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反黨”和指人“反黨”者都需敢當》。紅歌會網友高天流水評論說：“看不懂這個‘評論’到底想表達什么”。我在《必須注意互聯網和青年工作上的問題》文中，也感覺環球時報也如它自己所說：“面臨了表述時詞不達意的大量困難。”如這篇社評，一方面把《紅旗文稿》無特定人指的普遍性的批判，點名道姓地落在三個人身上，構成指控，另一方面又說《紅旗文稿》“不能代表黨組織”，說“由于《紅旗文稿》是《求是》雜志的子刊，常被定義為‘官方媒體’，一些人認為這是該雜志為上述三人戴上‘反黨’帽子，有人驚呼‘文革再現’”，模模糊糊，觀點不鮮明，這也許就是評論說的：“中國輿論場嚴重分裂，主流社會對這種分裂的態度既明確又模糊”，“中國無法是你和周圍人都盡情任性，而它卻處處委曲求全的國家。”“很多人主張社會應當是寬容的，這同樣是我們的希望。”
社評說這三個人“他們希望看到的。比如他們因此而變得更加有名，受到特定人群和力量、有時包括西方力量的更多關注和支持。……這種獲益大概也是其中有些人刻意充當‘輿論反對派’的動因之一。”我看，就三人中的茅于軾來說，他早已是有名的大右派，拿著外國的錢，其動因決不是社評所說的，他是從骨子里反黨，定漢奸國賊(在抗日戰爭期間，移居馬來西亞的商人陳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個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都是貨真價實，已曾有5萬網民聯名舉報，要他“面臨輿論場之外的某些后果”。
我這么說，絕不是提倡以言定罪，不要言論自由。我的文章標題說的很清楚：我同意社評的“無論什么人和力量來輿論場上‘舉自己的旗幟’，他們都需‘敢作敢當’”主張，同時我提出，要人敢作敢當，中國應先“須讓人敢說敢當”，允許人說負責任的話。
我沒有“自己的旗幟”，只鮮明地舉著馬列毛主義旗幟;我80歲了，無力實際有所作為，談不上“敢作敢當”;但是敢言，也敢說敢當，“坦然面對由此引來的其他后果”，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我所苦的，是說話不暢。不僅文章經常被封，博客賬戶也被幾家網站取消，其中就有環球網，它對不同意見并不寬容。
不能說現在沒有言論自由，試看攻擊中國共產黨，污蔑毀謗黨和國家締造者，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賣國言論，敗壞風尚，不僅可以自由發表，還可以做報告，入廟堂;但要說有言論自由，又且看堅持毛澤東思想，對改革開放持不同意見的左翼網站，齊刷刷地非法封閉了;我的搜狐博客、環球博客都被封過，在毛澤東誕辰那天發表的《紀念人民導師毛澤東誕辰121周年》，有官方網不發表，新華網發表后大約半小時又撤掉了……言論自由并不是普世價值。但封資修思想和資本主義泛濫，馬列毛主義和社會主義不能張揚，不能不說是今天中國社會主義輿論場亂象。
2014年快過去了，兩天后新年就來了，希望新年有新氣象。就言論而言，只要動口不動手，只要擺事實講道理，不造謠毀謗，就應當給予自由。這不是我個人要求，是憲法賦予的人民言論自由權利。社會、官方媒體要有所擔當。“讓人說話，天不會垮下來”，應當象毛主席說的，即使是有錯誤思想的人，也“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評判。”對于錯誤的東西，不批判不行。對意識形態中的、理論上的斗爭，采取禁止的辦法，相當于閉眼不看外界，外界絕不會因此就不存在;歷史上，由于簡單粗暴的方式，不知道有多少新生力量，合理的意見受到壓抑。
明年，我將著重談經濟問題，經濟是我最擔心的，相信也是人民、國家和黨最憂心的。這關系于中國的興衰，人民的生活，希望能夠有一個自由討論的寬松環境，希望能如毛主席說的，在科學問題上持慎重的態度，不要輕率地壓制不讓不同意見發表。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就是：要多商量。用改革的語言，就是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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