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山西警察打死討薪女工周秀云的惡行已過去一段時間了，但它仍然刺痛著大眾的心，讓人感到無比的憤怒和難以接受。當我從電視上再次看到那個壯碩的警察揪著那個弱小的女人的頭發(fā)摔來摔去的時候，簡直憤懣到了極點，那種冷漠、兇殘、丑陋讓人無以言表，一條鮮活的生命在那個警察的眼里就象一根沒有生命的荒草，這是人民警察嗎?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民掀起了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無數(shù)的人流血流汗犧牲生命，所爭者無非“人民”兩個字。1949年10月1日，一個新的共和國誕生，它的名字叫“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機關也多冠以“人民”的稱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這個國家是人民締造的，這個國家不同于歷史上的“官國”，也不應成為一個“官國”，它是人民的，它也是為了人民的，它凝聚著無數(shù)先烈的遺愿，它凝聚著億萬人民的期待。早在1934年，這個共和國草創(chuàng)的時候，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上就說：“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zhàn)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fā)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chǎn)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xiàn)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nóng)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解決人民內(nèi)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tài)度的人，10個就有10個要失敗……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毛澤東為打破一個“官國”殫精竭慮，他的聲音如黃鐘大呂。然而，毛澤東逝世后，毛澤東思想淡化了，邊緣了，“官國”又重新扎下了根，發(fā)出了芽，茁壯地成長了起來。曾經(jīng)如魚水般的干群關系疏離了，一些干部的臉難看了，話不中聽了，老百姓的事難辦了，侵民害民的事件層出不窮了，警察打死周秀云的惡行也就發(fā)生了。那個叫王文軍的警察，當他扯著周秀云的頭發(fā)摔過來摔過去的時候，他的心里連一點對群眾的感情的殘存也沒有了，那個從河南來到山西打工的女人，成了這個警察的敵人，成了他眼里的一個犯罪分子，一個生命成了草芥。他摔碎的豈止是一條生命，他摔碎的是人民的信任，他摔碎的是先烈們的理想，他摔碎的是國家的基石，他摔出的是一條深不見底的鴻溝，他摔離的是千千萬萬個周秀云一樣的人民大眾。而當“人民警察”沒有了“人民”兩個字的時候，它會變成什么呢?它會成為資本的幫兇，它會成為權(quán)貴的鷹犬，它會成為惡人的私器。

　　2014年12月13日，一件寒冬里的寒心事，一名打工女因討薪命喪警察之手，那雙罪惡的手摔斷了那個女工的脖子，這件事在百度百科上已被定義為“12·13山西討薪亡人事件”。這個日子，這件事，將久遠地留在許許多多的人的心里，難以忘卻，它也會久遠地拷問著這個社會，拷問著那些需要反思又得不到反思的頑疾塊壘。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我想起了唐代詩人杜甫《石壕吏》里的一句，又想起了也是發(fā)生在去年的美國紐約黑人小販埃里克·加納被警察扼喉致死的案件，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想起這些，或是它們之間有著某些關聯(lián)吧，又或是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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