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緬甸軍機炸死云南數名同胞被報道的這一刻起，筆者悲傷之余按耐不住憤怒，一些長期壓抑的話語不得不說了。不得不說緬甸作為中國戰略界談論的南大門出海口，完全是一個假命題。不敢戰爭，害怕戰爭，無數個出海口送給中國都是死路，唯有“敢戰”才是中國最大的真正的出海口!
在中國戰略理論界，很多的命題其實說穿了都是假命題，一些命題甚至出現基本概念混淆，邏輯顛倒，中國已經被這些假命題套牢了。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這個假命題它的荒謬性在哪里？
有侄兒報考公務員，想我幫忙指點訣竅開靈光，我直白告訴他沒法考，即使考上也不是好料。因為大部分題目在我看來都是荒謬的，填寫答案不就是學會吹棒?在這里不妨列舉一道國家公務員行政能力測試模擬題：“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這是( )的結果。”我們還可以常常在中國官方媒體以及官員口中，聽到“經濟正在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佛教般的口頭禪。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這是一道假命題還是一道真命題。既然“我國國民經濟是飛速發展”，為何“人民生活水平不是‘飛速’而是‘不斷’或者‘逐步’的提高”，這種改調門蘊含何種玄機?“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發展的參照系在哪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它的參照系又是在哪里?毫無疑問可以確認是以自身歷史上的某個靜態點作為參照物或者說參照標準的。這種以自身歷史上的某個靜止點作為參照系來講道理，不得不讓人“佩服”!不過，它只能證明中國經濟發展是走前進的道路，不是走回原始社會經濟的道路!
這種參照有意義嗎?在信息不發達看不到世界發展趨勢的社會里，這種說法可以讓人安心放心，甚至悠然自得豪情滿懷。如果拿世界人均收入排名比對，以國家財富流失數據進行分析，這種參照不只是失去意義，而荒唐!
斯大林最早說的“落后就會挨打”是八十年代中國政客最常用的口頭禪，從目前曝光的數據分析可以得知當時中國在世界其實并不算落后，是世界六大工業強國之一，經濟發展速率排在世界最前列。國際地位是高還是低?我們看看有效抗拒蘇聯的核武報復，以及抗美援朝痛擊世界最強大的美國佬，十一年后美國總統登門拜訪，可以知道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幾斤幾兩。
還有一個佛教般的口頭禪是“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國際地位正日漸高漲”，中國國際地位正日漸高漲還是日漸衰落？還是到了最危險時期？
我們不需要計較金元外交，只需要看看幾個重大國際性事件就明白。96年海參崴地區本應該回歸，中國卻簽訂承認是他國領土;99年美國多個導彈多個方向炸掉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善后處理態度蠻橫;2001年飛機入侵中國領空南海撞機，態度進一步蠻橫;早在1974年開始中國就在東海勘探油氣資源，近三十年時間里日本不聞不問，偏偏在建成投產之時，日本橫加指責和干涉。這一系列事件其實展示出了中國國際地位上升還是下降的趨勢?接下來，美國戰略東移日本配合購釣魚島擴大美國百分之六十重兵力進駐的亞太戰略東移時期的對中國早期威懾效應，與此同時菲律賓越南相機發難。如果這樣前后緊密關聯的一連串國際性重大事件還不能阻止“中國國際地位正日漸高漲”的歌唱，真不知道玩的是那一套?中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玩過，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樣玩過。這種玩法有點欺民太甚了!
中國的政治理論其實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走來的，但在現實的官話套話中，習慣于靜態參照系的歌功頌德缺失辯證邏輯的嚴重性，已經足以否定整個理論基礎。也可以說是邏輯思維混亂極其嚴重。欺騙不觀世界發展的被網絡時代拋棄的落后山區農民，這種邏輯是行得通的，除此之外，其實毫無意義，更不要奢求博取民意、博取權力的信用和信任，而其反作用效果非常明顯，就是讓網絡人覺得極其厭惡。
中國國際地位，在緬甸軍機炸死云南數名同胞被報道的這一刻，已經足夠讓全國人民深刻感受到了國家地位的滋味，大面積的海外投資失敗，海外維權無一例成功，讓人體味到了國家的國際地位的滋味，唯一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是被美國逼迫的俄羅斯。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已經危在旦夕!完全可以再次高唱革命時期的國際歌了，可我們還在做沉默的羔羊。而有人卻做末日的貪婪，不是改變國企管理模式而是繼續私混國企，為侵吞國有資產第二次國有資產瓜分打下伏筆，踐踏保護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有明確條款的現有憲法。
“杜絕冤假錯案是靠法治而不是良知”，這也是目前官方認可即將成為口頭禪，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假命題，極其荒謬！法治社會不是口頭上說就會來臨的，它需要經歷里程碑意義事件，其一是違憲舉證和違憲審判獨立機構的建設，其二是權力制衡機制的完善，其三是權力機構產生和立法上直接民主模式上的采納。
通過各大媒體搜集有關法治建設的闡釋性文章，筆者對中國法治建設幾乎喪失信心。因為絕大部分闡釋性文章認定杜絕冤假錯案不是靠良知而是法治，而實際上中國目前糾正的冤假錯案真的是新政的良知所為，新政的開明豁達所為，是法律界良知的呼喚，說不好聽的，其實也是全社會進入嚴重危機下的驅使。這些闡釋性文章作者幾乎不明白，冤假錯案本身就是不正當法治產生出來的問題，沒有這種法治，何來冤假錯案?中國最早的成文法律是西周的《呂刑》，這說明法治在封建社會就已經出現了，而且民間傳頌青天官員絕大部分是用法律保護百姓利益的法治案件的結果。僅僅就法治談法治根本不具有新意，只有違憲舉證、違憲審判的獨立機關的設立，才是構建法治社會的里程碑意義。不正當法治的來源才是當今法治建設的真正面臨的困局。這種不正當法治來源于權力制衡的喪失，來源于大眾直接監督權的喪失，來源于大眾直接民主模式的丟棄。在《從海外投資70%的大面積失敗說中國極端困境的破局》一文中，筆者簡單談到了這種直接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民主直選權的基礎之上的，有人說是夾雜私貨，在兩會期間左派非黨員人士在提案中居然把一人一票等同于排除黨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創立的，排除共產黨，中國社會確實不知道漂向何方，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再簡單不過，本不值得一提，一人一票民主直選機制上加入黨權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把一人一票等同于排除黨權，在當前國家極端困境的情況下，不是頑固不化的利益保守派，一定是居心叵測。
有網友說中國的智慧在野不在朝，我不相信，所以只能回答說是由于中國人才機制癱瘓造成的惡果。處在風口浪尖能夠生存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權，一個社會群體領導，威信才是真正的生命力，而威信是需要足夠的智慧的。沒有足夠的智慧不足以成就威信。欺世盜名的江湖作為，根本不可能成就政治威信，所以借法治建設否定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混亂是不得人心的，也絕不可能成就當今的威信。因為沒有人不理解，一個通過武裝革命建立的初期政權，權威治理的過渡是世界各國通常的過渡，其法治建設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建國領袖以足夠的智慧建立起來的威信，也不可能隨意被昏庸之輩否定。
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上，目標不明確，含糊其事，等等問題綜合在一起，幾乎可以讓人精準預測國運所能持續的時間了。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通常的主權意義實際上遮蓋本質上的國家間的利益訴求關系意義。而這種利益訴求關系的意義大部分表現在廣泛意義下的資源控制上。一個國家的強弱區分，最具判斷標準的是綜合資源控制能力。以此分析，可以得出政權是否有作為的標準，也可以判斷某個權力人物是否存在賣國行為。就因為缺失統一鑒定標準，一些官僚文人用吹棒方式以一種假象蒙蔽國家決策層，鑄成國家決策性失誤，逐漸積累成難以逆轉的頹敗趨勢。中國近幾十年都是在這種自吹自擂的狂醉狀態中度過，在自我感覺的大國氛圍中自慰。
中國極少數官僚或者依附官僚群體在改革浪潮中賺得盆滿缽滿，相比于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幾乎可以忽視，因為不論專制還是民主政權，具有政權生命力意義的政權信用不可能取決于這個群體。在這個網絡時代，國際間的信息傳達是以秒計算的。只要翻翻國際經濟增長數據，比比各國在新中國建立以來幾十年的發展水平，幾乎沒有人不明白，原來中國在進入改革開放后，國民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一直在走下坡路，被世界普遍性的真實發展速率水平遠遠撂下了。世界人均收入排名在不斷下降，而貪腐指數呈現不斷上升姿態，參照世界感受自身，這就是網絡時代人們的切身感受方式，也是普通百姓的直接感受方式，得出的結果毫無疑問是中國正在走向落后的殘酷事實!中國實際網民已經不是統計部門所說的6億多，受網絡深刻影響足以超過十億。政府官員在言談舉止上如果消極對待，無視這種事實，就是到了out的邊緣。
所謂改革，真實意義是改良，改良的具體意義是追趕世界的先進。落后需要追趕，清朝時期是何種追趕思想?
清代啟蒙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湖南邵陽人魏源，在《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觀點。后來在此基礎上提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主張，并開展實踐，這就是清朝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的洋務運動。這種思想觀點的出現，正是由于清朝在軍事武器技術上的欠缺，而龐大的經濟，肥厚的財富，遭遇西方紅眼而合伙武力掠奪的困境下，一種愛國思想上的本能反抗的反應。
清朝經濟強大，統治階層思想者只是感到軍事落后，所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追趕目標確實定的很明確、到位。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戰略武器的強大，個別專制人物判斷的失誤，造成的麻痹思想鑄成了政治戰略與軍事戰略上的脫軌甚至擱淺。如果說是學西方先進的技術倒也罷，但很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來不缺經濟管理上的超智慧人才，歷史上曾經數度引領世界的經濟大國此刻反過頭來要向西方學習經濟，并且把無法根除金融危機弊病的西方經濟學當成了神學一般供奉，這也將會成為中國歷史的一段離奇恥辱性的笑話。從這一點分析，學技術還是私有化經濟是目的不言而喻，結果學到頗為壯觀的只是血汗工廠，弄到的絕大部分所謂的GDP是他國的GNP，經濟整體上被他國操縱，人民百姓在改革的浪潮中感受到的是人均收入世界排名越來越低。以此也可以判斷，中國改革開放目標極其不明確，真正不言自明的是私有化進程。拆解農村集體經濟制度，以性解放麻痹老百姓思想等等，結果引來了吞噬民族民運的艾滋病、毒患、污染的環境。
清朝追趕世界的目標明確，但政治戰略落后，全國各地農民起義聲勢浩大，溫和改良派受制，嚴重的貪腐最終葬送國運。與清朝相比，當今中國目標不明確，貪腐狀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全國性的群體性事件爆發性增長是不同時代另類意義的起義，溫和改良派不被重視，以此可以判斷，當今國運一定遠遠短于清朝洋務運動之后的國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孟子也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在國運問題上，孟子說的很清楚了。當今現實的問題不是美日有多厲害有多欺負人的問題，而是美日都屬于具有掌握戰爭規律和侵略戰爭經驗的國家，中國沒有記住被侵略的問題癥結在哪里。
此前的文章，很多的東西說的再清楚不過,但終究逃不過被封殺封堵之厄運。缺失接受批評的誠懇姿態，不可能激發超智慧的建議出現，創立不了為公共利益言論免責的空間，也就不可能有破局的機會。在這里再次直白說，中國確實已經出現了極端的內外困境，再不以誠懇姿態糾正和明確目標，所面臨的問題絕對是out問題。是預測還是必然?是末日能否破局，還是末日能否放棄貪婪的問題?噩夢已經來臨,良知是否應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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