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還是1998年，妻子剛剛懷孕，跑去看產科醫生。醫生是位白人女性。一見面，知道妻子是個讀日本文學博士的中國人，馬上就開始討論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又談起科索沃的屠殺，以及許多人類歷史中的邪惡，乃至診斷過程拖得很長。回來妻子還感慨，說這么一位忙得四腳朝天的醫生，貌似把書看完了，而且讀得很細致。
應該說，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對美國公眾的影響是震撼性的。當時不僅僅是書，書的出版和暢銷，使她頻頻出現在主流媒體，特別是各大電視網中。比如，1998年12月，她出現在美國公共電視臺由JimLehrer主持的《新聞小時》(The NewsHour)中，和日本大使就日本的道歉是否算道歉展開了長時間的辯論。JimLehrer有政治新聞第一主持的地位，是大選總統辯論的主角之一。這大概是美國黃金時間最有影響的嚴肅新聞節目了。日本右翼曾組織反擊，但很難抵擋這本書的沖擊波。另外，不僅僅是張純如的著作，東亞研究界，南京大屠殺也是個挺熱門的題目。當時耶魯的中國史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本是研究清代軍機處的專家，也被這個題目吸引，在耶魯存留的檔案中發現了許多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記載，決定編輯成書。當時我的妻子給她當助手，并自報奮勇到圖書館找到許多日本人的研究，一字一句翻譯給她。這只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小花邊。更為系統的研究，美國還有許多。不過，經過張純如那本書的沖擊后，美國社會在整體上對南京大屠殺有淡忘之勢。至少現在這方面的記憶遠遠不如十五六年前張純如的書正熱的時候。道理似乎不難理解：這是中國人要記住的事情。不能指望美國人幫我們記住。美國人還自覺得處于世界中心，事事關心。結果是，有許多事情要來競爭美國人的記憶。特別是911之后，美國人的注意力轉移，南京大屠殺早就淹沒在各種其他事件和新聞之中了。另外，所謂“美籍華人”，到2010年時大致占美國人口的1.2%，大概不及美國猶太人的一半，文化影響力就更小。即使在這個小群體中，也分大陸、臺灣、港澳等多種群體。大家的歷史記憶和意識形態都很不同，難以發出一致的聲音。在大陸人中，比如象我們這些50后、60后、70后，在國內成長期間“南京大屠殺”也從來不是個重大紀念日;到了美國，每逢12月13日自然靜悄悄地沒有聲音。在這種情況下，你怎么能期待美國人記住這件事呢?現在事后想想，當年“南京大屠殺”在美國那么轟動，實在有些不可思議。這其實全是張純如一人之功。
當然，更深層的歷史原因并非沒有。美國人敏感的，是日本的戰爭責任。南京大屠殺只能放在這個框架中來看。但是，即使是日本的戰爭責任，對美國人而言也并非多么沉重的問題。
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打得相當艱苦。但是，這場戰爭畢竟進行了不到四年，而且基本在本土之外，美國人自己沒有經歷過生靈涂炭之痛。即使是偷襲珍珠港，美國死亡人數也就2000出頭，還趕不上911。但是，美國對日本動用了原子彈。其實，東京大轟炸等空襲，造成的死亡已經超過了原子彈的殺傷力。戰后美國人看到被自己摧毀的日本，心里開始歉疚。另外，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把日裔美國人送進集中營，如今已經正式道歉。所以，雙方當時雖然打得你死我活，但許多美國人，特別是自由派，對日本反而有些歉意。戰后美國專家到日本工作，技術秘密放在桌子上，但成心告訴日本同事：自己要出門，好久不會回來。確保留足了時間讓日本人放心把技術偷走。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是一種補償方式。 更重要的，是美國在占領日本期間政策的改變。當時領導占領軍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強悍的保守主義者，執意要和天皇合作，進而對天皇進行了一系列保護，使之免于戰爭罪，據說包括銷毀了大量罪證。不過，在占領初期，核心目標還是清算軍國主義，審判戰犯，釋放政治犯。許多在戰爭中被囚禁的左翼人士，包括共產黨，都被釋放出來，重新活躍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之中。大量來自美國的左翼“新政知識分子”，在重建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戰后的和平憲法，就是這么一個產物。 不過，這一切隨著冷戰的到來而改變。1946年，丘吉爾發表了“鐵幕降臨”的著名演講。1947年，美國面對共產主義勢力的節節勝利而恐慌，調整政策，到1949年蔣介石敗走大陸，新中國成立，接著不久又開始了朝鮮戰爭。所以，從1947-1948年，一直到1952年占領結束，美國對日的政策走上一個“逆轉過程”(Reverse Course)，即從清算保守勢力轉向和保守勢力全面合作，包括啟用戰犯，對左翼及共產黨嚴加監視、打壓，甚至還敦促日本再次武裝起來。但這后一點，被機敏的吉田茂所拒絕。美國的“逆轉過程”，對塑造戰后日本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包括日本有了幾十年實際上的一黨政治;政府停止了對戰爭的反省。美國國內，要求日本反省戰爭責任的聲音，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成不了氣候。當然，偶然的亮點并非沒有。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的走紅是一例，Herbert Bix的《裕仁天皇傳》，也是全面檢討天皇戰爭責任的力作，很暢銷，而且他經常在重要關頭站出來在媒體上發聲。但是，如果美籍華人沒有猶太人那樣的精神和影響力，那么要維持美國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長期注意力，靠孤立的幾本書、幾個人是不可能的。 美國的政治，由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爭斗所界定。自由派和保守派大致有個特點。自由派總喜歡在那里反省美國作錯了什么。保守派則總是強調美國作對了什么，把美國當成“山崖上閃光的城”、人類的典范。在太平洋戰爭問題上，總覺得美國作錯了事的自由派，忙著譴責原子彈，仿佛美國對日本犯了罪，自然顧不得日本的戰爭責任了。保守派此時總會反擊，強調戰爭的正義性、原子彈使用的正當性，但是也總是點到為止。因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加珍重日本這個保守派執掌的反共盟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和自己最鐵的追隨者之間，怎么會沒完沒了地指責后者?在這樣的政治框架中，南京大屠殺在1990年代能獲得那么大的注意，我看已經相當不易了。 (注：本文原標題為《從美國看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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