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沈陽出租車司機罷運，出租車管理問題又成了社會輿論熱議的話題。
當然，和以往一樣，矛頭再次對準了出租車的“份子錢”。理由聽上去很堂皇，出租車司機起早貪黑，辛辛苦苦掙點錢，出租車公司啥也沒付出，就得拿走一大筆，不合理，所以不如干脆取消出租車公司，就讓出租車司機自己單干。
這個時候，大家都不提經常碰到的出租車拒載、宰客問題了，好像壓根沒發生過，自己沒碰到過。出租車司機是弱勢群體嘛，跟他們站在一邊，就占領了道德制高點，肯定沒有問題。
但是且慢，不要這么快站隊表態，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上來。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出租車是什么性質?
一般人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對地理方位和公交路線也不熟悉，所以交通肯定只能依靠出租車。也就是說，對很多人而言，對一個城市的第一印象就來自乘坐出租車的體驗。如果剛到一個城市，出了機場、車站，打了個出租車，就被宰了一刀，你對這個城市的印象肯定好不到哪兒去。
有一年，我第一次蘭州，出了火車站，足足等了半小時才打上車，前面的車都說不順路，拒載。到西安，打車去火車站，也等了三四十分鐘才打上，而且還沒到火車站，就把我放下來了，讓自己走過去的，說是火車站附近太堵，他不過去。在北京，打車的時候司機讓乘客自己指路，說他不認識，更是家常便飯。如果你不認識，他自己就找，繞了路也要收錢。而且，北京的出租車里還有很多假的，看著是正規出租車，實際上是“克隆車”。這種事情媒體經常報道。
所以，出租車經常被稱為一個城市的臉面。政府必須得管，而且還要管好。
對長期生活在一個城市里的人來說，交通方面除了乘坐公交之外，肯定也會經常打車。對某些特定人群來說，他們也可能以乘坐出租車為主要的交通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出租車還是一個城市的公交系統的補充，滿足了一些公交不能滿足的需求。
也就是說，出租車不僅是單純的經營性行為，也帶有強烈的公益功能屬性。所以，城市管理部門對出租車的管理就不僅要滿足出租車司機的利益訴求，也必須考慮到城市交通管理的需求，不可能只顧一邊。如果只顧出租車司機的利益訴求，當然就可以完全放開，交給市場去調節;如果完全界定為城市公共交通，那就必須由政府補貼，以極低的價格為市民提供服務。
對城市管理來說，出租車管理麻煩的地方也就在于，它既是經營性的，但同時又承擔了一部分城市公共交通的功能，所以必須在兩邊之間找平衡。向一邊傾斜，另一邊就會翹起來。
但是，既然大家都認為放開讓市場調節更好，那么不妨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放開會是什么結果。
這方面最好的參照標準自然是黑車。黑車是一個客觀存在，無法避免，哪兒都有。尤其是在遠離市區的城郊地區，城市里的出租車一般不愿意去，所以黑車就占領了這個市場。雖然有關部門經常組織打擊，但實際上禁而不絕，因為這個需求是存在的，自然會有市場。
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這應該算是自發擴展的市場秩序的東西。但任何坐過黑車的人都知道，黑車運營存在很大的風險。首先是，他沒有運營牌照，也沒有上級主管單位，所以一般出了問題，比如交通事故，只有由他個人來承擔，但他的承擔能力顯然是很有限的。其次，黑車存在類似封建行會的老鄉會之類的灰色組織，一般一個片區由某個地方的同鄉霸占，不許其他人加入，這種組織甚至帶有黑社會性質。
當然，肯定會有人說，就算是取消公司的份子錢，運營資質審查和經營牌照仍然可以加強管理。但這就意味著出租車司機就成了單干的個體戶，除了運營資質和經營牌照，其它方面和黑車無異。那么前面提到黑車的問題就會出現，一是風險承擔，二是一旦取消公司，就會形成相互聯系的一群經營戶霸占一個片區的情況，逐漸形成類似黑社會的組織，雖然未必比公司承擔的責任更多，但對經營者的要求未必會更少。
假如有一天，你坐上出租車，原來只需要30塊錢的路程，出租車司機就是要問你要50，而且一旦發生交通事故，他只能以個人財產承擔責任……這是今天呼吁取消份子錢的人們希望看到的結果嗎?
在這里可以回顧一下1990年代縣市間的短途客運班車。那時因為國企改革，縣市級的短途客運公司將大部分客車承包出去，由私人運營，結果十分糟糕。我上大學時，從家鄉小鎮上車，總共300公里的路程，從一個車上被轉賣到另一個車上，賣了三次，一開始買的臥鋪票，后來是站在走道里到了西安。所以那時候國營的客運公司的車上都寫著國營兩個字，大家反倒寧愿坐國營公司的車，以至于有些私人承包的車輛也貼上國營兩個字。因為在那種混亂的情況下，國營就意味著上面是有公司的，大家覺得靠譜、放心。
就出租車來說，其實絕大多數縣市級城市，都是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才開始進行城市化建設，才有了出租車，大多數一開始也都是由政府直接發放運營牌照，個體經營。但在2010年之后，還是逐步走向公司化運營，管理運營也逐步走向規范化。但大多數縣市級城市的計費方式仍然不是打表，而是自己談價錢，甚至有些干脆就跟公交車一樣，五塊錢隨便坐，隨時上下，不管同路與否，司機都會挨個去繞路送人。
絕大多數到過上海的人大概都會對上海的出租車印象不錯，服務規范，不拒載，不繞路，不宰客，打表計費，有發票，司機不會亂講話，對乘客一般都比較客氣，有禮貌。即使有些比較糟糕的情況，相對來說比其它城市少得多。之所以這樣，一個離不開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出租車行業，國營公司的車輛至今仍然占到七八成。而在那些“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但出租車多數給人印象不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國有公司在承擔政府規定的社會責任方面，要比私營公司更積極主動，管理也更加規范。對政府管理而言，也更容易在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做到平衡。
所以，今天需要討論的問題不應該是是否取消份子錢，取消出租車公司，而是如何在公共利益和群體利益之間更好的找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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