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他師傅鼓吹葉利欽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取消政府對資本家壓迫的管制，讓工農去血汗工廠或者下崗，把人民權力和國企都送給中外資本家，還美其名曰“法無禁止即可為(說是自由，但沒說是誰的自由。這次放開物價就是讓資本家可以組織起來漲價多賺錢，可同時卻不讓工人組織起來罷工漲工資。不是說自由嗎，為什么讓資本家隨便漲價，卻不讓工人組織起來罷工漲工資?)”“壯士斷腕(不是官員把自己家產給老百姓，而是把不屬于官員的國企送給資本家)”。最近上海取消了對外灘迎新年活動管制，按照市場化要求把免費活動改為憑票入場(跟北京地鐵漲價，增加資本家收入，福利開支減少讓資本家少交稅，反過來讓老百姓壓力增大之后去做奴隸打工如出一轍)。這些都是貫徹他市場化私有化造成的結果
上海政府2014年年底宣布取消2015年上海外灘地區的大規模的新年倒計時、跨年慶祝活動，并且把“5D燈光秀”的地點從以往的“外灘”改為憑票入場的“外灘源”。決定停止在外灘組織集會的后果是上海政府停止了幾十年來一直實施的外灘節日晚間管制——不再投入大量警力控制人流、控制上堤岸、分路段分割人流、公交地鐵到站不停、交通管制等等，外灘地鐵第一次不封站，武警第一次不參與外灘交通管制。這樣一來，2014年12月31日的外灘就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出入的“自由世界”。也就是說，當天外灘發生的大規模慶新年集會不是官方組織的集會，而是百分之百的“非公”、“民營”、“市場化”，不受官方控制，只受“普世價值”的控制。“普世價值”在這場集會中支配一切，發揮得淋漓盡致
對參加這場“自發民營”外灘迎新年集會沒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參加、自由退出，想去就去，想留就留，想走就走，想怎么去就怎么去，想什么時候去、什么時候走都系聽尊便，只有徹底的充分的個人自由，沒有任何“集體”、“整體”、“個人服從集體”之類紀律。
絕對市場經濟——不含任何“計劃經濟”的條條框框，絕不搞什么“有計劃、按比例、有秩序、有控制”，百分之百“需要導向”、“通過市場自我調整”、每個人都是經濟人，知道如何自我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優勝劣汰、弱肉強食”。
絕對沒有政府管制——不是政府組織的集會，政府只疏導，不管制，更不審查，不折不扣“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審批”、取消政府管制，徹底實現了“象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上海外灘2015年迎新集會是百分之百按照“普世價值”的原則辦，那發生的踩踏事故當然是“普世價值”的產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的實踐結果跟文人“公知”鼓吹的“普世價值”種種美妙一對照，是非曲直立刻一目了然：
他們所謂的自由是誰的自由?如果集體就不讓個人自由，那為啥美軍、深青社、記者協會、商會不解散?如果集體危害個人自由，為啥不解散這些資本家和公知組織?工人認為組織工會之后才敢自由對抗資本家，這是多數人自由對抗資本的自由，少數資本家要求解散工會取得他們少數人的自由。資本家認為自己隨便解雇、企業屬于自己、社會沒福利才是自由;而工人認為不能隨便解雇、企業屬于自己、高福利，自己才敢自由對抗資本家。所以公知所謂的自由是資本家自由剝削的自由，不是多數人的自由。他們的所謂自由，就是讓老百姓不能組織起來一盤散沙，他們組織起來對老百姓分而治之。這次問題就是市場化讓老百姓一盤散沙的結果，老百姓這樣才能被資本家精英分而治之壓迫;老百姓如果平常參加活動組織起來，到被壓迫(比如地鐵漲價)的時候就可以用平常的組織去對抗小強。比如文革時候百萬人活動也沒事，那時候群眾有組織，現在壓迫者最怕，因為那種群眾組織存在，他們沒法用地鐵漲價私有化來危害老百姓。他們所謂的自由就是少數資本精英獨裁制定私有制憲法，必須按照他們私有制憲法的規定自由，絕對不讓老百姓自由的公決是共產分企業還是私有。
——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的實踐證明：沒有整體利益哪有個人利益。整體癱瘓了，個體的命都保不住——人人按照“個人利益最大化”想到哪兒到哪兒，上下觀景臺的人群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誰的話也不聽，結果擠成一團。等出現踩踏，立刻按照“個人危險最小化”的原則四散奔逃，結果是加劇放大了危險。廣場上的人，不管每個個體如何”優等”、“精英”、”高素質“、”有派“，但在“廣場踩踏”這個整體狂暴力量面前無不顯得無比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擊。大廈將傾，孤木難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一旦廣場人群這個整體發生混亂，人群中的某個個體豈能獨善其身?同理，國崩潰，家豈能保全?大河完蛋，小河豈能僥幸?
——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的實踐證明：那些一貫鼓吹”市場萬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一個社會發育完善的國家，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有沒有政府，其實沒有太大關系”、“連警察都可以省了”、“要像戒毒一樣戒除管制”的文人“公知”如今義憤填膺一邊倒地指責上海政府管制監管不力導致大規模人群踩踏死亡事故，卻沒有一個站出來說，上海外灘的踩踏事故是政府管制過多造成的，更不用說義正詞嚴宣布“不畏浮云遮望眼”、“寧要有踩踏的自由，不要無踩踏的專制”、“踩踏事故證明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戒得還不徹底”、“踩踏暴露出來的問題，要通過深化踩踏去解決”了……這些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幾十年以來上海政府年年實施外灘節假日晚間交通管制，從來沒出過大規模踩踏事故。可見上海政府根本不是不知道如何控制人群流量密度。一切指手畫腳引經據典用諸如紐約新年集會管控方式等外國實例來教訓上海政府該如何管控人群的人純粹是在班門弄斧。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發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上海政府“管理不善”，而是“放棄管理”，不是“不會管”，而是“不再管”——放棄交通管制，外灘地鐵不封站，武警不參與外灘交通管制外灘全部開放，任人自由出入，只派了幾百警察對幾十萬人實施“監督疏導”。不怕不會管，只怕不肯管。一旦決策不管，一切管控經驗、管控實力立刻無用武之地——前蘇聯一旦決策解體，全部核武器、全部軍事實力、軍事經驗都付諸流水，毫無用武之地。
為什么上海政府不早不晚偏偏在2014年決定放棄實行了幾十年的外灘新年晚間交通管制?別的不知道，只知道2014年發生的足以左右上海政府決策的大事是“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廢除事前監管”。至于取消外灘新年期間交通管制究竟是因為“馬屁拍到馬掌上”還是因為“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對那些死難者來說已沒有意義。對一切還活著的中國人來說，無情的事實是：2014年出現了“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廢除事前監管”——就出現了2014年上海政府決定放棄實行了幾十年的外灘新年晚間交通管制——就出現了外灘2015年新年集會的“自發”、“民營”、“普世價值自由化”——就出現了2014年上海外灘大規模踩踏事故。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
“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價值”用于人流，就出現了人踩人的大災難，用于物流、錢流(金融)、信息流呢?當然會出現物質災難、金融災難、信息災難。一旦這四大災難同時發生，那意味著什么?大動亂、大災難。那時中國將何以自處?中國人將何以自處?那時死亡的人數就決不會僅僅以十位數計。上海外灘踩踏事故證明，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放棄政府監管而發生的災難如上海外灘踩踏事故，大家都看見了，重視了，吵吵嚷嚷要預防為主、未雨綢繆了。但在其他范圍內因放棄監管而正悄悄醞釀中的大規模“踩踏事故”呢?人們也看見了嗎?也知道預防為主、未雨綢繆嗎?不但沒有，而且正開足馬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
對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當然需要追究責任、懲辦責任人。但前提是必須解決以什么理論根據來判斷是非。如果肯定“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價值”沒錯，那就意味著上海政府對取消外灘民間自發的迎新集會的管制沒錯，對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的定性就只能是“取消行政審批不徹底”、“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還不徹底，解決辦法就只能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寧要有踩踏的自由，不要無踩踏的專制”、“踩踏暴露出來的問題，要通過深化踩踏去解決”。如果定性上海政府“監管不力”、“對重大災害事故管制不力”，那就意味著否定了“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絕對個人主義”等“普世價值”，肯定了“計劃經濟”等各項原則——二者必居其一。
站在老百姓的立場看，上海外灘踩踏事故是“普世價值”的產物。誰不遺余力鼓吹推行“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價值”，誰就是上海外灘踩踏事故的真正罪魁禍首，就是殺死外灘踩踏事故死難者的真正兇手。不如此，就不能追究任何人的責任：誰都沒錯，誰都沒罪。換句話說踩踏事故中的死難者是白死了。這后邊的潛臺詞是什么?死了活該——既然誰都沒錯，誰都沒罪，那死了的可不就是活該白白送死嗎?要說冷酷無情幸災樂禍，用肯定“法無禁止即可為”、“取消行政審批”、“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等“普世價值”制造出這樣的結果、導致任何實際改變也搞不成的人才是真正的冷酷無情幸災樂禍。
他的“小政府法無禁止即可為”不過是葉利欽模式的借尸還魂：
1、讓老百姓做資本家的奴隸，建立資本家獨裁社會，官員變成資本家
某大領導說，政府腐敗了，我把政府權力送給資本家，官員就不腐敗了，這叫“釜底抽薪放權”。這對嗎?其實這領導說的“釜底抽薪”就是小政府的意思。腐敗就是少數人掠奪多數人利益制造巨大貧富差距，從劉迎霞勾結市委書記侵吞水務這個案例來看，資本家勾結官員腐敗的目的就是掠奪老百姓的公共利益，我們反腐敗的目的就是不讓少數人成功掠奪成功、奪回他們搶走的利益;如果按照大官的說法把資本家要掠奪民眾的公共利益權力都送給資本家，這樣官員雖然看起來沒法腐敗了，但資本家合法掠奪了他想搶走的公共財富，那我們反腐敗還有意義嗎?小偷要偷你的財富，你把財富送給小偷，你不是跟小偷成了同伙?沒有完全私有化成功的時候，官員勾結資本家侵吞企業腐敗還能抓他們;如果他們私有化成功，推翻現在憲法建立私有制憲法，劉迎霞和市委書記都成了私營水務公司的合法股東，誰也不能再查處他們了。
小政府就是說把權力給市場(用市場這個模糊點詞掩蓋把權力送給資本家的本質)，其實是給資本家，政府不能干預資本家。大官鼓吹的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小政府的意思。有人說，為啥官員好好的掌權，卻愿意把權力給資本家呢?政府公有制能民主監督讓官員不能合法拿利潤，一般官員不能把官位讓后代繼承;而私有化之后后代能繼承、合法拿利潤、官員自己或者家人變成資本家、官員拿到好處，這說明私有化才對官員有利。所以官員當然愿意權力給資本家，這等于給了自己世襲。
一個單位說要民主了，可是選舉出來的總經理沒權力，掌權的是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主任卻不能通過民主選舉出來，且總經理不能管理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假民主忽悠嗎?小政府就像這個單位假民主忽悠老百姓一樣：民主的意思是讓多數人真正掌握權力，做對多數人有利的事，比如多數人掌權讓多數人財富增加;而所謂小政府就等于說讓你民主了，但你選的那個總統沒什么權力，權力都已經給了資本家，資本家是不能選舉產生的，這就是資本家獨裁社會。美國本質就是這樣，美國等于是一個武裝商會。
政府官員權力都給了少數人，因此就不腐敗了?官員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不是官員自家的，他無權把權力送給資本家(憲法規定權力是人民的。也就是多數人的，小政府把權力給少數人違反憲法)。權力大的政府被老百姓民主監督，即可以防止腐敗，又可以為老百姓做事，多數人民主監督有權力的政府才能為人民服務;如果政府把權利給了大老板，雖然看起來不腐敗了(官員變成資本家寡頭，這不是巨大腐敗?)但當黑社會和大老板危害老百姓的時候，政府也沒法對付大老板和黑社會，資本家不能民主監督，這不是資本家獨裁?政府就像一桿槍，老百姓希望這把槍被自己控制，能為自己對付強盜，不傷害自己;而只有少數匪徒才希望老百姓手里的槍廢掉。就說女富豪勾結市委書記侵吞國企這個案例，劉迎春，如果實行了小政府，女富豪控制自來水，誰也不能去管她，她可以隨便亂漲價危害老百姓，老百姓一點辦法都沒有。
有人會說，國企腐敗，我用私有化的辦法反腐敗。如果私有化能反腐敗，那應該國企高管和官員為了自己腐敗利益才對，可是現在大官和高管拼命要私有化，說明私有化有利于他們腐敗。如果國企最有利于少數人腐敗、獲取巨額利益，那官僚和大資本家肯定會把自己家私企國有化，可是現實中有一個官僚或者資本家把自己私企國有化來利益最大化的嗎?如果國企最有利于少數人，為啥這次幾個私企老板不把自己的私企國有化，卻偏要勾結官員私有化國企?本來就是，國企如果民主監督了，他們沒法腐敗，就算現在他們拿走利潤也屬于犯罪，后代很難繼承;而私有化之后，他們自己或者親屬拿走利潤合法，后代能繼承，當然私有化有利于少數官僚利益。官僚拼命要私有化、不讓對國企民主管理，說明只有保持國企性質不變，對國企進行民主管理才能真正為人民服務，反腐敗。
權力放給市場的本質就是放給大資本家：不讓政府辦企業，在市場上只有大資本家出錢辦企業，多數人沒錢;市場上多數人給大資本家打工，不能對大資產階級民主，為了不被餓死或者生活困難，就要聽資本家的，生產過程和交易是大資本決定的(資源流動都是大資本家的原則);勞動力市場上不讓國家干預強制集體談判、制定最低工資等保護措施，那么在勞動力是市場上，資本家數量相對打工者少(尤其在中國)，打工者激烈競爭，資本家雇傭工人基本沒什么競爭，因此不讓政府干預保護工人的勞動力市場是大資產階級的買方市場(老板購買勞動力)不符合市場規律，所以“讓市場配置資源”體現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是不讓政府保護工人，讓大資本家通過勞動力市場控制工人;市場上是金錢控制資源，所謂金融市場化之后，大資本家控制資金，自然是大資本家控制資源。總之，他所謂放權給市場，不過是放權給中外大資本家，剝奪了老百姓的監督權。
政府權利是人民的，不是政府官員的。政府是一個公共平臺，官員代表自己私人利益，他們是對立的。把官員腐敗說成政府腐敗，既然政府腐敗了，就應該搞私有化分給資本家。府是個公共平臺，他屬于大家的一塊大餅，只有這個公共平臺的財富多了，才能給大家辦事，政府本身是死的不能腐敗;而政府官員的利益和政府公共平臺是相反的，政府官員代表自己的私人企業私產利益，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來說，把政府的公共資產腐敗給自己，變成自己私產最符合官員利益，也就是說，腐敗本質就是化公為私。吳敬璉混淆概念把政府官員腐敗說成政府腐敗之后，就可以不打擊官員私有化腐敗，而是打擊政府公共平臺，打著反腐敗旗號把政府公共資產送給少數官員和大資本家。世界任何國家反腐敗都是沒收官僚腐敗資本家的私產，沒聽說過反腐敗是把公共資產送給私人，按照吳敬璉的邏輯，官員和資本家腐敗就是化公為私看，你也要打著反腐敗名義化公為私，這不是為腐敗分子服務?
他們所謂的小政府、放權給市場不過是官員勾結資本家巨大腐敗的一個遮羞布。他們的私有化最符合腐敗分子以及大資本家利益。
2、詳細解釋他政策的反動性
他的放權小政府就是葉利欽那種在全世界都失敗的新資本自由主義的借尸還魂：
原始的資本主義，政府不強制資本家繳稅搞福利、不強制集體談判(工人多，相互競爭就會降低工資，必須集體談判才能共進退，提高工資)、隨便解雇，這種原始的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動亂(罷工暴亂不斷)，資本主義幾乎破產。也就是說，原始資本主義時期，政府不限制資本家，不保護工人，導致資本主義幾乎破產。后來，在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高福利，如果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就會失去吸引力，于是也搞福利)、原始資本主義幾乎破產等問題的壓力下，西方國家政府推行了強制資本家繳稅搞福利、鼓勵組織強大工會、集體談判、不讓隨便解雇工人、建立國營企業等限制資本家殘酷剝削、有利于工人自由的措施，這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也是資本主義能進步的條件。(國營企業政府管理，群眾民主監督，可以直接給工人福利，資本家企業政府不能命令提高福利、不讓解雇。國企不能解雇，工人干預給領導提意見對抗，這就有了自由。有了福利，資本家給低工資，工人就可以靠福利生活，不接受他的低工資，因此福利是對抗資本家的辦法，讓工人敢自由對抗。工會罷工、不能隨便解雇，工人自然比以前敢于對抗資本家)哈耶克和撒切爾等大資本家的代言人認為“社會進步帶來的工人福利、國企、集體談判等讓工人不被資本家控制、獲得自由的措施，危害了資本家的自由，應該恢復到原始資本主義那種資本家隨便剝削、沒福利、沒工會的狀態”，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源;所謂新自由主義就是，取消強制資本家繳稅搞福利、限制解雇、集體談判等保護、鼓勵建立強大工會、國企等限制資本家自由剝削的措施，推行政府不干預資本家、減稅、小政府、削弱工會(撒切爾夫人用情報人員破壞工會)、自由貿易、取消福利等反人民政策。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是讓資本家自由剝削，它讓工人失去自由變成奴隸，它是打工者的絕對奴隸主義(隨便解雇，工人自然不敢自由對抗資本家，失去自由;沒福利，工人不接受低工資打工、聽資本家的就會餓死;工會削弱不能集體談判，工資受到影響，聽資本家的，不敢反對，自然就不自由。)它應該叫資本家自由剝削主義，它不過是打著自由的旗號騙人罷了;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反對人類社會進步帶來的保護工人的政策，要讓社會倒退回十九世紀原始資本主義的狀態，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所以在西方都把支持他叫做保守)。總之，因為新自由主義名聲臭了，于是它就會像白骨精一樣變成各種樣子忽悠人，比如它變成“安倍經濟學”“XX經濟學”，但不管怎么變化，它的本質就是那幾條反人民、倒退的政策。(鼓吹新自由主義好的哈耶克就主張用獨裁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可笑的是，哈耶克鼓吹資本家殘酷剝削，卻倒打一耙說國企是奴役。如果國企最容易奴役工人，那么資本家和官僚都愿意奴役，他們為啥資本家和官員現在拼命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把自家企業變成國企?)
這種所謂的新資本自由剝削主義，在西方國家不能完全推行(西方國家普通百姓上街燒汽車等騷亂都是為了對抗取消福利的政策。經濟危機了，卻取消普通人福利?)，主要是靠拉美皮諾切特、葉利欽等軍政府推行(葉利欽炮轟白宮的目的就是強制推行取消福利等美國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很認同;葉利欽殘酷鎮壓工人運動，美國也很認同)，它導致拉美和葉利欽的俄國幾乎破產，它導致中國看不起病、房奴、下崗和血汗工廠，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名聲早已經臭不可聞了。(西方國家普通老百姓大都知道新自由主義就是給大資本家服務的，比如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撒切爾造成嚴重經濟問題，她死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慶祝;比如美國在西方國家里推行新自由主義相對徹底，它是西方國家里福利最差的。所謂不讓政府干預經濟也是假的，當金融危機政府救援資本家、給資本家錢、鎮壓工人運動，資本家就不反對政府干預了，只是搞勞動法、給工人福利的時候才反對。中國經濟學家對救援一些資本家相互借錢造成破產很支持，對嚴格勞動法和福利就拼命反對)。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幾十年帶來了嚴重問題，早已經怨聲載道，為了繼續推行這種在全世界都失敗的、為大資本家服務的政策，就要給它起個新名字騙人，于是它搖身一變成了“XX經濟學”。總之，所謂的“XX經濟學”根本不是新東西，它不過就是在全世界沒有一個成功先例、導致歐美金融危機、導致拉美和葉利欽時代的俄國幾乎破產(俄國普京清算私有化之后才好轉)、導致中國嚴重社會問題的的新資本自由剝削主義的借尸還魂。
極右勢力主張侵吞國企的理論源頭是新自由主義，它的主要內容是：小政府、政府不干預市場、盡量取消社會福利、私有化國企、反對工會、減稅、自由貿易等。下面我們分析下新自由主義的這些主張到底是為誰服務，我們就可以知道新自由主義是什么了。
小政府和放權在第一章里已經分析過了，這里就不詳細說了
分析政府不干預市場：如果政府不干預經濟，那么市場上就沒人能抗衡大資本家了，這樣大資本家就可以通過控制市場來控制經濟，普通百姓靠經濟來活命，大資本家控制了經濟也就控制了多數普通百姓;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基礎薄弱，西方國家工業基礎雄厚，如果第三世界國家不靠政府手段保護本國高端產業，那么本國的高端產業就會被西方國家的企業擠垮，這樣第三世界國家就會成為高端產業被外國控制、血汗工廠遍地的經濟殖民地。通過分析我們看出，政府不干預市場的理論是為大資本家，尤其是西方大資本家服務的。(極右勢力并不是反對所有的政府干預，比如政府救援房地產、救援溫州時候他們就不反對政府干預，而政府要提高最低工資和福利時候他們就反對)
分析取消社會福利：人是自私的，資本主義社會多數人給老板打工沒有積極性，(給別人勞動，所以沒積極性)只能逼迫勞動;沒有好的社會福利，工人不為老板打工就會餓死或者生活極差，工人只能被迫為老板勞動為了。所以極右勢力反對社會福利就是為了逼迫工人給少數大資本家勞動。(有人肯定會問，那歐洲國家為啥有福利呢?歐美國家工人福利是斗爭的結果;歐美國家是先發國家，他們可以搶劫外國資源分給老百姓一點搞福利，這可以保證普通人不造反，但是被他們搶劫的國家就沒能力高社會福利了;西歐國家當年為了和蘇聯競爭，必須搞福利。現在金融危機，歐洲的所謂緊縮政策就是要削減福利。)在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如果打工者對資本家提供的工資等待遇不滿意，他就可以不給資本家打工，靠福利生存，所以福利等于是打工者和大資本家講價錢對抗的工具);取消福利之后，就算資本家提出極低工資和待遇，打工者也要被迫接受，如果他不接受就會餓死，因此取消福利讓打工者失去談判對抗的工具，可以資本家可以減少工資支出，使用打工者接受低工資;福利要讓資本家多交稅，因此取消福利可以減少資本家繳稅。所以取消福利可以減少資本家工資和繳稅，讓工人變成奴隸。
福利增加使企業必須給打工者增加工資，工資成本上升導致國家大量建立高技術的國企(國企可以大規模投資忍受高技術企業的賠錢階段)、少數有能力的私企老投資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血汗工廠私企因成本增加而破產，(只有生產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才有能力支付相對高的工資)這進而導致中國產業升級威脅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益、國企數量大幅度增加、私企血汗工廠模式被淘汰。這樣的結果自然西方大資本家利益。取消福利降低工資支出有利于搞血汗工廠，那么讓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血汗工廠遍地自然符合西方大老板的利益。總之，取消福利有利于中外大資本家利益。
分析私有化國企：控制企業就控制政權，讓中外大資產階級獲得政權，這就是私有化國企的一個最大目的;如果有很多福利好的國企存在，資本家的血汗工廠想要雇傭到工人就必須把工資和福利提高到國企的水平，如果血汗工廠不想提高工資又想雇到工人，那就只有搞垮國企，所以搞垮國企的一個目的是為資本家能雇傭到廉價的奴隸工人;工人支持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搞國企讓工人過上高福利的生活，搞垮國企使工人下崗，那工人就不支持共產黨了，所以摧毀國企也是為了摧毀共產黨的經濟基礎，使中國徹底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只有國企能跟西方大資本家的企業抗衡，國企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搞垮國企可以讓西方大資本家控制中國國民經濟的命脈，中國就變成了經濟殖民地;在國企模式下管理者貪污企業的利潤算犯罪，并且他的后代無法繼承國企，而侵吞國企可以讓官員合法拿走利潤、世代繼承企業;工人在國企里不能被隨意開除，因此權貴無法完全控制工人，搞垮國企之后，國企變成私企，權貴就可以用開除等辦法把工人變成聽話的奴隸。所以私有化國企就是為中外官僚，大資本家服務的。
分析反對工會：反對工會就不多解釋了，那肯定是為大資本家服務的。
分析減稅：很多稅種只有資本家交，普通打工者不交，減稅當然是有利于大資本家的主張;國家稅收少，就沒錢為百姓搞福利，百姓失去福利就只好接受資本家開出的低工資等苛刻條件去血汗工廠勞動。所以減稅也是為大資本家服務的
分析自由貿易：張三在一個院子里養了一群狼，李四在一個院子里養了一群羊，有一天張三對李四說，“我們實行自由放養，都分別打開羊圈和狼圈的門，讓羊和狼自由來往，誰也不能限制它們”，如果李四同意了養狼人張三的建議，那他的羊一定被吃光，他也會被張三控制;如果一個國家工業基礎很薄弱，他還完全開放國門搞自由貿易，那就會因為本國工業基礎薄弱，導致本國的高端產業就會被外國壓垮，這樣本國一定會被外國控制。所以自由貿易是為西方大資本家服務的。
通過逐條分析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觀點，我們看出新自由主義理論完全是為中外大資產階級服務的理論，它追求的是大資本家不受任何干預的剝削自由，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大資產階級獨裁的國家，把打工者變成大資產階級的奴隸。以上的新自由主義就是“XX經濟學”，“XX經濟學”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偽裝。
下面我們看看“XX經濟學”理論在全世界推行之后帶來了什么結果。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田”的拉丁美洲，人們發現，在十多年“模范”遵循“華盛頓共識”制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后，自己國家經濟嚴重衰退、政治劇烈動蕩和社會加速瓦解。
比如阿根廷，1980—1997年國內占人口 10%的富人擁有國民收入的比重由26.6%上升到30%，占人口30%的窮人所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2.4%下降到8.2%。2001年12月，阿根廷爆發了經濟、政治、社會危機。經濟陷入癱瘓，外貿陷于停頓，儲戶瘋狂擠兌，多年不見的外匯黑市活躍，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股市下跌近三分之一，銀行間比索隔夜拆借利率曾暴漲至300%，投資者紛紛撤離。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了一本引人注目的書：前蘇聯著名改革理論家，現俄國自由派政黨領袖葉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的新著“激勵與制度：俄國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與Serguey Braguinsky合著)。葉林斯基卻在其這部新著中明確表示，以“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為標志的俄國經濟改革，徹底失敗了。他開宗名義，認為如下三個指標不容辯駁地揭示了俄羅斯今天深重的災難： 俄國已經“非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不僅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及1989年水平的50%，而且機械工業萎縮了一半，整個經濟全靠向國際市場出售石油和天然氣維持;俄國經濟已經“非貨幣化”，實物交換(如許多工廠不發工資發產品)竟占全部交易的70%。這是對“向市場經濟過渡”說法的絕大諷刺，因為現代市場經濟起碼應是貨幣化的經濟;十年“過渡”，俄國人均壽命下降了近十歲!根據世界銀行研究，44%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盡管莫斯科等少數大城市還有浮面上的繁華。哈佛大學薩克斯教授(“休克療法”首倡者)的轉變。他于1999年11月7日在“華爾街日報”寫到，“我過去對于大眾私有化是過度樂觀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國的證卷私有化，很快就變成了腐敗性的資產掠奪。管理者侵吞資產，而證卷持有人到頭來往往一無所有”。他甚至主張有選擇地重新國有化，將一些嚴重腐敗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來。
一家規模與法國道達爾(ToTal)相當的石油公司，以8800萬美元賣出40%股權(道達爾2006年出售的價格高達1930億美元)。生產全球五分之一鎳的諾里斯克鎳礦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億美元出售——雖然光是它的年獲利很快就超過15億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過科威特，售價為3.09億美元;現在它一年獲利超過30億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權售價1.3億美元;短短兩年后，這些股權在國際市場價值已飆到28億美元。一座龐大的武器工廠以3000萬美元賣出，相當于亞斯本(Aspen)一棟度假豪宅的價格。
“也許最驚人的發現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國人，大部分的工資收入也沒有出現大幅上漲。大贏家是為數甚少的一群精英，他們僅占總人口的1%。” (克魯格曼 劉波譯《美國怎么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
“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觀察。” (日谷 鄭萍譯 《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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