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大教授賀衛方受邀給廣東省委老干部局作學習四中全會精神報告一事引發了持續關注。作為著名公知，賀衛方因其此前眾多顛覆性言論，使此次廣東之行備受關注。有言論指賀為“砸鍋黨”的代表，并進而質疑廣東省委在此敏感時期請他作報告意欲何為。
可能是覺得這些質疑聲音火藥味太濃了，更有可能是出于彌合當下中國輿論場分裂、積極尋求建設性共識的苦心，《環球時報》刊發了社論，題為《賀衛方‘講座門’不應被過度引申》。這篇社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對賀衛方，“由于輿論場上相互攻訐十分嚴重，不排除賀衛方在一定程度上被標簽化了”，而且“賀最近一段時間的公開言論有所調整”；二是對主辦方，請賀衛方作報告這一安排“更可能是技術原因層面導致的”，比如并不了解賀的背景。
《環球時報》的善意與苦心，筆者能夠體會。面對當前思想輿論場高度異質甚至對立的局面，努力收拾山河，實屬必要。但是，彌合分歧與對話不僅需要寬厚善意，更要有政治敏感性。對“講座門”的質疑，無疑是這種政治敏感性的體現，而非過度政治化地引申。
以賀衛方本人而論，第一，與其說他是“被標簽化”，毋寧說是“自我標簽化”。任何公眾人物都難免被人貼上這樣那樣的標簽，這個標簽是依據其長時期言論表現而得出的總體評價。賀的許多廣為人知并為其邀足時譽的言論，都是紅口白牙說出來白紙黑字發表了的，有些還有錄音錄像，到目前為止也沒見賀衛方矢口否認，那就不能說他是“被標簽化”了。第二，所謂賀衛方近期言論的某些“調整”，是什么樣、什么層次上的調整，這還有待鑒別。賀確實對中央近期的一些政策，例如清除政法隊伍中的害群之馬、查辦周永康等表示擁護，但不能據此就一廂情愿地說他放棄了之前的核心觀點。對照他以往種種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行為，例如一面聲稱中共是最大的非法組織、一面又保留黨員身份，更不能不叫人生疑。修辭當立其誠，既然一個人以往有太多的不誠之辭，我們如何根據最近的只言片語就斷定他“調整”觀點了呢？
關于主辦方，《環球時報》的體諒也未免太過寬厚。賀衛方的思想傾向和背景，一般關注當下中國社會思潮者都有所了解，更何況堂堂廣東省委直屬機構?退一萬步說，假使主辦方負責人真的對此一無所知，那只能暴露出該負責人工作作風上的嚴重問題。全省的老干部學習會，學習的又是十八屆四中全會這樣重要的會議的精神，主辦方本應該認真遴選報告人，但實際上卻是把一位并不了解的學者請過來奉為座上賓。這只能說，他們把貫徹四中全會這樣重要的政治工作視作兒戲、敷衍了事。
《環球時報》認為，作為黨的機構，廣東省委老干部局不太可能趟輿論斗爭的渾水，更不可能和中央的政治路線相違背。借鑒以往思想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的教訓，不難發現，近年來一些黨的機構主動放棄輿論陣地甚至倒戈成為反黨堡壘的事件并非不存在。否則何來廣為人知的“砸鍋黨”“帶路黨”之說？前段時間被《嘉興日報》除名的王垚烽不正是黨媒的評論員嗎?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前年同樣發生在廣東的“新年獻詞”事件不正是由廣東省委宣傳部主管的報紙發起的嗎?固然，我們不能輕易斷定廣東省委老干部局有特殊的意圖，但這也不意味連合理質疑的權利也要一并放棄。
由此看來，“講座門”中對賀衛方的質疑并非空穴來風。即使此次事件的真相如《環球時報》所推測的那樣，也不能說明質疑者是政治化的過度引申。這只是公眾正常的政治敏感性的表現，體現了對其知情權的合法訴求。《環球時報》社評所體現的寬厚善意固然令人欽敬，但正如魯迅所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這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后的警句。面對當下中國輿論界的分裂與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在法治的基本框架內，更應鼓勵公眾以較高的政治敏感性進行積極監督、質疑和批評，在必要時也要敢于斗爭和亮劍。比起一味作人家并不領情的善意體諒，這也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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