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五代上臺之后，軍方聲音在外交決策中愈來愈大，遭受到自由派的強烈批評，軍人干政論、好戰論不時見諸輿論。實際上，自由派的矛頭并不僅僅針對軍人，而是軍人后面的第五代。
軍方學者近來對時政熱點的發言愈來愈多，尤其是少將羅援、楊毅等，不僅對中國對外政策，而且對內政亦多加點評，向外界傳遞軍方的看法與見解，形成一個特殊的意見領袖群體。由于他們立場強硬，往往被視作鷹派，也成為自由派人士集體針對的目標，被戴上“好戰主義、窮兵黷武”等帽子。尤其是原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等人，更曾經當面指摘羅援“好戰必亡”。
批評軍人干政的自由派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體制外學者，他們認為軍隊應該國家化，軍人應政治中立，不應站出來對國家大政方針指指點點;另一類是體制內的自由派，尤其是外交系統的既得利益階層，這些人曾長期掌握外交決策，認為軍人不時發表言論，動了外交官的蛋糕，而且會將國家帶上軍國主義的邪路。
自由派夾槍夾棒，表面上批評軍方學者，實際上真正指向的是中共第五代。習近平上臺之后，無論意識形態，還是外交路線都向左轉，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尤其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軍方在決策中的影響力開始凸顯，包括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等軍界要人躋身國安委，加上軍方智囊機構開始唱主角，改變了外交系統一家獨大的局面。自由派囿于國內情勢，不敢直接批評第五代，但對站在前臺的軍方學者卻大加撻伐。
其實，中國很多自由派已淪為天真的和平主義者，就像吳建民，認為不管甚么問題都應該用和平手段解決，不能再使用戰爭手段。但是歷史事實證明，并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美國軍事重返亞洲，將大部分的核潛艇調回太平洋，日本整軍備戰，不斷升級軍事裝備，中國要不要做好戰爭準備呢?
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將和平當作最高目標，甚至可以隨意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用土地換和平，這種無原則的和平主義者，與漢奸賣國賊又有何異？說句嚴重的話，一旦外敵入侵，這些人馬上就會搖身一變，成為當代的秦檜、汪精衛。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外交政策亦如此。毛澤東時代是左傾，鄧小平時代開始右傾，到河蟹時代中國幾乎到了人盡可欺的地步，如今歷史指針又向左偏，軍方意見受到重視，這也是形勢發展的必然。正如羅援所說，軍人的“言戰”并非“好戰”，言戰目的是備戰、懾戰和止戰。能戰方能言和，有備才能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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