》，以翔實的數據說明，仇和所一意孤行推動的宿遷醫改，并沒有改善多少百姓的就醫環境：加劇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因為市場導向一切向利潤看，醫生們開始想盡辦法誘導病人多做各種不必要的檢查，進行過度醫療;紅包回扣也隱形存在。“改革思路在某些方面違背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尤其是將全面市場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論和實踐證明行不通的醫療衛生領域。所以，目前宿遷市看病貴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老百姓的醫療負擔反而加重，潛在醫療衛生問題令人擔憂。”這是課題組給出的整體斷語。
宿遷醫改所暴露出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是中國以市場化為主要特色的第二輪醫改的一個標本。但這次醫改也飽受詬病，公共福利性質的醫療資源完全向市場放開，只會使身處弱勢的普通民眾成為醫院的大資本競相獵殺的對象，并且催生了權力尋租的腐敗現象。經過市場化醫改，醫藥領域成為中國腐敗的最高發地段。2007年，曾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的鄭筱萸就因此而被拉下馬并判處死刑。最終，官方層面也宣布了該輪醫改的總體失敗，并開始推動以加強基本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為特征的新一輪醫改，明確醫療資源的公共屬性。實踐證明，第三輪醫改中所推行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把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的醫療需求作為根本目標，總體效果是積極的。
今天，當中國的醫療事業改革在走過曲折彎路后終于走上正軌的時候，仇和這位曾經的潮流推動者也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提前結束了自己的仕途。仇和本人的貪腐問題從何時開始?是否在當時所力推的宿遷醫改中存在利益輸送?我們只能等待紀檢部門的調查結果。我們甚至愿意揣著最善良的醫院來推測仇和諸多施政舉措的原初出發點：也許就是一個想干事、愿意干事的有抱負的官員，充滿爭議的作為至少表明他不愿意做一個混日子和稀泥的庸官懶官。但即便如此看，仇和的動機和他的措施也是嚴重不一致甚至南轅北轍的。我們有理由懷疑，曾經作為仇和仕途跳板的美國培訓之旅，是不是美國對中國求學官員的一次意識形態滲透。
年初,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他在教育部學習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精神座談會上提出,要嚴防西方價值觀在中國高校課堂上的滲透。這一表態引起輿論熱議，不少人認為袁部長的話是風聲鶴唳，更有人認為是意識形態上的揮舞大棒亂打人。可是，對照政治明星仇和的政治軌跡，特別是他在美國學習的經歷與后來施政理念舉措的聯系，我們恐怕不得不說，袁貴仁部長的判斷是對的，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確實無時不在的將對自己的有利的價值觀點不斷地塞給中國，哪怕這些觀點在美國國內都并不行銷。
囿于自身職責權限，袁貴仁部長的講話主要是針對教育領域特別是作為重災區的高效課堂的。可是實際上，袁部長提到的問題又豈僅限于高校課堂一隅?相對高校課堂上多少還具有“書生意氣”的迂闊色彩，西方價值觀念對中國政府官員的滲透其實更直接、更明顯、也更有害。君不見，前些年有多少中國各級干部組團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參加各種形式的研修班培訓班？這些參加培訓的干部有哪一個不是以近乎朝圣的態度去取經？哪一個干部不是把這一學習經歷當作重要的履歷鍍金紛紛寫在簡歷上生怕別人不知道？至于取的經到底是如來真經還是毒草邪經，似乎一時沒有那么多人追問，但是在毒草邪經毒害下行使的弊政的代價卻注定是要有中國的老百姓來承擔的。正如仇和雖落馬，但螺螄灣的商戶們受損的利益不知何時才能得到補償一樣。而這正是我們在經歷一段政治追星熱過后需要冷靜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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